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国际社会党委员会（I.S.K.）³⁴

（不晚于1915年9月12日〔25日〕）

尊敬的同志们：

　　你们9月25日的来信收到了。我们完全同意在伯尔尼建立常设的国际“扩大委员会”（erweiterte Kommission）的计划。我们深信，参加国际社会党委员会的其他组织也会同意这个计划，因此我们指定季诺维也夫同志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参加这个扩大委员会的委员，指定（1）彼得罗娃同志和（2）列宁同志为其代职者即替补者（suppléant，Stellvertreter）。联络地址是：瑞士黑尔滕斯泰恩（卢塞恩州）拉多米斯尔斯基先生（阿施万登夫人处）。

　　其次，关于你们9月25日来信中所提出的其他问题，我们方面的意见如下：

　　1.我们完全同意你们的看法，认为9月5—8日的代表会议所确定的“一般观点”（“allgemeine Gesichtspunkte”）是“不够充分的”（“nicht genügen”）。现在迫切需要进一步详尽地发挥这些原则。无论从原则上看，或者从单纯实践的观点来看，这都是必要的，因为要实现国际范围内的统一行动，既需要明确基本思想观点，也需要确切规定这种或那种实际的行动方法。毫无疑问，整个欧洲特别是欧洲工人运动所经受的巨大危机，只能缓慢地使群众认清这两方面的问题，而国际社会党委员会和参加这一委员会的各政党的任务，正是要帮助群众认清这一点。我们并不指望很快就把所有的人都统一在一致的和正确制定的观点之下，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必须做的是准确认清当代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各个主要流派和思潮，然后让工人群众了解这些流派，全面加以讨论，并用自己实际运动的经验来检验它们。我们认为国际社会党委员会应当把这项任务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

　　2.9月25日来信中把无产阶级的任务确定为：或者是为和平而斗争（如果战争继续下去的话），或者是“具体而详细地表述无产阶级对于各种和平建议和和平纲领的国际观点”（“den interna-tionalen Standpunkt des Proletariats zu den verschiedenen Friedensvorschlagen und Programmen konkret und ins einzel-ne gehend zu umschreiben”）。这里特别着重提到民族问题（阿尔萨斯－洛林、波兰、亚美尼亚等）。

　　我们认为，在9月5—8日的代表会议所一致通过的两个文件中，也就是在宣言和在“表示同情的决议”（“Sympathieerkla-rung”）中，都表达了这样一个思想：争取和平的斗争是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相联系的（宣言说：“争取和平的斗争……就是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dieser Kampf ist der Kampf…für den So-zialismus”），是和“无产阶级的不调和的阶级斗争”（“unversohn-licher proletarischer Klassenkampf”相联系的——代表会议通过的决议的原文中用的不是“不调和的”阶级斗争，而是“革命的”阶级斗争。如果说这种变动是为了便于公开发表，那么原意应当说并没有因此而改变）。表示同情的决议则直截了当地说，代表会议必须而且“庄严地许诺”“要在国际无产阶级群众中唤起革命精神”。

　　争取和平的斗争如果不同无产阶级的革命阶级斗争联系起来，那不过是温情的或欺骗人民的资产者的和平主义空话。

　　我们不能而且也不应当摆出一副“政界大人物”的架子去制定一些“具体的”和平纲领。相反，我们应当向群众解释，如果不开展革命的阶级斗争，任何想实现民主的（没有兼并、不使用暴力、不掠夺他国的）和平的愿望都是靠不住的。我们在宣言中一开始就坚决、清楚和明确地告诉了群众：战争的起因是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就是一小撮“大国”“奴役”各民族，“奴役”全世界所有民族。这就是说，我们要帮助群众推翻帝国主义，否则就不可能实现没有兼并的和平。自然，推翻帝国主义的斗争是艰巨的，但是应当让群众知道斗争艰巨却又非进行不可这一真理。不应当让群众沉溺于不推翻帝国主义也可以实现和平的幻想之中。

　　3.出于以上这些考虑，我们提议：

　　把下列问题列入扩大委员会（为拟订或综合和公布提纲或决议草案而设立的）即将召开的会议的议程和下一届国际代表会议（为最后审定通过决议而召开的）的议程；

　　（a）争取和平的斗争同群众的革命行动或无产阶级的革命阶级斗争的联系；

　　（b）民族自决；

　　（c）社会爱国主义和机会主义的联系。

　　我们要着重指出，所有这些问题在代表会议通过的宣言里都非常明确地接触到了，这些问题在原则上和在实践上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无产阶级斗争的任何一个实际步骤，都不能不使社会党人和工会工作者碰上这些问题。

　　探讨这些问题之所以必要，就是为了促进群众争取和平、民族自决和社会主义的斗争，戳穿所谓进行这场战争是为了“保卫祖国”的“资本家谎言”（宣言语）。

　　9月25日的来信正确地指出，第二国际的过错或不幸，就在于它没有明确提出和深入研究这些重要问题，因此，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帮助群众更明确地提出和更正确地解决这些问题。

　　4.我们认为，经验证明用三种文字出版公报的计划是不恰当的，如果是每月出版一次，一年就需要2000—3000法郎，而筹集这样一笔款子是不容易的。况且公报的全部内容，在瑞士的两家报纸——《伯尔尼哨兵报》³⁵和《哨兵报》³⁶——上几乎全都有了。我们向国际社会党委员会建议：

　　设法同上述两家报纸和美国的一家报纸的编辑部商定，在这几家报纸上刊登国际社会党委员会的公报及一切报道和材料（或者以国际社会党委员会的名义登在报纸上，或者登在附刊上）。

　　这样做不仅省钱，而且可以让工人阶级更好、更充分、更经常地了解国际社会党委员会的活动情况。我们所关心的是能让更多的工人看到国际社会党委员会的报告，能把一切决议草案都登载出来，让工人看到，并帮助工人确定自己对战争的态度。

　　我们希望不致有人认为无需既刊载决议草案³⁷（有12名即占总数40％左右的代表赞成将其作为决议的基础，有19名代表反对），又刊载一位著名德国社会党人的来信³⁸（略去写信人姓名和一切同策略问题无关的内容）。

　　我们希望国际社会党委员会能够经常收到各国有关迫害和逮捕反战分子的情况、反战阶级斗争进展情况、有关战壕联欢、查封报纸、禁止刊登和平宣言等等消息，并希望所有这些消息都能以国际社会党委员会的名义定期刊登在上述报纸上。

　　关于同美国的一家日报或周报签订协定一事，可以由《我们的言论报》³⁹和社会民主党人的其他报纸的撰稿人柯伦泰同志进行，她现在刚刚动身去美国做巡回讲演。我们可以同柯伦泰联系或把她的通讯地址告诉你们。

　　5.关于如何使各国党（特别是德国和法国的，大概还有英国的）的不同派别都有代表的问题，我们建议：

　　由国际社会党委员会建议这些党的同志们讨论一下，是否可以组成名称不同的团体；这些团体对群众的号召（以公告、决议等等形式）由国际社会党委员会发表，并标明这些文件属于哪个团体。

　　采取这种方式，第一，可以避开战时书报检查的查禁，使群众知道国际主义者的策略和观点；第二，可以根据工人集会和工人组织等通过的关于赞同这个或那个团体的观点的决议，看出宣传国际主义观点的工作的进展情况和成绩；第三，可以反映不同派别的观点（例如，英国的英国社会党⁴⁰、该党少数派和独立工党⁴¹；法国的布尔德朗等社会党人和梅尔黑姆等工会工作者；在德国，如代表会议所指出的，在反对派内部有不同的派别）。

　　不言而喻，正如9月25日信中指出的，这些团体不会建立独立的组织，而会留在旧组织内，目的只是为了同国际社会党委员会保持联系和宣传争取和平的斗争。

　　“扩大委员会”和代表会议应当有这些团体的代表参加。

　　6.关于“扩大委员会”的委员名额和表决办法，我们建议：

　　不要把委员名额限制为最多3人，而应当给人数不多的团体以部分表决权（1/2票、1/3票等）。

　　这样比较合适，因为剥夺那些具有自己的色彩的团体的代表权，是完全不能容许的，对于发扬和向群众宣传宣言所确定的原则是有害的。

　　7.有同志担心扩大委员会有“俄国－波兰化”的危险，对此，我们认为，既然那些同俄国没有多大联系的俄侨团体都可以有代表参加，那么，同志们的这种担心（不管这使俄国人多么不快）也是合情合理的。我们认为，只有那些通过3年以上的工作证明自己确能代表俄国运动的组织或团体，才配享有代表权。我们建议国际社会党委员会讨论并确定这一原则，并要求各个团体提供关于它们在俄国工作的情况和材料。

　　8.最后，我们借此机会指出《公报》⁴²第1号中的一个不确切处并请在第2号（或者在《伯尔尼哨兵报》和《哨兵报》）上予以订正。《公报》第1期第7页第1栏的开头提到，在决议草案上签名的有中央委员会、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党总执行委员会）、拉脱维亚人、瑞典人和挪威人。这里略去了：

　　一位德国代表（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他的名字不宜发表）和一位瑞士代表普拉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