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对俄国革命的估计⁴⁸

（1908年4月）

　　现在俄国谁都不会再想照马克思的学说进行革命了。不久以前，一家自由派的——甚至几乎是民主派的——甚至几乎是社会民主党的（孟什维克的）报纸《首都邮报》，就是这样或者几乎就是这样宣扬的。⁴⁹应当为这句名言的作者说句公道话：他们确实抓住了在最广大的知识分子和有点教养的小市民中间，也许还在许多完全没有教养的小资产阶级群众中间普遍存在的对当前政治情绪和对我国革命教训的态度的实质。

　　这句名言不仅反映了对整个马克思主义及其坚持无产阶级的革命使命的坚定信念的憎恨，对马克思主义支持广大群众的一切革命运动、深入开展斗争并把斗争进行到底的无畏决心的憎恨。不，不仅如此，这句名言还反映了对不久前刚刚在俄国革命的实践中经过实际检验的斗争方法、活动方式和策略的憎恨。我国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确切些说，是一半的胜利、四分之一的胜利），完全是而且仅仅是由于无产阶级率领非无产阶级的劳动居民群众进行直接的革命冲击而取得的。一切失败都是由于这种冲击的削弱造成的，都是由于回避这种冲击、指望不发生这种冲击、有时甚至是干脆指望取消这种冲击（立宪民主党人）的策略而引起的。

　　现在，在反革命迫害猖獗的时期，小市民正在怯懦地巴结生活的新统治者，讨好称霸一时的新贵，抛弃以往的一切，竭力把它忘掉，要自己和别人相信，现在俄国谁都不会再想照马克思的学说进行革命，谁都不会再去考虑“无产阶级专政”，等等。

　　在其他的资产阶级革命中，旧政权镇压起义人民而取得的实际胜利也总是使广大的“有教养的”社会阶层灰心丧气，分崩离析。而那些真正为自由而斗争、在真正的革命事件中起过一些显著作用的资产阶级政党，却总是产生一些同现在俄国知识分子小市民中普遍存在的幻想相反的幻想。这就是幻想“自由、平等和博爱”必然会取得迅速的和彻底的胜利，幻想建立一个天下太平和人间幸福的全人类的共和国，而不是资产阶级共和国。这就是幻想在受过君主制和中世纪制度压迫的人民中间没有阶级纠纷，幻想暴力手段不能战胜“思想”，幻想过时的封建制度同新的自由民主的共和制度（对这种制度的资产阶级性，人们还根本没有认识到，或者认识极端模糊）截然对立。

　　因此，在反革命时期，探索到了科学社会主义观点的无产阶级代表人物不得不起来反对（如象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0年所做的那样）资产阶级共和派的幻想，反对对革命传统和革命本质作唯心主义的理解，反对用浮夸的空话来代替在特定阶级中间进行坚忍不拔和严肃认真的工作^FN1。我国的情况恰好相反。我们没有看到那种使我们在新的变化了的情况下继续进行革命工作这一迫切任务受到阻碍的原始共和主义幻想。我们没有遇到夸大共和国的作用，把这个同封建制和君主制进行斗争所必需的口号变成全体被剥削劳动者进行各种解放斗争的口号的现象。社会革命党人以及同他们一脉相承的、培育这类思想的集团只是一小撮人，三年革命风暴时期（1905―1907年）促使他们成立了机会主义小市民的新政党人民社会党，促使他们又一次加强了反对政治的暴动行为和无政府主义活动，而不是广泛地迷恋于共和主义。

　　小市民的德国在1848年革命的第一次冲击后的第二天，就明显地表现出小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的幻想。小市民的俄国在1905年革命冲击后的第二天，就明显地表现出而且日益表现出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的幻想，这种机会主义希望不经过斗争就达成妥协，它害怕斗争，一遭到失败就急忙抛弃自己过去的东西，就以灰心、沮丧和变节行为来毒化社会气氛。

　　显然，这种差别是社会制度不同和两个革命的历史背景不同造成的。但是问题并不在于俄国的小资产阶级居民群众同旧制度的矛盾不那么尖锐。恰恰相反，我国农民在俄国革命的第一个时期进行的土地运动比19世纪历次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土地运动，要强大得多，明确得多，政治上自觉得多。问题在于，在欧洲构成革命民主派核心的阶层，即城市行会手工业、城市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在俄国却一定是转向反革命自由派的。同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国际大军携手并进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自觉性，世世代代受农奴主压迫而陷于绝境、要求没收地主土地的庄稼汉的坚决的革命性，——就是这些因素使得俄国的自由派比欧洲的自由派更容易投入反革命的怀抱。因此俄国工人阶级要担负起这样的重任：保持知识分子和小市民急于抛弃的革命斗争传统，发扬和巩固这种转统，把它灌输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识中去，把它带到必然到来的民主运动的下一次高潮中去。

　　工人们自发地执行的正是这样一条路线。他们十分热情地参加了伟大的十月斗争和十二月斗争。他们十分清楚地看到，只有通过这种直接的革命斗争，他们的状况才会有所改变。现在他们所说的，或者至少他们所感觉到的，就象一位织布工人在给他的工会机关报的信中所写的一样：工厂主夺去了我们的胜利果实，工长仍旧象过去一样嘲弄我们，你们等着吧，1905年还会来的。

　　你们等着吧，1905年还会来的。这就是工人的想法。对于工人来说，这一年的斗争提供了怎么办的范例。对于知识分子和变节的小市民来说，这是“疯狂的一年”，这是不该这么办的范例。对于无产阶级来说，研究和批判地掌握革命经验，就是要学会更有效地运用当时的斗争方法，使这种十月罢工斗争和十二月武装斗争更广泛、更集中、更自觉地进行。对于支配着变节的知识分子的反革命自由派来说，掌握革命经验，就是要永远避免“野蛮的”群众斗争“幼稚地”突然爆发，而代之以建立在斯托雷平“立宪主义”基础上的“先进的、文明的”立宪活动。

　　现在所有的人都在谈论掌握和批判地检验革命经验。社会党人和自由派在谈论。机会主义者和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也在谈论。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懂得，各种各样掌握革命经验的方法都不会超出上述两种对立的掌握方法的范围。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明确地提出问题：我们是应当掌握并且帮助群众掌握革命斗争的经验以进行更顽强和更坚决的斗争呢，还是应当掌握立宪民主党人背叛革命的“经验”并把它传授给群众呢？

　　卡尔·考茨基在他的基本理论著述中谈到了这个问题。他在已经译成欧洲所有主要文字的名著《社会革命》的第2版里，作了许多涉及俄国革命经验的补充和修改。第2版序言注明的日期是1906年10月，这就是说，作者掌握的材料不仅涉及1905年的“狂飙突进”，而且涉及我国革命的“立宪民主党时期”所发生的主要事件，涉及全国（几乎全国）都迷恋于立宪民主党人的选举胜利和迷恋于第一届杜马的时期。

　　在俄国革命的经验中，考茨基认为哪些问题是重大的和主要的，或者至少是比较重要的，需要向一般研究“社会革命的形式和武器”（考茨基著作第7节，即根据1905―1906年经验增补的一节的标题）的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新材料呢？

　　作者提出了两个问题。

　　第一，能够在俄国革命中取得胜利、使俄国革命成为真正胜利的革命的那些力量的阶级成分问题。

　　第二，俄国革命提供的、按革命力量的活动方向和攻击性质来说都是最高级的群众斗争形式——十二月斗争，即武装起义的意义问题。

　　任何一个多少能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俄国革命事件的社会主义者（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者）都应该承认，这确实是在估计俄国革命以及估计目前形势要求工人政党执行的策略方针方面的两个主要的基本问题。如果我们不彻底弄清哪些阶级由于客观经济条件能够使俄国资产阶级革命成为胜利的革命，那么我们所说的要竭力把这一革命变成胜利的革命就是一句空话，就只是一种民主主义的豪言壮语，我们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策略就必然是无原则的和摇摆不定的。

　　另一方面，要具体确定革命政党在目前全国性危机的风暴时期的策略，只是指出哪些阶级能够按照胜利完成革命的精神来行动显然是不够的。革命时期同所谓和平发展时期，同经济情况没有引起严重危机、没有产生强大的群众性运动的时期的区别，是革命时期的斗争形式必然更加多种多样，而且群众的直接革命斗争比领导人在议会、报刊上以及其他场合进行的宣传鼓动活动要多得多。因此，我们在估计革命时期时，如果只限于肯定不同阶级的行动方针，而不分析它们的斗争形式，那么我们的论断，从科学方面说来，就是不全面的、不辩证的，从政治实践方面说来，就会蜕化成死板的说教（附带说一句，普列汉诺夫同志在他论述社会民主党在俄国革命中的策略的著作中，十分之九都是满足于这种说教的）。

　　如果要真正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估计革命，就应当把革命当作一场处于某种客观条件下、以某种方式活动以及多少成功地运用某些斗争形式的生气勃勃的社会力量所进行的斗争。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当然也只有在这种基础上，估计斗争的技术方面和它的技术问题才是完全合适的，而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完全必要的。承认一定的斗争形式而不承认学习斗争技术的必要性，就等于我们承认需要参加某次选举而不重视规定这次选举的技术问题的法律。

　　现在我们来谈谈考茨基对上面两个问题的回答。大家知道，这两个问题在整个革命时期，即从1905年春天起（当时在伦敦举行的布尔什维克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⁵⁰和同时在日内瓦举行的孟什维克代表会议⁵¹都在明确的决议中规定了自己策略的原则基础），到1907年春天举行统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伦敦代表大会⁵²时止，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引起了长时期的热烈争论。

　　对于第一个问题，考茨基作了如下的回答。他说，在西欧，无产阶级包括大量的居民群众 。因此民主派在日前欧洲的胜利就意味着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在俄国，由于农民占大多数，就不会有这种情况。当然，社会民主党在最近的〈德文是absehbar，即看得见的，在视线内的〉将来也可能在俄国取得胜利 ，但是这种胜利只有依靠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盟〈Koalition〉才能取得。”考茨基甚至还说，这种胜利必然会有力地推动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

　　由此可见，资产阶级革命这个概念还不足以确定哪些力量能够在这种革命中取得胜利。商业资产阶级或工商业资产阶级充当主要动力的资产阶级革命是可能发生的，而且也发生过。这种革命的胜利，作为上述资产阶级阶层对其敌人（如享有特权的贵族或无限君主制）的胜利，是可能的。俄国的情况则不同。我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要作为资产阶级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这似乎令人难以置信，但这是事实。农民占大多数，农民受半农奴制的大地产的残酷压迫，已经组成社会主义政党的无产阶级有力量有自觉性——所有这一切都使我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具有特殊的性质。这一特点并不排斥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而马尔托夫和普列汉诺夫在他们对考茨基的立场所作的最不成功的批评中却企图说明是排斥的）。这一特点只是决定了我国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性质和为了在这样的革命中取得胜利而实行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的必要性。因为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盟”不是别的什么东西，而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

　　这种情况就是革命时期社会民主党内策略分歧的来源。只有注意到这一点，才能理解各种局部的争论（关于支持立宪民主党人的问题，关于左派联盟及其性质的问题等）和个别的冲突。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在革命的第一个时期（1905―1907年）的意见分歧的根源就在于这种基本的策略分歧，而决不是象一些不知内情的人有时所想的那样，在于“战斗主义”或“抵制主义”。

　　必须十分注意研究这种分歧的根源，必须根据上述观点来分析两届杜马和农民直接斗争的经验，这是应当始终坚持的。如果我们现在不做这样的工作，那么在下一次运动高潮到来的时候，我们在策略方面每走一步都会在党内引起旧的争论或引起派别冲突和纠纷。社会民主党对自由派和农民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态度，应当根据俄国革命的经验来确定。否则，我们就不会有坚持原则的无产阶级策略。顺便说一句，决不能把 “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盟”理解为无产阶级和农民两个不同的阶级或不同的政党的合并。不要说是合并，就是达成任何长期的协议，都会危害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政党，削弱革命民主主义斗争。农民必然会在自由派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摇摆不定，这是它的阶级地位所决定的，我国革命在各个不同的斗争领域都提供了许多这样的例子（如抵制维特杜马，选举，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中的劳动派等）。无产阶级只有执行革命先锋队的绝对独立自主的政策，才能使农民同自由派断绝关系，使他们摆脱自由派的影响，并在斗争过程中领导他们，从而真正实现 “联盟”，也就是实现在农民进行革命斗争的条件下的联盟。只有无情地批评劳动派的弱点和动摇，而不是奉承他们，只有宣传主张共和制的、革命的农民政党的思想，才能实现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盟”，以便战胜共同的敌人，而不是为了拿联合和协议开玩笑。

　　我们所说的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特殊性质，决定了这个革命不同于现代其他的资产阶级革命，但是又使这个革命接近于农民曾起过显著革命作用的过去几次资产阶级大革命。在这方面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他的一篇思想十分深刻而丰富的文章《论历史唯物主义》（《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英文版导言，恩格斯本人把这篇导言译成德文，载于《新时代》杂志第11年卷（1892―1893）第1册）中所写的一段话。恩格斯写道：“很有意思的是：在所有三次资产阶级大革命〈16世纪的德国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17世纪的英国革命和18世纪的法国革命〉中，都是农民提供了战斗部队，而在胜利后由于这一胜利的经济结果而必然破产的阶级又恰恰是农民。克伦威尔之后100年，英国的自耕农（yeomanry）差不多完全绝迹了。无论如何，正是由于这种自耕农和城市平民的参与，斗争才进行到底，查理一世才上了断头台。为了取得即便是那些在当时已经成熟而只待采集的资产阶级的胜利果实，也必须使革命远远地超出这一目的，正如1793年在法国和1848年在德国那样。这看来事实上就是资产阶级社会发展的规律之一。”恩格斯在同一篇文章的另一个地方指出，法国革命是“第一次把斗争进行到底，直到交战的一方即贵族完全被消灭而另一方即资产阶级获得完全胜利的起义”^FN2。

　　俄国革命的进程明显地证实了恩格斯的这两点历史的观察或概括。同时证实了，只有农民和无产阶级即“城市平民”的参与，才能把资产阶级革命大大向前推进（在16世纪的德国、17世纪的英国和18世纪的法国，农民可以占据首要地位，但是在20世纪的俄国，这种关系无疑必须颠倒过来，因为没有无产阶级的主动精神和领导，农民将一事无成）。证实了必须使革命远远超过直接的、最近的、已经完全成熟了的资产阶级目的，才能真正实现这些目的，才能牢牢地巩固最起码的资产阶级成果。因此可以断定，象高加索的孟什维克在1905年的决议中写的“为了不使资产阶级退出”，或者象普列汉诺夫在斯德哥尔摩说的为了得到“防止复辟的保障”，事先就把革命仅仅局限在直接的资产阶级的和狭隘的资产阶级的范围内，对于这种庸俗的做法恩格斯是会十分蔑视的！

　　另一个问题，关于对1905年十二月起义的估计问题，考茨基在他的小册子的第2版序言中作了分析。他说：“我现在已经不能象1902年那样肯定地断言，武装起义和街垒战在未来的革命中不会起决定性作用。莫斯科巷战的经验十分清楚地说明不是这样，当时为数很少的人在街垒战中同整整一支大军相持了一个星期，如果不是其他城市的革命运动遭到失败，使敌人有可能派遣增援部队，最后集中了庞大的优势兵力来对付武装起义者，他们是几乎就会取得胜利的。当然，街垒战之所以能够取得一定的胜利，只是因为城市居民大力支持革命者，而军队的士气却十分低落。但是谁能够肯定说，在西欧不可能发生这类情形呢？”

　　总之，当时起义过去差不多已有一年，已经用不着特意给战士们直接鼓气了，但是象考茨基这样谨慎的研究家还是坚决地肯定莫斯科起义是街垒战所取得的“一定的胜利”，并且认为必须修改自己认为巷战在未来革命中不可能起很大作用这个总的结论 。

　　1905年十二月斗争证明，在现代军事技术和军事组织的条件下，武装起义是能够取得胜利的。十二月斗争说明，整个国际工人运动今后应当考虑到在最近的无产阶级革命中采取这一类战斗形式的可能性。这就是从我国革命经验中真正得出的结论，这就是广大群众应当吸取的教训。而普列汉诺夫对十二月起义所作的有赫罗斯特拉特⁵³名声的评价是“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⁵⁴，可见上述结论和教训同他的这种论断的方向有多大的距离啊！普列汉诺夫的这种估计引起了数不清的背叛性的评论！无数双龌龊的自由派的手抓住了他，要把有害的思想和庸俗的妥协精神灌输给工人群众！

　　普列汉诺夫的估计没有丝毫的历史真实性。马克思在巴黎公社成立半年以前说过，起义是蠢举，然而后来却把这种“蠢举”估计为19世纪最伟大的无产阶级群众运动，现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有多一千倍的理由使群众相信，十二月斗争是巴黎公社以后最必要、最合理和最伟大的无产阶级运动。不管社会民主党内某些知识分子怎么说和怎么抱怨，俄国工人阶级应当持有的正是这样的观点。

　　考虑到这篇文章是给波兰同志写的，因此在这里作一点说明也许是必要的。很遗憾，我不懂波兰文，了解到的一些波兰的情况，只是道听途说。因此别人很容易驳倒我，说正是在波兰，整个党遭到失败，是因为从事软弱的游击活动、恐怖活动和一连串的突然行动，而且正是为了起义的传统和无产阶级同农民的共同斗争（所谓波兰社会党“右派”⁵⁵）。很可能，从这一观点看来，波兰的情况和俄国其他地方的情况确实有很大不同。我不能对这一点下判断。但是我应当指出，除了波兰以外，我们没有在其他地方看见过这种荒谬的、会引起正当的反对和斗争的离开革命策略的现象。这里自然会产生这样的想法：正是波兰在1905年12月没有发生这样的群众性武装斗争！可是这难道不正是因为在波兰，而且只是在波兰，无政府主义那种“制造”革命的反常的荒谬策略曾经风行一时吗？不正是因为那里的条件不容许开展哪怕是短暂的群众性武装斗争吗？难道这样的斗争传统即十二月武装起义的传统有时不正是克服（克服的办法不是靠陈腐庸俗的小市民说教，而是放弃无目的的、无意义的、分散的暴力行动而采取有目的的、群众性的、为了广泛推动和加紧直接的无产阶级斗争联系而进行的暴力行动）工人政党内部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唯一有效手段吗？

　　对我国革命的估计问题决不只有理论意义，而且有最直接的现实意义。我们的整个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现在同最广大的工人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居民群众掌握伟大的三年的教训的过程有密切联系。我们现在不能只是空洞地说（按波兰社会党“左派”⁵⁶第十次代表大会决议的精神），根据现有材料目前还不能确定，我们面临的究竟是革命爆发的道路，还是长期地、缓慢地小步前进的道路。当然，现在世界上任何一种统计学都不能确定这一点。当然，将来不论遇到多么严重的考验，我们都应当使我们的工作全都贯彻总的社会主义的精神和内容。但这还不是一切。停留在这一点上，就意味着不善于给无产阶级政党以任何实际的指导。我们应当直接提出并且切实解决这样的问题：我们现在应当根据什么方针来总结三年的革命经验呢？为了教育动摇不定和意志消沉的人，为了揭露背叛和脱离社会主义的人，我们要大声公开地宣布：工人政党认为，群众的直接革命斗争，1905年十月斗争和十二月斗争是巴黎公社以后最伟大的无产阶级运动，只有发展这种形式的斗争，才能保证未来革命取得胜利，这些斗争的榜样应当成为我们在教育新一代战士的工作中的灯塔。

　　如果我们根据这一方针进行日常工作，而且记住，只是由于党进行了多年的实实在在和坚定不移的准备工作，才保证了党在1905年对无产阶级产生巨大影响，那么，我们一定能够达到目的：不管事态怎样发展，不管专制制度以什么速度崩溃，工人阶级都会不断壮大起来，成为自觉的、社会民主党的革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