57.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

亲爱的考茨基先生：

　　我终于着手答复您11月8日的来信了。

　　1848年革命的实际任务之一（而一次革命的实际的、非幻想的任务总是可以通过这一革命而得到解决的），是恢复中欧那些被压迫、被分割的民族，因为一般说来当时它们是有生命力的，特别是已经成熟得可以独立了。对于意大利、匈牙利和德国来说，这一任务由革命的遗嘱执行人波拿巴、卡富尔、俾斯麦根据当时的关系予以解决了。剩下的是爱尔兰和波兰。这里可以撇开爱尔兰不谈，它只是非常间接地影响大陆的事务。而波兰地处大陆中部，使波兰保留分割状态的，正是一再把神圣同盟²⁴⁸联结起来的那种联系，所以波兰使我们很感兴趣。

　　一个大民族，只要还没有民族独立，历史地看，就甚至不能比较严肃地讨论任何内政问题。1859年以前，在意大利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甚至当时算是最有力的因素的共和主义者，也并不很多。共和主义者到1861年以后才多起来，以后，他们的最优秀的力量投入了社会主义者的行列。德国的情况也是这样。拉萨尔在幸运地被枪弹击中的时候，已经准备承认事业失败并准备放弃事业了。只是在1866年大普鲁士统一小德意志的问题实际解决了以后²⁴⁹，拉萨尔派也好，所谓爱森纳赫派²⁵⁰也好，才有了意义；只是从1870年波拿巴进行干涉的渴望彻底破灭以后，事业才具有很大的规模。假如在我们这里还保留着旧的联邦议会²⁵¹，那我们的党会怎么样啊！匈牙利的情况也一样。只是从1860年起它才被卷入现代的运动：上层是欺诈，下层是社会主义。

　　无产阶级的国际运动，无论如何只有在独立民族的范围内才有可能。1830―1848年，贫乏的共和的国际主义寄希望于法国，认为它负有解放欧洲的使命，其后果是法国的沙文主义日益加强，以致法国解放世界的使命，以及与此相联的领导运动的长子权利，直到现在还在步步妨碍着我们（在布朗基主义者身上表现为讽刺的形式，而在譬如马隆及其同伙身上也表现得很强烈）。而在国际^FN1里，法国人也把这个观点当做天经地义的东西来坚持。只有事变才能说服（而且直到今天还在继续说服）他们——以及许多别的人，使他们相信，国际合作只有在平等者之间才有可能，甚至平等者中间居首位者也只有在直接行动的条件下才是需要的。只要波兰还被分割，还受压迫，那末不论是国内的强大的社会主义政党的发展，还是德国和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同除流亡者以外的任何波兰人的真正的国际交往的发展，都不可能。每一个波兰的农民和工人，一旦从自己的闭塞状态中觉醒起来参加为共同利益进行的斗争，首先就会碰到存在民族压迫的事实，它到处都是他们前进道路上的第一个障碍。排除民族压迫是一切健康和自由的发展的基本条件。^FN2那些不把解放国家提到自己纲领的首要地位的波兰社会主义者，我比之为不愿意要求首先废除反社会党人法¹⁰⁹，实行出版、结社和集会自由的德国社会主义者。要有斗争的可能，首先需要有土壤、空气、光线和场地。否则，一切都是空话。

　　关于在最近一次革命之前波兰是否能恢复的问题，没有什么意义。我们根本无意阻止波兰人去努力争取为自己进一步发展所极其必需的条件，或者要他们相信，从国际观点来看，民族独立是很次要的事情，而事实上则相反，民族独立是一切国际合作的基础。此外，在1873年德国同俄国差一点打起仗来²⁵²，所以当时波兰完全可能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得到恢复，成为以后的真正的波兰的萌芽。如果俄国的先生们不在最近停止自己的泛斯拉夫主义阴谋和在黑塞哥维那的挑唆²⁵³，他们就会招致一场他们自己、奥地利和俾斯麦都控制不了的战争。黑塞哥维那的事态严重，只有俄国的泛斯拉夫主义政党和沙皇感到有兴趣；波斯尼亚匪帮则同现在在那里活动的愚蠢的奥地利大臣和官僚一样，并不引起人们多大的兴趣。因此，并不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即甚至不经过起义，而仅仅由于欧洲的冲突就恢复独立的小波兰，正如资产阶级所发明的普鲁士小德意志的建立并不靠这个资产阶级所幻想的革命道路或议会道路，而是靠战争一样。

　　因此，我坚持这样的意见：欧洲有两个民族不仅有权利，而且有义务在成为国际的民族以前先成为国家的民族：这就是爱尔兰人和波兰人。他们只有真正成为国家的民族时，才更能成为国际的民族。波兰人在一切危急关头懂得了这一点，并且在革命战争的一切战场上证明了这一点。只要使他们失去恢复波兰的期望，或者使他们深信一个新波兰不久就会从天上掉下来给他们，他们就会对欧洲革命失去任何兴趣。

　　我们尤其没有丝毫理由在波兰人不可避免地渴望独立的时候去阻挡他们。第一，他们在1863年发明和运用了俄国人现在很有成效地在仿效的斗争方法（《柏林和彼得堡》附件二）²⁵⁴；第二，在巴黎公社中，他们是唯一可靠而有才干的统帅²⁵⁵。

　　然而，反对波兰人的民族意向的是那些人呢？第一，是欧洲的资产者，波兰人从1846年起义²⁵⁶以来，并且由于自己的社会主义倾向，对他们失去了任何信任；第二，是俄国的泛斯拉夫主义者和受他们影响的人，例如以赫尔岑的眼光来观察事物的蒲鲁东。要知道，在俄国人中间，甚至在他们的优秀人物中间，现在已摆脱了泛斯拉夫主义的倾向和回忆的人寥寥无几；俄国的泛斯拉夫主义的使命，在他们看来是毫无疑问的，正象法国的天生的革命倡导权在法国人看来是毫无疑问的一样。其实，泛斯拉夫主义是在并不存在的斯拉夫民族这一假面具之下争夺世界霸权的骗人计划，它是我们和俄国人的最凶恶的敌人。这种骗局总有一天会烟消云散的，但目前还能给我们造成不少不愉快的事情。现在正在准备着一场泛斯拉夫主义的战争，作为拯救俄国沙皇制度和俄国反动势力的最后一线希望；战争会不会发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如果发生，只有一点是无疑的：在德国、奥地利和俄国本身出色地进行着的向革命方向的发展，将完全被破坏，并且被推到现在还很难预言的其他道路上去。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们也会因此失去三年到十年，那时情况很可能是：在德国，可能也在俄国，宪制的“新纪元”²⁵⁷的到来将有一个短时间的延期；在德国领导下实现小波兰；对法国进行报复战争；各民族互相进行新的挑拨离间；最后，产生新的神圣同盟。所以，泛斯拉夫主义虽然已经快进坟墓了，或者正是因为这样，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甚地成为我们的死敌。卡特柯夫们、阿克萨柯夫们、伊格纳切夫们及其同伙都知道，只要沙皇制度一被推翻，俄国人民一登上舞台，他们的统治就永远结束了。因此，在国库空虚而又没有一个银行家肯借给俄国政府一文钱的时候，就产生了进行战争的这种热望。

　　一切泛斯拉夫主义者都恨死了波兰人，因为他们是唯一的反对泛斯拉夫主义的斯拉夫人，即神圣的斯拉夫事业的叛徒，而这些人是必须用暴力包括在大斯拉夫沙皇帝国之内的，帝国未来的首都将是沙皇格勒，即君士坦丁堡。

　　您可能要问我，难道我对小的斯拉夫民族和被插进斯拉夫民族中去的三个楔子——德意志人、马扎尔人和土耳其人——分割得支离破碎的那些民族不抱任何同情吗？的确是少极了。捷克斯洛伐克人呼救道：“上帝呵，世界上竟没有人公正地对待斯拉夫人〈原文如此〉！”^FN3，彼得堡予以响应，于是捷克的整个民族运动都盼望沙皇“公正地对待”他们。其他的人：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斯洛文尼亚人，加里西亚人，卢西人（至少是一部分）的情况也是如此。但是，我们不能维护这些目的。只有在沙皇制度崩溃以后，这些小民族的民族意向同想取得世界霸权的泛斯拉夫主义倾向脱离了联系时，我们才能给予他们行动自由，而且我深信，对于多数奥地利―匈牙利的斯拉夫人来说，只要有六个月的独立，他们就会央求接受他们回去。但是无论如何不能承认这些小民族拥有他们现在在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东鲁美利亚硬说自己拥有的那种权力，即阻止修筑通君士坦丁堡的欧洲铁路网的权力。

　　至于在瑞士的波兰人之间的意见分歧，这是流亡者的争论²²⁹，很少有什么意义，而对于流亡的人来说意义最小，他们三年以后就要庆祝自己的一百周年纪念日，而且在全体流亡者想要进行什么活动，或者，哪怕是制定什么计划的时候，他们那里就一个接着一个地提出方案，并用一种新的所谓理论代替另一种理论。我们之所以不赞成《平等》杂志的先生们的观点，其原因就是上面讲的那一切；我们在为庆祝1830年11月29日的五十周年而写的、在日内瓦的大会上宣读过的信^FN4中，把这一点通知了他们。您可以在报告（《报告文集》，《平等》杂志丛书第一辑，1881年日内瓦波兰文版第30页起）中找到这封信。日内瓦的俄国人的一些激进而响亮的词句，显然给《平等》杂志的先生们留下了印象，现在他们想表明，对民族沙文主义的指责与他们无关。这种错误想法之所以产生，仅仅是由于一些地方性的和暂时的原因，它是会消失的，不致于对波兰本身有特别的影响，所以不值得花工夫来详细地加以驳斥。

　　波兰人将通过什么方式同旧波兰的立陶宛人、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以及同德国人达成关于边界的协议，这个问题暂时并不使我们感到兴趣。

　　然而，甚至在所谓“被压迫”国家内工人也很少受教授和资产者的泛斯拉夫主义欲望的毒害，这一点已由波希米亚^FN5的德国工人和捷克工人的出色的团结所证明。

　　就此搁笔。衷心问好。

您的　弗·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