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亲爱的伯恩施坦先生：

　　我今天才着手答复您12日的来信。马克思同他最小的女儿^FN1已从威特岛回来了，两人都觉得身体好多了。马克思很结实，昨天同我毫不停歇地散步了整整两个小时。因为他还没有开始工作，另外，在吃午饭的时候（即在下午五点钟）拉法格夫妇经常来，而且有好的比尔森啤酒，所以我白天的时间大部分都白白地过去了，而从三年前我的左眼受了损害（患慢性结膜炎）时起，我就避免在灯光下写东西。

　　既然现在我恰好在马克思这里，就请您以他的名义衷心感谢赫希柏格提出的恳切建议；但马克思未必能采用它；关于他到南方去的问题，唯一能肯定的是，他不会到里符耶腊去，而且根本不会到意大利去，这完全是由于警察当局的缘故。对于正在恢复健康的人来说，首要条件是避免警察找麻烦，当然，除俾斯麦帝国以外，意大利在这方面给我们的保障是最差的。

　　关于德国“领袖”中的情况的报道，使我们很感兴趣。我从来不讳言：在我看来，德国的群众要比领袖先生们好得多，特别是在党由于报刊和宣传而变成了为这些领袖提供黄油的奶牛，而俾斯麦和资产阶级却突然宰了这头奶牛²⁴⁰之后，情况就更是这样了。一千人因此一下子被剥夺了生存条件，对他们来说，他们没有直接处于革命者的状况即没有被放逐到国外去，这是一种不幸。否则，许多现在垂头丧气的人都会转到莫斯特的阵营里去，或者无论如何会认为《社会民主党人报》是过于温和了。这些人大部分都留在德国，而且必须这样做；他们大部分都处于相当反动的环境中，在社会上备受排斥，为了自己的生活而依靠庸人，因而大多数人自己也被庸俗习气所侵蚀。他们的一切希望很快都集中在废除反社会党人法上面来了。在庸俗习气的影响下，在他们中间产生了一种确实荒唐的幻想：只要温顺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这是毫不足怪的。对意志薄弱的人来说，德国是一个很坏的国家。民事关系和政治关系的狭隘琐碎，甚至在大城市中也存在的闭关自守，在同警察和官僚进行斗争时总要遇到的小小的但是层出不穷的阴谋诡计——这一切都把人弄得筋疲力竭，而不是激发人起来反抗；这样，在这个“大幼儿园”²⁴¹里，许多人自己也变得很幼稚了。生活条件的狭隘造成了眼界的狭隘，所以生活在德国的人，必须有很大的智慧和精力才能超出身边的事物而看得更远一些，才能看见世界大事的巨大联系，才不致于陷入自满自足的“客观性”。这种“客观性”不能看得比自己的鼻子更远，因此恰恰是最狭隘的主观性，虽然它是成千的这种人都具有的。

　　但是，无论这种用“客观的”过分聪明来掩盖自己缺乏判断力和抵抗力的倾向是怎样自然而然地产生，我们还是必须对它进行坚决的斗争。而在这里，工人群众本身是最好的支点。在德国，只有他们是生活在比较现代的条件下，他们的一切大大小小的不幸都是资本的压迫所造成的，而德国的其他一切斗争，无论是社会斗争或政治斗争，都是琐碎的和微不足道的，而且是围绕着一些在别的地方早已解决了的琐碎的事情打转；工人的斗争是唯一伟大的、唯一站在时代高度的、唯一不使战士软弱无力而是不断加强他们的力量的斗争。因此，您能在真正的、没有变成“领袖”的工人中间给自己找到的通讯员愈多，您就愈有可能对抗领袖的号叫。

　　这一次各种稀奇古怪的人被选入帝国国会，这是必然的。尤其遗憾的是，倍倍尔没有当选²²²。只有他具有清醒的头脑、政治的远见和充沛的精力，不致容许蠢事发生。

　　有我们的议员郑重参加辩论的速记记录²⁴²，您能否在用过以后寄给我们用一两个星期？记录由我负责归还。报纸的报道是完全不能信赖的，对此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得到了证实，我们无法使任何一个议员，其中包括李卜克内西，把应受谴责的发言寄给我们。

1月31日

　　这封信不得已又中断了。顺便说说，正逃往美国的小赫普纳曾经到过这里，他囊空如洗，精神空虚。这是一个在各方面都微不足道的人，他写了一本用心善良的小册子论述法庭判决词的强制执行、票据法、犹太人问题以及邮政改革——所有这一切都是枯燥而又枯燥的东西；他十年以前原有的犹太人的机智²⁴³都见鬼去了；我几乎要劝他去受洗礼呢！不过，由于他的缘故，我便有机会了解新的帝国司法法规。这是一些极端乌七八糟的东西。普鲁士邦法的所有的全部肮脏东西同拿破仑法典²⁴⁴的一切卑鄙货色拼凑在一起，但却没有拿破仑法典的优点。法官拥有在一切方面自由决定之权，除了纪律条例之外，他们不受任何约束，所以在政治事务中他们的决定当然将取决于而且现在就是取决于他们的“自由裁断”。这样一来，在德国普遍存在的那种环境下，法官必然会成为行政当局的官吏和警察意志的传达者。此外，有人讲（这句俏皮话大概是文特霍尔斯特讲的），莱昂哈特在临死的时候说过：“现在我对普鲁士人实行了报复，我给他们制订了一个使他们必然毁灭的诉讼程序。”

　　毕尔克利的那种有息的和应起货币作用的抵押证券，比老年黑格尔分子波兰人采什科夫斯基的糊涂透顶的方案还要陈旧得多。²⁴⁵这类想要造福世界的计划，早在成立英格兰银行时期就编造过。因为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还根本没有谈信贷（简单的债务关系除外），所以在那里对信用货币最多只能从它们的最简单的形式（价值符号等）以及从它们最附属的货币职能的观点来加以研究，而无论如何不可能再去研究有息的信用货币。因此，毕尔克利对施拉姆说：《资本论》中所有这些地方都没有接触到我的特殊纸币，这点他说得对，而施拉姆援引《资本论》证明说，毕尔克利对货币的性质和职能一窍不通²⁷，这点他说得也对。不过这还没直接揭露毕尔克利关于货币的特殊方案的全部荒谬性；为此，除了一般地证明这种“货币”不能实现根本的货币职能之外，还要求对这类证券所真正能够实现的职能进行专门的研究。要知道只要毕尔克利一说：“我同马克思有什么关系？我是追随采什科夫斯基的”，则施拉姆反对他的全部论据一下子就不能成立了。——幸好《社会民主党人报》没有干预整个这件事情。所有的这种鼓动大概会自行沉寂下去。

　　危机是政治变革的最强有力的杠杆之一，关于这点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已经讲了，在《新莱茵报评论》上也根据到1848年为止的资料指出过，而除此之外，还指出过，繁荣的恢复会破坏革命，会为反动派的胜利创造条件。²⁴⁶在进行详细分析的时候，必须注意中间危机，它们有些是比较带地方性的、而有些是比较带特殊性的；这种局限于纯粹证券投机事业内的中间危机，现在我们正在经历；1847年以前，这些危机是有规则的中间环节，所以在我的《工人阶级状况》^FN2中周期还是确定为五年。

　　在法国，双方都犯了严重错误，但最后是马隆和布鲁斯迫不及待地把事情弄到危机的程度并把《平等报》赶出去（联合会联盟²⁴⁷没有任何权力这样做），他们这样胡作非为，是不会有好结果的。象马隆和布鲁斯这样一些老奸巨猾的阴谋家，竟然干出这样愚蠢的事来，如果不是他们再也不能等待的话，那是无法理解的。显然，《无产者报》已奄奄一息；如果该报停刊，他们就没有报纸了，而对手却有两家报纸^FN3。因此，当他们手中还有一家报纸传播他们的决定的时候，必须把问题解决。现在他们为了反对盖得和拉法格等人而广泛进行的种种卑鄙勾当和彻头彻尾的捏造，特别是若夫兰的那篇并不是由他本人而是由布鲁斯和马隆写的论战文章³³，——这一切都纯粹是旧巴枯宁同盟³⁰的作风，都唤起我们旧的回忆。《社会民主党人报》作得很对，在情况还不大清楚以前，绝不干预；我想，弄清情况并不需要很多时间。

　　我原来还想就波兰人问题写封信给考茨基，不过今天无法做到了。衷心问好。

您的　弗·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