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亲爱的拉萨尔：

　　我立即给你回信，不过写得很简短（但我希望能写清楚），因为两起诉讼的准备工作使我忙得不可开交。

　　1.关于我对《国民报》的诉讼。

　　你对诉讼的结局是无法判断的，因为第一，你不知道我手头有些什么样的文件，其次，你也不知道福格特的谰言是纯粹的捏造。但是，你应当一开始就赞成进攻。第二起诉讼是我对伦敦报纸《每日电讯》提起的，因为它曾转载和传播《国民报》的文章。《电讯》是伦敦一家最卑鄙的日报（而这一点很重要），但它决不是一家小报。在伦敦的所有日报中间，它的发行量最大。它专门受到帕麦斯顿的津贴，这就是为什么它如此乐意登载这类攻击我的肮脏东西的缘故。

　　《高尚意识的骑士》^FN1你一定会收到。

　　2.“庄严的姿态”只存在于你的想象中⁴⁶²。你给我的两封信，我已给恩格斯、沃尔弗和我妻子看了，而按照他们一致的看法，信中可以感觉到由于福格特的卑劣小册子^FN2而产生的某种惶惑不安——既然三人成会^FN3，看来这一点是无疑的。

　　我把这封便函^FN4以及其他材料寄给你，是要让你清楚地看到，你会由于这类肮脏东西而如何大发雷霆，尽管便函并没有发表，而且它也绝不能同福格特的诽谤性谰言相比拟。

　　福格特控告我犯了应受刑事处分的罪行。在你的几封来信中我看不出你对这个庸人感到丝毫的气忿，按照你的意见，我甚至应当向他公开道歉。如果福格特知道你同我的关系，而且手头有维斯的便函，那末，他就会把它当作“硫磺帮”⁴⁷历史上的真实文件发表出来。你推测我已在某处公开提到（除了给你的一封信⁴⁶³以外）布林德掌握的反对福格特的证据，这种推测是欠考虑的。福格特是波拿巴的代理人，这一点我已从他的书^FN5中看得非常清楚。当维利希（泰霍夫只写了维利希在1850年私下对他说的话）于1853年在合众国对我进行类似的诬蔑的时候，魏德迈、雅科比医生和克路斯在我获悉这件事以前，就已出来公开宣布所有这一切都是无耻的诽谤。⁴⁶⁴在德国，我当地的朋友没有一个人对这种闻所未闻的攻击表示过任何抗议，反而给我写来了家长式的训诚信。

　　因此，我把这个便函以及其他材料寄给你，使你设身处地替我想一想，或者更确切些说，使你对我所处的境地有一种正确的、热情多一些、空论少一些的看法，这是完全合适的。

　　我寄给你的不是维斯医生那封信的副本，而是原本（即从美国寄给我的那个副本）。德朗克根本不知道这封便函。

　　至于说编造记过簿，那是谈不上的。⁴⁶⁵我在寄给那个收到维斯便函的人^FN6的私人信中，说你是我们党最能干的人物之一，也是我和恩格斯的亲密朋友。看来，那个收信人——由于事先没有征求他的意见，我不能说出他的姓名——曾把我的这封信拿给维斯看了，或者至少把这封信的内容转告过他。这就是维斯这件事的缘由。我现在没有而且从来没有跟维斯发生任何联系。过去他曾表示愿意为《新莱茵报》效劳，还寄来过一篇通讯，我把它扔进了字纸篓，没有给他任何答复。他在纽约（在魏特林的报纸《工人共和国报》上）发表了半打反对我的愚蠢文章。

　　我使用“正式”指控这个词^FN7，只是把它同维斯的“秘密”信相对照。现在我自己也觉得这个词太滑稽——要知道我是在匆忙中写的。

　　我不能不守信用说出杜塞尔多夫的那些人是谁^FN8。但我只要指出一点就够了，那就是我没有同他们发生过任何联系。至于说工人忘恩负义，那与我亲身经受的来比，这种对你的忘恩负义只是一种儿戏。无论如何，勒维不是这种人，也不是这种人里面的一个。贝克尔、贝尔姆巴赫、埃尔哈特、乌伦多夫（后者的名字我不知道）从来没有给我写过一行反对你的话或有关你的事。⁴⁶⁶

　　我没有同贝克尔^FN9“发生过联系”。同盟^FN10中央委员会被迁往科伦。最后的决定是在那里通过的。（这个同盟正象所有同它有关的事情一样早已成为往事，同盟的文件除两三份外都在美国。）贝克尔是在科伦被吸收入同盟的。这样他就同我有了联系。

　　如果现在你把所提到的事实与你对它们的解释对照一下，那你就会明白你具有“不信任”的特殊才能。

　　至于说到我的不信任，那在我公开活动的这十八年中，我只知道在两件事情（你若能举出其他事实，我将感谢你）上，可以用某种似是而非的理由责难我犯有这种精神上的毛病：

　　（a）我在《新莱茵报》上刊登过从巴黎寄来的对巴枯宁的告密。这是出自两个彼此毫不相干的来源。其中一个是我认识的一个波兰人^FN11。另一个是巴黎的石印通讯。即使我不登出来，这家通讯也会把它塞给各家报纸的编辑部的。公开提出指控，既有利于事业，也有利于巴枯宁。《新奥得报》发表的巴枯宁的反驳文章，我马上就转载了。科斯策尔斯基被巴枯宁派到科伦来向我转达决斗的挑战，当他看了巴黎的信件之后，他深信我作为一个编辑有责任刊登这项告密（作为通讯，未加评论），因此他立即写信给巴枯宁说，他不能再继续充当他的代表。科斯策尔斯基成了《新莱茵报》最好的、最可贵的朋友之一。我在《新莱茵报》曾公开发表一项恢复巴枯宁名誉的声明，我个人又同他在柏林言归于好（1848年8月），以后又在《论坛报》（1851年）上出面维护他。⁴⁶⁷

　　（b）在《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FN12中，有些人，特别是沙佩尔、奥·迪茨以及在较小程度上维利希受到了不公正的攻击，但是沙佩尔本人（迪茨在一封给沙佩尔的信中也这样）承认：我反对他们在原则上是正确的；他们干了许多蠢事，如果他们不被怀疑，那倒是怪事；那时维利希发疯了，准备不惜采取任何措施来反对我，而且实际上也对我和我的朋友采取了一系列卑鄙的行动。

　　最后：

　　“至于说我的不信任，那你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这样抱怨”^FN13那句话，是对你以下这句话的公正的反驳（我这里是凭记忆援引）：“对了解你的人说来，福格特的小册子是无损于你的……”我就是对这个安慰人的保证作出回答。

　　至于说“许多真理”的说法^FN14，那我必须以后在伦敦再看看你的信。

　　我希望所有各点现在都说清楚了。

你的　卡·马·

　　还有一点。你劝我等到把福格特的书读完以后再“起诉”。但是，难道在《国民报》上登载的摘录还不够吗？难道一个“一生中无可非议和清白无辜的”^FN15人在这之后还能等待吗？

　　阿道夫·施塔尔是否知道《电讯》^FN16的通讯员？后者至少由于金克尔夫人的逝世而刊登了一些带有芬尼·列伐尔特气味的东西⁴⁶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