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内危机的结局

（1911年12月8日〔21日〕）

　　两年前，在社会民主党的报刊上，可以看到关于党内“统一的危机”的言论^FN1。反革命时代的瓦解和涣散，引起了新的改组和分裂，引起了国外斗争的进一步尖锐化，于是不少缺乏信心或意志薄弱的人，一看到社会民主工党内的严重情况，就灰心丧气了。现在，随着俄国组织委员会¹的成立，很明显，即使危机没有结束，至少也出现了使党向好的方面发展的新的重大的转折点。因此，总的回顾一下党内演变的已经过去的阶段和最近将来的前景，是切合时宜的。

　　革命后留存下来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包括三个单独的、自治的、民族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和两个俄国国内派别。这些派别的深刻根源存在于无产阶级发展的趋势之中，存在于无产阶级当前所处的这种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生活环境之中，这一点已由事件层出不穷的非常重要的1905年、1906年和1907年的经验证明了。反革命又把我们从业已登上的高山推下深谷。无产阶级不得不在斯托雷平的绞架下和在路标派²的哀诉声中，重整队伍和重新积蓄力量。

　　新的环境引起社会民主党内各种趋势的重新组合。最不坚定的社会民主主义分子，无产阶级的各种资产阶级同路人，在艰难时期的压迫下，开始离开两个新的派别。有两个流派最突出地表现了这种离开社会民主党的情况，这就是取消派和召回派³。它们又必然造成两个派别内部的始终忠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核心互相接近的趋势。这就是促使1910年一月全会⁴召开的实际形势，这次全会是导致社会民主党进一步发展中各种有利和不利因素、前进和倒退的起点。

　　对于全会所树立的不可磨灭的思想上的功绩，以及它所犯的重大的“调和主义”错误，至今还有许多人没有很好地理解。而不理解这一点，就根本不能理解党内现状。因此，我们应当再次说明目前危机的起点。

　　下面从一个“调和派”在全会前夕写成并在全会之后立即发表的文章中援引的一段话，比任何长篇大论或者从更直接更丰富的“文件”摘引来的任何材料，都更能帮助我们说明这一起点。在全会上占优势的“调和主义”的首领之一、崩得分子⁵约诺夫同志，在《争论专页》⁶第1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党的统一有可能吗？》的文章（1910年3月19日，在第6页上有编辑部加的附注：“本文是在全会以前写成的”），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不管召回主义和取消主义本身对党多么有害，它们对各派的有益影响，看来是毫无疑义的。病理学上有两种脓肿：恶性的和良性的。良性脓肿是一种对身体有益的病。这种脓肿在形成过程中吸收全身的一切毒素，因而也就可以促进身体的康复。我认为，取消主义对孟什维主义，召回主义－最后通牒主义对布尔什维主义，就起了这种作用。”

　　这就是一个“调和派”在全会期间对事情的估计，这个估计把在全会上取得胜利的调和派的心理和思想不折不扣地描绘出来了。这一段话的基本思想是对的，是十二万分对的，正因为它是对的，所以布尔什维克（他们还在全会以前，就同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全面展开了斗争）在全会上未能同调和派分道扬镳。他们未能分道扬镳，就因为在基本思想上有一致的地方；分歧只在于贯彻这个思想的形式；形式是服从内容的，——布尔什维克当时这样认为，而且他们是正确的，虽然由于调和派的错误，这个“形式对内容的适应过程”使党差不多“虚度了”两年的光阴。

　　这个错误在哪里呢？在于调和派不是只把清除了“脓肿”（仅仅视其清除程度）的流派合法化，而是把一切空口许诺清除脓肿的流派都合法化了。无论前进派⁷、呼声派⁸或托洛茨基都“签署了”反对召回主义和取消主义的决议——就是说，许诺了“清除”——就算完事了！调和派“相信了”诺言，把党同不是护党的“脓肿式的”（用他们自己的说法）小集团纠缠在一起。从实际政治的观点看来，这是幼稚行为，从更深刻的观点看来，这是无思想性，无原则性，这是阴谋手段，因为实际上，谁要是真正相信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最后通牒主义是脓肿，谁就不能不懂得，脓肿一旦成熟，就要吸收全身的毒素，就要把毒素排出体外，谁也就不会试图把“脓肿的”毒素压回去，使全身中毒。

　　全会之后的第一年从实际上揭露了调和派的无思想性。在这整个一年内，实际上进行党的工作（清除脓肿，恢复健康）的是布尔什维克和普列汉诺夫派⁹。无论《社会民主党人报》¹⁰或《工人报》¹¹（在托洛茨基驱逐中央代表¹²以后）都可以证明这个事实。1910年的一些人所共知的合法出版物¹³，也可以证明这个事实。他们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共同工作，这不是空话，而是事实。

　　这一年（1910年），无论呼声派、“前进派”或托洛茨基，实际上都离开了党，恰恰跑到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最后通牒主义方面去了。“良性脓肿”依然是脓肿，而且并非良性，因为它没有把“毒素”排出党的机体，却让这些毒素继续感染全身，使身体仍然处在不健康状态之中，以致不能进行党的工作。进行党的工作（在对外公开的出版物方面）的是布尔什维克和普列汉诺夫派，他们并没有理会“调和主义的”决议和全会成立的各委员会，他们反对了呼声派和前进派，而不是同他们在一起（因为同取消派和召回派－最后通牒派在一起工作是不可能的）。

　　而国内的工作怎么样呢？一年来，中央委员会竟没有开过一次会！为什么？因为国内的中央委员（即那些理应受到“取消派的呼声报”亲吻的调和派）总是“邀请”取消派。可是，过了一年，过了一年零三个月，还是一次也没有把他们“请来”！可惜，我们的好心的调和派在全会上没有规定传唤到中央委员会去的“拘传”制度。结果恰恰出现了布尔什维克在全会上反对调和派的轻信和幼稚态度时所预见到的那种对党来说可耻的荒唐局面：国内工作陷于停顿，党被束缚住手脚，而在《我们的曙光》杂志和《前进》文集¹⁴上却掀起一股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向党进攻的浊流！一方面是米哈伊尔、罗曼和尤里，另一方面是召回派和造神派¹⁵，他们都竭力破坏社会民主党的工作，而持调和主义的中央委员们却在“邀请”取消派和“等候”他们！

　　布尔什维克在1910年12月5日的“申请”中，公开并正式地声明，他们废除同其他一切派别订立的协定。《呼声报》¹⁶、“前进派”、托洛茨基破坏了在全会上缔结的“和约”，这已成为大家公认的事实了。

　　大约有半年时间（1911年6月以前），一直在尝试召集按协定规定要在三个月内召集的国外全会。取消派（呼声派―崩得分子―施瓦尔茨）把国外全会也破坏了。这时，三个集团（布尔什维克、波兰人¹⁷、“调和派”）的联盟作了最后一次挽救局面的尝试：召开代表会议，成立俄国组织委员会。布尔什维克仍然是少数：从1910年1月到1911年6月，取消派一直占优势（在中央委员会国外局¹⁸有呼声派―崩得分子―施瓦尔茨：在国内有“邀请”取消派的“调和派”）；从1911年6月到1911年11月1日（保管人仲裁法庭¹⁹规定的期限），调和派占优势，波兰人已转到他们方面。

　　当时的情况是：经费和派代办员的权利都掌握在梯什卡和马尔克（巴黎调和派的首领）手中；布尔什维克得到的保证仅仅是：答应也派他们去工作。全会上产生的意见分歧最后归结到不能回避的一点上来：是不“等候”任何人，不“邀请”任何人（谁愿意和能够本着社会民主主义的精神工作，谁就用不着邀请！）而尽力工作，还是继续同托洛茨基、“前进”集团等等讨价还价。布尔什维克选择了第一条道路，关于这一点，他们在巴黎举行的中央委员会议²⁰上已经公开明确地声明过了。梯什卡一伙则选择了（也强迫技术委员会²¹和国外组织委员会²²选择）第二条道路，这条路客观上不过是一种无聊而卑劣的阴谋手段，关于这一点，《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4号上的一篇文章^FN2已经详细指出了。

　　结果如何，现在大家都已看到。到11月1日俄国组织委员会已经成立起来了。事实上，它是布尔什维克和国内孟什维克护党派建立起来的。头脑不健全的人们在全会上和在全会以后所疯狂反对的“两个强大的〈它们所以强大，是因为它们有坚定的思想，是因为它们进行了清除“脓肿”的工作〉派别的联盟”（见《呼声报》、《前进》、《崩得评论》²³、《真理报》²⁴等等）已经成为事实。在1910年和1911年的俄国模范的先进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如巴库和基辅等组织²⁵中，这种联盟差不多已经变成完全的合并，变成社会民主党护党派的统一的不可分离的机体，这是使布尔什维克极为高兴的事。

　　两年来的经验证明：关于解散“一切”派别的哀诉，原来是受波特列索夫先生们和召回派先生们愚弄的头脑简单的人们的无聊空谈。“两个强大的派别的联盟”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并且已经达到（在上述的先进组织中）完全合并为统一的党的地步。国外孟什维克护党派的动摇，已经无力改变这个既成事实。

　　全会以后的两年，在社会民主党内许多缺乏信心的人或不愿理解任务的极端艰巨性的思想浅薄的人看来，是充满无聊的、没完没了的、无谓的争吵的年代，是涣散和瓦解的年代。其实，这两年是社会民主党离开取消派和召回派的动摇的泥潭走上大路的年代。1910年，布尔什维克和护党派孟什维克在党的一切领导机关中（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公开的或秘密的机关）共同工作，这是建立“两个强大的派别的联盟”的第一步，是在反取消主义、反召回主义的统一旗帜下进行思想准备和积聚力量的一步。1911年迈出了第二步：成立了俄国组织委员会。护党派孟什维克在该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上担任主席²⁶是一个意义重大的事实，因为第二步，即建立实际行动的国内中心，现在已经做到了。火车头已经被放到轨道上了。

　　尽管警察进行了难以置信的迫害，尽管呼声派、前进派、调和派、波兰人和其他一切人进行了闻所未闻的“捣乱”，在四年的瓦解和涣散以后，第一次成立了社会民主党的国内中心。第一次在俄国由这个中心印发了给全党的传单²⁷。第一次系统地全面地在两个首都、伏尔加河流域、乌拉尔、高加索、基辅、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罗斯托夫、尼古拉耶夫展开了（仅仅在1911年7―10月三个月的时间里）恢复各地秘密组织的工作——因为俄国组织委员会的会议是在视察了所有这些地方以后召开的，因为在该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的同时，彼得堡委员会恢复起来了并且组织了多次工人群众大会，莫斯科各地区通过了护党的决议等等。

　　当然，如果一味盲目乐观，那是不可宽恕的幼稚；今后的困难还会非常之大；自社会民主党中心在俄国发出第一份传单以后，警察的迫害加紧了十倍；可以预见，前面还有漫长的艰苦的岁月，还有新的挫折，工作会再度中断。但是，主要的已经做到了。旗帜已经树立起来了；全国各地的工人小组都已经倾向它了，现在不管反革命怎样进攻，这面旗帜也是倒不了的！

　　对于国内工作这样巨大的进步，国外“调和派”、梯什卡和列德尔的反应是什么呢？就是最近又大耍卑劣的阴谋手段。全会前夕约诺夫颇有先见之明所预言的“脓肿形成过程”，不用说是令人讨厌的。但是，谁不懂得这个令人讨厌的过程会使社会民主党康复起来，谁就不必去做革命工作！技术委员会和国外组织委员会拒绝服从俄国组织委员会。布尔什维克当然就鄙夷地抛弃了国外的阴谋家。于是动摇开始了。在11月初国外组织委员会残余分子（两个波兰人加上一个调和派）收到一个关于召集俄国组织委员会会议的报告。这个报告非常详尽地叙述了全部工作，以至布尔什维克的反对者，即《呼声报》所称赞的调和派也不得不承认俄国组织委员会。1911年11月13日，国外组织委员会通过一项决议，说：“以俄国组织委员会的决议为指南”。国外组织委员会将它现有经费的4/5交给俄国组织委员会会计处，这就是说，波兰人自己、调和派自己也不能怀疑，整个工作的安排是严肃认真的。

　　然而，过了几天，无论技术委员会还是国外组织委员会又都拒绝服从俄国组织委员会了！！这是耍的什么花招？

　　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手里有一份将要提交给代表会议的文件²⁸，从中可以看出，梯什卡鼓动人们不要参加俄国组织委员会，不要参加代表会议。

　　难道会有比这更卑鄙的阴谋手段吗？在技术委员会和国外组织委员会内，他们曾答应帮助召集代表会议和成立俄国组织委员会；他们大肆吹嘘说，他们要邀请“一切人”，但是一个人也没有请来（虽然他们作为多数有权发出邀请和提出任何条件）；他们除了布尔什维克和护党派孟什维克外，没有找到任何工作人员；他们在自己选择的舞台上完全失败了；他们居然堕落到对这个一度被他们当作全权中心而自愿把4/5经费交给它供召集代表会议之用的俄国组织委员会进行“捣乱”！！

　　不错，脓肿，尤其是脓肿“在形成过程中”，是令人讨厌的东西。为什么形形色色的国外小集团的联盟的理论家们除了耍阴谋手段就无所事事，这一点，中央机关报第24号已经说明了。现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可以毫不费力地作出选择：他们是捍卫自己的俄国组织委员会和代表会议，还是让梯什卡和列德尔之流玩弄阴谋手段来阻挠他们的代表会议。阴谋家自己害了自己，这是事实，梯什卡和列德尔已经作为罪人被载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史册，可是他们阻挠代表会议的阴谋未能得逞，破坏俄国组织委员会的阴谋也未能得逞。

　　取消派又怎样呢？从1910年1月到1911年6月整整一年半的时间内，他们一直在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占居多数，而且在中央委员会俄国局²⁹有了调和派这样可靠的“朋友”，但是他们在国内工作方面，却没有做出什么事情，一点也没有做！当他们占多数的时候，工作陷入了停顿。而当布尔什维克摧毁了取消派的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并着手召集代表会议的时候，取消派却活跃起来了。这种“活跃”表现在什么地方，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一贯忠心为取消派效劳的崩得分子，不久前曾想利用一下目前的“混乱时期”（例如在拉脱维亚人³⁰中间，两个流派即取消派和护党派的斗争还没有结局），他们不知从哪里弄来一个高加索人，于是，这伙人一起到Z城去替托洛茨基和唐恩在布本贝尔格咖啡馆（伯尔尼城，1911年8月）起草的决议³¹征集签名。但是他们没有找到拉脱维亚的领导机关，没有搞到签名，而且任何带有“三个最强大的组织的组织委员会”这块响亮招牌的文件，也没有制造出来。事实就是如此⁽¹⁾。

　　要让俄国工人了解一下，崩得分子是如何企图破坏国内的俄国组织委员会的！真没想到，当筹备代表会议的工作人员巡视乌拉尔、伏尔加河流域、彼得堡、莫斯科、基辅、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罗斯托夫、梯弗利斯、巴库等地的时候，崩得分子却“弄来”“一个高加索人”（大概属于那些掌握高加索区域委员会³³“印信”，并于1908年12月派唐恩和阿克雪里罗得为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会议³⁴的代表的人物！）并且到拉脱维亚人那里去“征集签名”。差一点就要使这一帮为取消派效劳而在国内根本不做任何工作的阴谋家真的以“三个组织”（包括两个“最强大的”掌握印信的组织）的“组织委员会”的身分出现了！也许崩得先生们和这个高加索人要告诉党，他们巡视了国内哪些组织，什么时候巡视，在哪里恢复了工作，在哪里作了报告？请你们说说看，亲爱的先生们！

　　但是，国外的老练的外交专家俨然以行家姿态议论纷纷：“不能让自己孤立”，“应当同崩得和高加索区域委员会进行谈判”。

　　啊，真是一些滑稽演员！

　　让那些现在摇来摆去并为布尔什维克“孤立”惋惜的人学习一下，深入思索一下党在这两年中的历史的意义吧。唉，其实我们自己觉得，这样孤立倒比任何时候都要好受，因为我们已经把国外一帮渺小的阴谋家打垮，而且帮助彼得堡、莫斯科、乌拉尔、伏尔加河流域、高加索和南方等地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团结起来了！

　　谁要是哀叹孤立，谁就是丝毫没有懂得全会在思想上所完成的巨大工作，也丝毫没有懂得它的调和主义的错误。在全会以后一年半当中，国外仅有形式上的统一，国内社会民主党的工作完全陷于停顿。在1911年的半年或四个月当中，布尔什维克表面上的极端孤立，第一次把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工作推动起来了，第一次把社会民主党的国内中心恢复起来了。

　　谁要是还没有弄清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这些“脓肿”思想上的腐朽和麻木，谁现在就该从“呼声派”和“前进”小集团的历史中得到教训：这些小集团为了把一切曾经试图拥护它们的人们拉过去——和他们一起堕落——竟闹到进行无益的争吵和耍卑鄙的阴谋手段的地步。

　　社会民主党护党派同志们，行动起来吧！把你们同非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和不顾党的决议而追随这些思潮的小集团之间的最后一点联系完全割断吧。团结在俄国组织委员会的周围，帮助它召集代表会议和加强各地方的工作。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害的一场重病过去了，危机正在结束。

　　统一的、秘密的、革命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万岁！

载于1911年12月8日（21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5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1卷第1―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