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代立宪民主党人

（1908年5月10日〔23日〕）

　　今天本报《科学新闻》栏发表的一篇寄自俄国的通讯，值得读者特别注意。通讯的作者所讲的事实，在我们的报纸快要出版时得到了证实，因此应当比较详细地谈一谈。

　　一个新的政治组织正在产生，社会运动正在出现某种新的转折。一些想“比立宪民主党人左一些”、想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拉过去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分子聚集在一起，他们似乎模模糊糊地意识到第三届杜马中的立宪民主党反对派是一具腐烂的尸体，必须撇开它“做点事情”。

　　事实就是这样。这些事实还很不明确，但是已经勾画出从革命头三年的教训来看是可以理解的和不可避免的现象。

　　第一代立宪民主党人是在1905年夏天登上公开的革命舞台的。他们支持了不到三年，还没有来得及开花就凋谢了。于是第二代立宪民主党人就出来代替他们。这种替换有什么意义呢？它向工人政党提出了哪些任务呢？

　　1904年，第一代立宪民主党人在宴会上大叫大嚷，搞地方自治运动，他们在各阶级同专制制度之间以及彼此之间的关系还很不明确的时候，即在群众的公开斗争和各阶级的（而不是小集团的）政策还没有确定这些关系的时候，反映了社会高潮的开端。当时，立宪民主党集合了资产阶级社会即所谓有教养的社会的各种各样的分子，从宁要姜汁鲟鱼⁵⁷而不要宪法的地主一直到当职员的、受雇的知识分子。立宪民主党人曾经准备在“历史上的政权”即沙皇专制制度同正在斗争的工农群众之间进行调停。1905年夏天的朝见沙皇，是卑躬屈节的开始，因为俄国自由派除卑躬屈节外就不了解还有另外形式的调停了。从那时候起，确实在俄国革命的每一个比较重要的阶段中，资产阶级自由派都是以向专制政府和黑帮地主匪帮的奴仆卑躬屈节来进行“调停”的。1905年8月，他们反对抵制布里根杜马的革命策略。1905年10月，他们分裂出了公开反革命的十月党，同时派彼得•司徒卢威去拜见维特，鼓吹温和谨慎。1905年11月，他们谴责邮电职工的罢工，对士兵起义的“灾祸”表示遗憾。1905年12月，他们吓得偎依在社巴索夫的怀里，为的是在第二天猛击（看来应当说是乱踢⁵⁸）“疯狂的自发势力”。1906年初，他们竭力洗雪自己蒙受的“耻辱的”怀疑：似乎他们竟会在国外进行宣传，反对借亿万外债来巩固专制制度。在第一届杜马中，自由派空谈人民自由，同时又偷偷地从后门进去见特列波夫，并反对劳动派和工人代表。他们发表了维堡宣言⁵⁹，企图一箭射双雕，他们看风使舵，以致可以根据需要任意解释自己的行为，既能解释成支持革命，也能解释成反对革命。关于第二届和第三届杜马，更没有什么可说了，立宪民主党人的自由主义在这里已经把自己的十月党人的本性暴露无遗了。

　　过了三年，立宪民主党人就“破产了”，要想重新活跃起来，就得提出“比立宪民主党人左一些”的口号！第一代立宪民主党人已经为人所不齿。由于彻底背叛人民自由，他们自己埋葬了自己。

　　但是，新换上来的第二代立宪民主党人，有没有沾染同样的尸毒呢？在新组织周围吵闹得特别厉害的人民社会党人先生们，你们这些“社会立宪民主党人”，是不是想再重复我们从三年的经验中所知道的旧的演进过程呢？

　　对于这个问题，不应当用对未来的猜测来回答，而应当用对过去的分析来回答。这一分析雄辩地证明，“社会革命党的孟什维克”即人民社会党人先生，在他们那个“美好的日子里”（例如在第一届杜马时期）在曾经活动过的劳动派农民政治组织中，确切些说，在他们的政治运动中，的确扮演了立宪民主党人的角色。请回忆一下人民社会“党”（小集团？）在俄国革命中的主要历史事实吧。他们在“解放社”⁶⁰接受了洗礼。在1905年12月的社会革命党代表大会上，他们这些老是在立宪民主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之间摇来摆去的人，主张采取一种荒谬的、暧昧的立场，希望同社会革命党人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在十月的自由的日子里，他们同社会革命党人合办政治报纸。在第一届杜马时期也是一样：玩弄“高超的”外交手腕，“巧妙地”掩饰分歧，蒙蔽世人的耳目！在第一届杜马被解散、第二阶段起义遭到失败、斯维亚堡起义⁶¹被镇压下去以后，这班绅士就下定决心向右转。他们使自己的党“合法化”，当然只是为了在报刊上合法地诋毁起义的主张，证明积极宣传共和制思想是不合时宜的。在第一届杜马中，他们在农民代表面前战胜了社会革命党人，为自己的土地法案⁶²征得了104人的签名，而在社会革命党人的法案⁶³上签名的只有33人。农民小业主要求土地国有化这种“清醒的”、资产阶级的愿望，吹散了“社会化”的迷雾。我们看到，社会立宪民主党人要求的不是建立农民的政治革命组织，不是建立起义的组织，而是玩弄合法化和议会主义的把戏，保持狭隘的知识分子的小组习气。俄国农民摇来摆去，离开了立宪民主党人和知识分子机会主义者人民社会党人，转向带有知识分子那种不坚定性的革命者社会革命党人，这就证实了小农的两重地位，证明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农民就不能进行坚定的阶级斗争。

　　现在人民社会党人先生们又开始同左派立宪民主党人“搞在一起”，而且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这些小傻瓜也拉来，这就表明，这伙人在三年的革命中没有学到什么东西。他们说，经济要求会使人们分离。他们希望在更迫切的要求即政治要求方面联合起来。他们在革命进程中什么也没有弄明白，而俄国的革命同其他国家的革命一样表明，只有群众斗争才有力量，然而群众斗争只有以重大的经济改革为目标才能开展。

　　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一再追随左派立宪民主党人，这已经不是新闻了。在彼得堡进行第二届杜马选举时，情况就是如此。在前者对待立宪民主党内阁和全权杜马问题上，在后者对待同人民社会党人秘密结盟的问题上，情况也是如此。很明显，小市民知识分子的“如醉如痴的思慕心情”，即寄身于自由派资产阶级卵翼之下的思慕心情，是有其深刻根源的。

　　当然，这种思慕心情照例要用所谓利用新的高潮和新的力量配置等等的花言巧语来掩盖。

　　是啊，先生们，我们也赞成利用……尸体，不过不是为了使它“复活”，而是用来肥田，不是为了姑息陈腐的理论和庸人的情绪，而是为了让它去担任“恶魔的辩护人”⁶⁴的角色。我们将利用人民社会党人和左派立宪民主党人的这个新的绝妙的例子来教育人民，教他们不该这么办，教他们避免立宪民主党人的变节和小市民的萎靡不振。我们将密切注视这个新生的怪胎（只要不是死胎）的生长和发育，并时刻提醒大家，在现代的俄国，一切类似的胚胎只要不是死胎，都必然地和不可避免地标志着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群众性斗争的前奏。“解放社”又在复活了。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是说，上层人物已经开始嗅出什么来了。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是说，开了头就会有继续，在知识分子忙乱一阵之后，就会有无产阶级的斗争。

　　我们要趁第二代立宪民主党人登上舞台的机会，教育人民学习斗争，学习只是在斗争中并且只是同进行革命斗争的农民群众建立革命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