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民主党在杜马内外的行动口号和工作方法

（1911年12月8日〔21日〕）

　　暗探们为阴谋使第二届杜马中社会民主党代表被判处苦役而进行卑鄙的挑衅，社会民主党第三届杜马党团对此提出了质询³⁵，这显然标志着我们党的全部活动、整个民主派的地位以及工人群众的情绪都发生了某种转变。

　　在第三届杜马³⁶的讲坛上，几乎是第一次对“六三政变头子”提出了在措辞和内容上如此坚决的革命的抗议，这个抗议获得了所有反对派，包括最温和的、自由主义君主主义的、路标派的“陛下的反对派”即立宪民主党³⁷，以至“进步派”³⁸的支持。在1908年以来的动乱时期，全国几乎是第一次看到、感到和觉察到：由于革命无产阶级在黑帮杜马中的代表提出革命的抗议，工人群众情绪激昂，首都工人住宅区的风潮不断发生，工人纷纷举行群众大会（又是群众大会！）并发表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演说（如普梯洛夫工厂、电缆厂和其他工厂的群众大会），到处传说举行群众性政治罢工的消息（见11月19日十月党人³⁹的《莫斯科呼声报》⁴⁰上的彼得堡消息）。

　　无疑，第三届杜马中社会民主党代表过去也曾不止一次地发表过革命演说，例如我们社会民主党党团的同志们不止一次出色地履行了自己的义务，在黑色和黄色的普利什凯维奇“议会”的讲坛上，直率地、明确地、尖锐地谈到君主制的崩溃，谈到共和国，谈到第二次革命。对这些演说不满的《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或《生活事业》⁴¹杂志的冒牌社会民主党人愈是经常发表卑鄙的机会主义言论，就愈要明确地强调第三届杜马中社会民主党代表们的这个功绩。

　　可是，象所有反对派向社会民主党靠拢，自由主义君主派的、“忠诚的”、“负责的”和胆小的《言语报》⁴²发表关于冲突情况的声明，杜马中的质询引起群众风潮，受检查的报刊登载农村“情绪不稳”的消息等等这些政治上的转变征兆，还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结合在一起过。经过去年“悼念穆罗姆采夫”和“悼念托尔斯泰”的几次游行示威，经过1910年和1911年的罢工，经过去年的大学生“事件”，上述现象无疑更加使人确信，俄国反革命的第一个时期，即完全沉寂、死气沉沉、绞架林立、自杀频仍、反动派猖獗、各种叛变特别是自由派叛变成风的时期已经结束了。现在开始了反革命历史上的第二个时期：这时十足颓废的情绪和经常的“极度的”恐惧正在消失；最广泛的、各个不同的阶层显然日益深刻地认识到（或者说感觉到）“这样下去是不行的”、“变革”是需要的、必然的、不可避免的；一种不是完全本能的、往往还不明确的支持抗议和斗争的倾向开始出现了。

　　当然，如果夸大这些征兆的意义，以为高潮已经到来，那就太轻率了。高潮还没有到来。反革命现在表现出来的不是它第一个时期所具有的那些特点，但反革命还占统治地位，还自以为是不可动摇的。提上议事日程的依旧象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8年12月决议所说的那样是对无产阶级进行“长期的教育、训练和组织的任务”^FN1。但是，由于转变已经开始，我们不能不特别认真地考虑社会民主党对其他政党的态度和工人运动的当前任务。

　　包括立宪民主党人和进步派在内的“陛下的反对派”，似乎暂时承认了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并且跟随工人代表们退出了地主和十月党人的杜马，即尼古拉·罗曼诺夫的黑帮－大暴行制造者的君主派所建立的杜马，他们是在多数派害怕把挑衅事件声张出去而进行捣鬼的时候退出杜马的。

　　这究竟说明什么呢？是不是说立宪民主党不再是反革命政党，或者象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者所断言的那样，他们从来不是反革命政党呢？我们是否应当把“支持”立宪民主党人作为自己的任务和考虑接受“全国反对派”之类的口号呢？

　　可以说，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敌人历来运用的手法就是把社会民主党的观点弄得荒谬绝伦，并且为了便于进行论战而把马克思主义弄得面目全非。例如，在19世纪90年代后5年，当社会民主党作为群众运动在俄国诞生的时候，民粹派就曾炮制出“罢工主义”这种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而作弄人的历史真的使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者出现了，这就是“经济派”。不同“经济主义”⁴³进行无情的斗争，就挽回不了社会民主党的声誉。又如，1905年革命后，布尔什维主义，即运用于当时特殊条件下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取得了巨大胜利，取得了连它的敌人现在也都承认的胜利，我们的反对者则炮制出“抵制主义”、“战斗主义”等等这种面目全非的布尔什维主义。而作弄人的历史偏偏又使面目全非的布尔什维克出现了，这就是“前进派”。

　　这些历史教训应当提醒人们，不要那么把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在对待立宪民主党人方面的观点歪曲得面目全非（例如，见《前进》文集第2集）。立宪民主党无疑是反革命政党，只有愚昧无知或不诚实的人才会否认这一点；而在各种场合，包括在杜马讲坛上，阐明这一点是社会民主党人不可推委的义务。但是立宪民主党是反革命自由派的政党，他们的这种自由主义的本性，正如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伦敦代表大会（1907年）通过的关于非无产阶级政党的决议⁴⁴所强调指出的，却使我们必须“利用”特殊的情况和这种情况所产生的特殊的冲突或摩擦，例如利用他们的假民主主义来宣传真正的、彻底的和无私的民主主义等等。

　　既然在国内出现了反革命自由派，那么民主派，特别是无产阶级民主派，就不能不同他们区分开来；民主派一分钟也不应当忘记自己同他们的界限。但绝不能从这里得出结论说，可以混淆反革命自由主义同反革命封建主义之间的界限，可以忽视它们的冲突，回避和撇开这些冲突。反革命自由派正因为他们是反革命的，就永远不能在胜利的革命中起领导作用；但又正因为他们是自由派，就一定会同王权、同封建主义、同非自由派资产阶级发生“冲突”，而且有时通过自己的行动间接反映出国内“左的”民主情绪或高潮的到来等等。

　　我们来回忆一下法国的历史。资产阶级自由派还在大革命时期，就暴露了自己的反革命性（参看库诺那本关于法国革命报刊的十分出色的著作中的有关论述）。但是不仅在资产阶级大革命后，甚至在1848年革命后，当自由派的反革命性导致工人遭到共和派枪杀的时候，这些自由派也还在第二帝国末期，在1868―1870年，通过自己的反政府行动反映出情绪的变化，反映出民主的、革命的、共和的高潮的到来。

　　如果现在立宪民主党人象十月党人所嘲弄的那样，正在耍“向左看齐”的把戏，那么这就是全国逐渐“向左转”、革命民主派在母体中躁动准备再度出世的一个标志、一个结果。普利什凯维奇―罗曼诺夫的俄国就是这样一个不能不产生革命民主派的母体！

　　由此可以得出什么实际结论呢？结论就是，必须密切注意这个新的革命民主派的成长。正因为它是新的，是在1905年以后，在反革命时期以后，而不是在反革命时期以前诞生的，它就大概会以新的姿态成长起来；为了很好地接近这个新事物，很好地影响它，很好地帮助它顺利成长，就不应当只限于采取一些旧的方法，还要寻找新的方法，要深入群众，摸到生活脉搏的跳动，有时不仅要深入群众，甚至还要深入自由派的客厅。

　　比如，布尔采夫先生的小报《未来报》⁴⁵，很象自由派的客厅，因为那里用自由派的观点为自由派的愚蠢口号，即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的“重新审查六三条例”的口号辩护，那里津津有味地空谈什么暗探、警察、挑衅者、布尔采夫、炸弹之类。尽管如此，当马尔托夫先生急急忙忙钻到这个客厅里的时候，如果……如果他在那里的举止言谈不象自由派一样，就只能责备他过分急躁，而不能说他犯原则性错误。这是因为一个社会民主党人在自由派客厅里，只要象个社会民主党人那样发言，他的发言是可以得到认可的，有时甚至是值得称赞的。可是马尔托夫先生在自由派客厅里散布的却是自由派的谬论，说什么“在选举期间”“为争取选举以及选举宣传的自由而采取一致行动”（《未来报》第5号）！！

　　新的民主派在新的环境中以新的姿态成长起来。必须学会怎样接近它，这是无可争辩的。但接近它应当是为了坚持和宣传真正民主派的口号，而不是为了象自由派那样同它胡扯。社会民主党应当向新的民主派宣传三个口号，这是唯一无愧于我们的伟大事业，唯一符合俄国争得自由的现实条件的口号：建立共和国，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地主全部土地。

　　这就是为建立自由俄国而奋斗的唯一正确的全民纲领。谁不懂得这个纲领，那他还不是个民主派。谁否定这个纲领而又自称民主派，那他一定是非常清楚地懂得，必须欺骗人民才能实现自己反民主的（即反革命的）目的。

　　为什么说争取八小时工作制是俄国争得自由的现实条件呢？因为经验证明，没有无产阶级奋不顾身的斗争，就不可能得到自由，而这种斗争是同改善工人的生活条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种改善的典范，这种改善的旗帜就是实行八小时工作制。

　　为什么说争取没收地主全部土地是俄国争得自由的现实条件呢？因为千百万农民被普利什凯维奇、罗曼诺夫和马尔柯夫之流逼得倾家荡产、痛苦不堪、饥饿而死，不采取根本措施援助这些农民而侈谈什么民主、“人民自由”，那是彻头彻尾的荒谬和虚伪。不没收地主土地来分给农民，就谈不上什么援助庄稼汉的有效的措施，谈不上什么真正下决心推翻“庄稼汉”的俄国，即农奴制的俄国，以及建立自由农民的俄国，即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俄国。

　　为什么说争取建立共和国是俄国争得自由的现实条件呢？因为俄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几个10年之一即20世纪头10年的伟大的不可磨灭的经验再清楚不过地证明，我国君主制决不会为政治自由提供任何起码的保障。俄国的历史，沙皇制度许多世纪以来的历史，使我国在20世纪初，除了黑帮－大暴行制造者的君主制，没有也不可能有别的君主制。在当前的社会环境和阶级形势下，俄国君主派所能做到的无非是搜罗一批杀人匪徒来暗杀我国自由派和民主派的代表，或者纵火焚烧民主派集会的场所。俄国君主派所能做到的无非是组织一帮暴徒来对付人民争取自由的游行示威，这帮暴徒抓起犹太儿童的双脚，把他们的脑袋往石头上碰撞，强奸犹太和格鲁吉亚的妇女并剖开老人的肚子。

　　自由派的傻瓜空谈象英国那样的立宪君主制范例。如果说在英国这样的文明国家，在这个从来没有受过蒙古人蹂躏，没有官僚制度压迫、没有军阀飞扬跋扈的国家，只要把一个戴王冠的强盗斩首就可以教会国王做“立宪”君主，那么在俄国就至少要把100个罗曼诺夫斩首，才能教训他们的继承者不再去组织黑帮屠杀和制造反犹大暴行。

　　如果社会民主党从第一次俄国革命中学到了一些东西，那它现在就应当力求做到：无论在我们的任何一次演说中或在任何一张小报上，都不要提出“打倒专制制度”这个已被证明不适用的和不明确的口号，而只提出这样一个口号：“打倒沙皇君主制，共和国万岁”。

　　请不要对我们说，建立共和国的口号不符合工人和农民的政治发展的现阶段。10―12年前，“打倒专制制度”这个口号，不仅有些“民粹派”连想都不敢想，甚至有些社会民主党人（所谓“经济派”）都起来反对，认为这个口号不合时宜。但是到1903―1904年，“打倒专制制度”这个口号就成了“家喻户晓的民间口头语”了！丝毫不用怀疑，有步骤地、坚持不懈地进行有关建立共和国的宣传，在俄国现在会找到最肥沃的土壤，因为最广大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无疑在反复深思：解散两届杜马⁴⁶的作用是什么，沙皇政权同老爷们的第三届杜马、同马尔柯夫之流破坏农村经济有什么联系。撒在地里的宣传建立共和国的种子将以什么样的速度成长起来，现在谁也不能确定，但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要正确地、真正象民主派那样去播种。

　　在研究即将到来的第四届杜马选举运动的口号和我们在杜马外全部活动的口号的问题的时候，不能不提到社会民主党代表库兹涅佐夫在第三届杜马中的一次非常重要而又非常错误的发言。1911年10月17日，俄国革命第一次胜利⁴⁷六周年纪念日，库兹涅佐夫在杜马就工人保险法草案问题发了言。应当为他说句公道话，他的发言总的说来是很好的，坚决捍卫了无产阶级的利益，不仅当着黑帮杜马多数的面，而且当着立宪民主党人的面，直截了当地说出了真情实况。在完全承认库兹涅佐夫这一功绩的同时，也应当坦率地指出他的错误。

　　库兹涅佐夫说：“我认为，工人如果注意听取一下讨论所有这些问题时以及讨论本法案个别条款时所发生的争论，就会得出一个结论：现在，在目前，他们的当前口号应该是‘打倒六三杜马，普选权万岁’。为什么呢？我说，是因为对工人阶级说来，只有在它利用普选权把自己足够数量的代表派到立法机关去的时候，它的利益问题才能得到正确的解决。只有这些代表才能正确解决工人阶级的保险问题。”

　　在这里，库兹涅佐夫遇到了不幸，这大概是他没有意料到的，但我们早就提醒过，这个不幸就是他正好又犯了取消派和召回派所犯过的错误。

　　库兹涅佐夫在杜马讲坛上提出取消派的《我们的曙光》杂志和《生活事业》杂志所宣扬的口号的时候，竟没有发觉这个口号的前一部分（也是最根本的部分），即“打倒第三届杜马”，完全是重复三年前召回派公开提出的和只有“前进派”即胆小的召回派一直间接地暗中坚持的口号。

　　三年前，1908年11月1日（14日）《无产者报》⁴⁸第38号针对召回派提出的这个口号写道：

　　“‘打倒杜马’这种口号在什么情况下才有意义呢？假定我们是处在革命危机最尖锐而且已经成熟到要爆发公开内战的时期，而杜马却是自由派的、改良派的妥协的杜马，在这种情况下，完全可以提出‘打倒杜马’的口号，即不同沙皇和平谈判，不要骗人的‘和平’机构，号召进行直接的冲击。相反，假定我国的杜马是根据过时的选举法选出的反动透顶的杜马，而国内又没有尖锐的革命危机，这时‘打倒杜马’的口号就可以成为争取选举改革的口号。而我国现在无论第一种情况或第二种情况都根本不存在。”⁽¹⁾

　　《无产者报》第44号（1909年4月4日（17日））的附刊引用了彼得堡召回派的决议，这一决议公然决定“在群众中开始进行打倒第三届国家杜马这一口号的广泛宣传”。《无产者报》抨击了这个建议，它写道：“这个一度迷惑了某些反召回派工人的口号是不正确的。这要么是立宪民主党人要求在专制制度下进行选举改革的口号〈结果，1909年初写的这段话恰恰是针对库兹涅佐夫在1911年底对问题的提法的！〉，要么就是重复在自由派杜马掩饰反革命的沙皇制度、力图妨碍人民看清自己的真正敌人的那个时期里背熟了的词句。”^FN2

　　由此可以清楚看出库兹涅佐夫的错误在什么地方。他把立宪民主党要求选举改革的口号当作总括性的口号提出来，但是在保留罗曼诺夫君主制的其他一切精华如国务会议⁴⁹、官吏的无限权力、沙皇匪徒的黑帮－大暴行制造者的组织等等的情况下，这个口号是毫无意义的。假定按库兹涅佐夫过去那样来看待问题，假定他的发言的基调不变，接下来的话大致就是：

　　“正是从保险法草案的例子中，工人再一次确信，不进行象实行普选权、保证结社和出版的完全自由等等这样一些改革，不论是本阶级的直接利益，还是全体人民的权利和要求，都是无法得到保护的。只要俄国目前的政治制度不改变，只要任何一届杜马的任何一项决定都可以被推翻，只要国家哪怕还保留一个未经选举的政权机关，那就根本不能指望实行这些改革，这一点难道还不清楚吗？”

　　我们很清楚，社会民主党代表在第三届杜马讲坛上曾经就共和国问题作过多次极为直率和明确的声明（这也是他们的功绩）。杜马代表能够完全合法地在杜马中进行关于共和国的宣传，而且他们应当这样做。我们对库兹涅佐夫的发言作了示范性的修改，只不过想以此说明，他在保持整个发言的基调、指出和强调实行普选权和结社自由等等这样一些绝对必要的改革的重大意义的同时，怎样才能避免犯错误。

　　每个社会民主党人不论在什么场合发表政治演说，始终应当谈到建立共和国的问题。但是还要善于谈论建立共和国的问题：在工厂群众大会上和哥萨克农村中，在大学生集会上和农民小屋里，在第三届杜马讲坛上和国外机关报上等等不同的场合谈论建立共和国的问题，决不能千篇一律。每个宣传员和每个鼓动员的艺术就在于，用最有效的方式影响自己的听众，在阐明某个真理时，要尽可能对他们有更大的说服力，使他们更容易领会，并且给他们留下更鲜明更深刻的印象。

　　我们一分钟也不应该忘记主要的一点：俄国新的民主派正在觉醒，正在走向新的生活，投入新的斗争。觉悟的工人——俄国革命的这个先锋队和人民群众争取自由斗争的领导者——的责任就是阐明彻底民主派的任务：建立共和国，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地主全部土地。

载于1911年12月8日（21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5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1卷第11―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