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穆罗姆采夫去世而举行的游行示威

（短评）

（1910年11月16日〔29日〕）

　　立宪民主党的《言语报》就黑帮杜马第四次常会第一次会议写道：“本届杜马在今天彻底而坚决地背弃了人民情绪和民族意识。”这当然是针对黑帮分子和十月党人拒绝追悼第一届杜马主席穆罗姆采夫而讲的。

　　这句话再明显不过地表明，我国自由派对整个争取自由的斗争的看法，特别是对为穆罗姆采夫去世而举行游行示威的看法，是极其虚伪的。

　　毫无疑问：由于穆罗姆采夫去世而举行游行示威来反对沙皇政府，反对专制制度，反对黑帮杜马，这是必要的；这样的游行示威已经举行过了；参加游行示威的有各种不同的、最广泛的居民阶层，有各种不同的政党，从社会民主党直到立宪民主党、“进步派”¹⁰和波兰的十月党人（波兰代表联盟¹¹）。而同样毫无疑问的是，立宪民主党人对这次游行示威的评价千百次地表明，他们和民主派是多么不同，如果让他们来领导俄国的民主事业，或者哪怕只是让他们参与领导，对这个事业将会有多大的危害。

　　所有的民主派和所有的自由派当时都参加了而且也都应当参加为穆罗姆采夫去世而举行的游行示威，因为在黑帮杜马的黑暗制度下，这样的游行示威能够公开地、比较广泛地表达出对专制制度的抗议。沙皇专制政府拼命反对在俄国建立代表机构。当无产阶级和革命农民用群众斗争的办法迫使专制政府不得不在俄国召开第一届议会时，专制政府就在召开议会的问题上弄虚作假，肆意歪曲。当人民的声音，民主派的声音在第一届杜马¹²中响起的时候，专制政府就对民主派，对人民加以嘲弄和侮辱。现在就连回忆一下民主派在第一届杜马中无力地提出的那些要求，也要遭到专制政府的追究（民主派在第一届杜马时期从杜马讲坛上提出的那些要求与1905年秋从公开的群众斗争浪潮建立起来的讲坛上提出的要求相比，要无力得多，贫乏得多，涉及面要窄得多，生命力要小得多）。

　　正因为如此，民主派和自由派过去才能够而且也应当取得一致的看法：利用一切可以提醒群众进行革命的机会，举行反对专制制度的游行示威。但是，他们尽管在共同举行游行示威方面的看法一致，却不能不对民主派任务的评价，特别是对第一届杜马的历史表明自己的态度。而他们一着手进行这种评价，马上就表明了我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极端无知，在政治上的软弱和低能。

　　真没有想到，黑帮杜马“在今天”即在1910年10月15日这一天才“彻底而坚决地背弃了”人民！这就是说，在此以前它并没有坚决地背弃人民。这就是说，参加追悼穆罗姆采夫，就消除了，或者说能够消除“背弃”“人民情绪”的现象，即消除我国某些反革命分子背弃民主派的现象。热中于民主派这一崇高称号的先生们，你们要知道，当你们这样提出问题的时候，正是你们自己，而不是别人在把游行示威的意义贬得最低最庸俗。《言语报》写道：“对第三届杜马道义上和政治上的评价即使再低，那种认为它会拒绝履行起码的义务，拒绝追悼这位如此辉煌卓越地开创了杜马〈！！〉并使之神圣化了的人的想法，也是荒谬的。”真会奉承，原来穆罗姆采夫开创了“杜马”、第三届杜马，并使之神圣化了！立宪民主党人这句话无意中道出了痛苦的真相，这就是，俄国自由派和俄国资产阶级背叛了革命斗争和1905年底的起义，而“开创了”整个反革命时期，特别是第三届杜马时期，“并使之神圣化了”。《言语报》写道：“我们认为，一小撮政治捣乱分子是不能够压倒杜马中多数人的温文尔雅的声音的。”原来如此！过去和现在谈的都是“温文尔雅”的问题，而不是反对专制制度的问题。现在提出的不是民主派同反革命“决裂”的问题，而是自由派同反革命联合的问题。自由派正在采取反革命的立场，它邀请反革命代表十月党人一同来追悼穆罗姆采夫，不是为了表示对专制制度的抗议，而是为了做到“温文尔雅”。穆罗姆采夫“开创了”由沙皇召开的第一届所谓议会，“并使之神圣化了”（竟有这样令人作呕的话！）；十月党人先生们，你们坐在由沙皇召开的第三届所谓议会中，却拒绝履行这个“起码的义务”，岂不是“粗暴无礼”吗？从这个很小的例子中，仅仅从立宪民主党正式机关报的这一论断中，可以异常清楚地看出，我国自由派在思想上和政治上腐朽极了。他们的路线就是劝说专制政府、黑帮地主及其同盟者十月党人，而不是启发群众的民主主义意识。因此他们的下场就是永远做君主制度和封建主的奴隶，永远受到君主制度和封建主的蹂躏，这是这种资产阶级自由派在一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必然的下场。

　　如果立宪民主党的代表们对民主派的任务稍有了解，他们在第三届杜马中所关心的就不会是十月党人履行“起码的义务”的问题，而是面对人民举行游行示威的问题。那就不需要向主席呈递声明（根据议事规则第120条规定，这种声明是否宣读要由主席来裁夺），而是要通过某种方式把问题提出来加以讨论。

　　如果立宪民主党的作家们对民主派的任务稍有了解，他们就不会去责备十月党人无礼，而会阐明第三届杜马的所作所为恰恰突出地表明了为穆罗姆采夫去世而举行的游行示威的意义，恰恰不是去讲“温文尔雅”这种庸俗的、市侩的废话，而是把问题提到对现行制度和各个政党的作用从政治上进行评价的高度。

　　但是为穆罗姆采夫去世而举行的游行示威不能不同时提出另一个问题，即关于第一届杜马的历史意义的问题。立宪民主党人把穆罗姆采夫捧成“民族英雄”，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他们当时在杜马中占多数，他们那时指望成立立宪民主党内阁，指望用“和平的”办法取得自由，指望加强他们在民主派中间的领导权。以日尔金先生为代表的劳动派竟然也堕落到附和自由派的这种论调的地步，他们干脆把穆罗姆采夫当作各左翼政党的政治上的“教导者”来纪念。

　　立宪民主党人和劳动派对第一届杜马的这种评价的重要意义在于：它表明了俄国“社会”的政治觉悟水平极端低下。俄国“社会”既然赞扬立宪民主党人在第一届杜马中的政治作用，他们就没有权利抱怨斯托雷平和第三届杜马，因为他们只配有这么一个政府。自由派在俄国解放运动中取得领导权，必然意味着运动软弱无力和野蛮的地主的统治无法排除。只是由于无产阶级摆脱了自由派，实行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才使革命一再取得胜利，并且能够使革命继续取得胜利。

　　第一届杜马时期就是在12月遭到失败的无产阶级为新的冲击聚集力量的时期。在12月以后低落下去的革命罢工这时又蓬勃地高涨起来；继工人之后，农民也跟上来了（1906年春的农民骚动席卷了欧俄46％的县份）；士兵“暴动”也更趋激烈。这时自由派资产阶级必须作出抉择：或者是帮助群众实行新的革命冲击，这样，就有可能战胜沙皇制度；或者是脱离革命，从而促使沙皇制度获得胜利。群众斗争又一次高涨，资产阶级又一次动摇，沙皇政府犹豫不决、伺机而动，——这就是第一届杜马时期的实质，这就是俄国历史上这个时期的阶级基础。

　　无论是操纵第一届杜马的政党立宪民主党，或者是该党的首领之一穆罗姆采夫，都表现出对政治形势的完全无知，都又一次背叛了民主派。他们背弃革命，谴责群众斗争，给群众斗争设置种种障碍，并且竭力利用沙皇政府的犹豫不决，拿革命来恐吓它，以革命名义要求进行交易（即成立立宪民主党内阁）。显然，这样的策略对民主派来说是一种背叛，对沙皇政府来说是一种软弱无力的、似乎是鼓吹“立宪的”夸夸其谈。显然，沙皇政府一面“玩弄”同立宪民主党人谈判的“把戏”，一面为解散杜马、实行政变作准备，以便赢得时间来积聚力量。无产阶级和一部分农民在1906年春已经起来进行新的斗争，他们的过错或者说不幸就在于，他们斗争得不够坚决，他们的人数不够多。自由派在1906年春陶醉于玩弄立宪把戏和同特列波夫谈判，同时对那些唯一能够推翻特列波夫之流的人横加指责，并阻碍那些人的工作。

　　资产阶级的伪君子喜欢讲的一句名言是：对死者要么一言不发，要么称道几句（de mortuis　aut　bene　aut　nihil）。无产阶级需要了解政治活动家的真相，不管他们是活着的还是死去的，因为凡是真正配得上被称作政治活动家的人，即使他们的肉体已经死去，他们在政治上是不会死去的。关于穆罗姆采夫，讲些程式化的谎言，就是危害无产阶级事业和民主事业，就是腐蚀群众的意识。而讲出关于立宪民主党人和那些让立宪民主党人来领导（和欺骗）自己的人的痛苦的真相，就是纪念俄国第一次革命中伟大的事物，就是帮助第二次革命获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