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政变在酝酿中！

（1906年9月30日〔10月13日〕）

　　古契柯夫给特鲁别茨科伊的信¹⁴，我国政治报刊——如果御用报纸和少数幸存的自由派报纸可以叫作政治报刊的话——已经议论得很久了，而且有一部分报刊还在继续议论。这封信的确有一定的意义。它标志着反革命倾向在俄国大资产阶级的广泛阶层中间向前发展了一大步。对这些阶层来说，十月政治罢工¹⁵就已经起了决定性的转折点的作用。在10月17日¹⁶以后，大资产者立刻说：“够了！”因此，俄国革命的一个非常突出而且是非常典型的特点表现在，那些在沙皇政府着手使新宪法适用于专制制度的时候站到政府方面去的大资产阶级分子，用立宪宣言公布的日子为党命名。10月，是俄国革命至今唯一取得部分胜利的日子。叫作十月党¹⁷的，却是我国反革命大资产阶级的政党。

　　俄国革命的阶级矛盾突出体现在这种矛盾的对照上。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观察俄国的当前革命，这种矛盾的对照就能得到解释。当前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这个革命不管怎么说都是在为资本主义更加广泛而迅速的发展清扫基地。把革命农民在争取土地的斗争中的完全胜利看作是“劳动原则”的胜利，看作是向“社会化”过渡，这完全是小资产阶级的幻想。但是，不可避免地为资本主义清扫基地，可以沿着两大路线进行。既可以在保证农民和无产阶级群众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能够得到最大福利的条件下把农奴制的俄国改造成资产阶级的俄国，也可以在首先保证地主和资本家这两个有产阶级利益的条件下实行这种改造。我国革命至今走的还是后一条道路。如果我国革命不能再赢得一次比较大的胜利，那么，反革命资产者十月党人无疑将成为俄国革命的遗嘱执行人，正象容克俾斯麦成为不彻底的德国1848年革命的遗嘱执行人一样。

　　古契柯夫先生不是大傻瓜。他已经在预先享受革命彻底失败以后执掌政权的乐趣了，在预先享受既推行讲求实惠、唯利是图的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又用军警残酷镇压心怀不满的“下层群众”的乐趣了。古契柯夫先生虽然是一个讲求实惠、思想贫乏的资产阶级市侩，但是他比我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许多哲学家和空谈家更好地领会了实际政治形势。（L’ignorance est moinséloignée de la vérité que le préjugé！——无知比偏见离真理还近一些。）古契柯夫先生要把立宪民主党人的资产阶级理想付诸实现。这方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信中下面这段没有引起我国奴仆报刊重视的话：

　　古契柯夫给特鲁别茨科伊写道：“现在，革命的胜利或者即使是革命危机的重新尖锐化，无疑会把我国新兴的政治自由和我们所余无几的文化和福利统统葬送掉。”

　　从资本家和地主的利益来看，这是对当前政治形势的一种非常准确和非常中肯的估价。古契柯夫先生抓住了要害。当前政治形势的整个关键的确在于革命危机会不会重新尖锐化。古契柯夫先生，我们感谢您的坦率！我们完全知道，《言语报》¹⁸的资产阶级教授们和外交家们是不喜欢您的果断、直率、迅速和勇猛的，是不喜欢您的——请原谅我用一个粗俗的字眼——“捅漏子”的本领的，但是我们社会党人却非常赞赏您这种本领。它对我们有利。

　　总之，谁想认真提出当前政治形势问题，谁就应当十分明确地确定自己对待革命危机重新尖锐化的态度。古契柯夫先生就是这样做的。他那整封信都在声明：“我持反对态度。”我把一切都服从于同这种尖锐化作斗争的利益，服从于压制一切导致这种尖锐化的因素的利益。原因很清楚。革命危机的重新尖锐化有可能使革命获胜，而革命获胜又会使古契柯夫之流、罗曼诺夫之流、斯托雷平之流先生们以及其他一帮大暴行制造者的地主们“所余无几”的田产……受到威胁，会使能够防备无产阶级进一步斗争的资产阶级“所余无几”的特权受到威胁，一句话，会使“我们的〈古契柯夫之流、罗曼诺夫之流、斯托雷平之流的〉所余无几的福利”受到威胁。

　　古契柯夫先生说得很正确，比现在拼命反对他的立宪民主党人要正确得多，彻底得多。这些以形形色色的维诺格拉多夫之流、司徒卢威之流、伊兹哥耶夫之流、别尔嘉耶夫之流、米留可夫之流为代表的立宪民主党人已经千百次地为“自由和文化”在“疯狂的自发势力”的胜利下行将寿终正寝而痛哭流涕。

　　革命者也不妨向反动派学习学习应该怎样彻底地提出当前政治形势的问题，即“革命危机重新尖锐化”的问题。这种尖锐化必将意味着为俄国大革命的伟大一年的经验所丰富了的群众发动会比以前更多。而这一年的经验，从十月罢工开始，经过十二月起义¹⁹，经过和平杜马和解散杜马²⁰，正在导向以罢工作为斗争的从属辅助手段的进攻性的全俄武装起义。

　　政府已经使它的全部政策适应这种大家所预期的革命危机的重新尖锐化。它故意不规定选举新杜马的日期，这无疑是想使自己腾出手来，在全民斗争大大尖锐化的情况下，用突然规定选举日期的办法来粉碎这个斗争。现在政府正在专心致志地研究是否要召开新杜马和是否要保留旧选举法这个问题，无疑也是从同一观点出发的。因此，社会民主党对这个问题漠不关心是最没有道理的。

　　政府现在势必二者择一：或者是在加紧迫害、对选举施加压力、组织黑帮的条件下，根据现行选举法再召开一次杜马；或者是在第二届杜马召开前修改选举法，以确保有一个“有工作能力的”，即黑帮的杜马。地主阶级中反动势力的抬头、黑帮地主在地方自治机关中的胜利、人民不满情绪的显著增长，——所有这些都直接提示政府要立即废除现行选举法，要用从维特杜马回到布里根杜马²¹的办法来限制选举权，要不然就采取更糟的办法，或者干脆把地方自治机关选出的代表召集到第二届杜马里来。我国报刊的御用记者已经无意中泄露了“上层人士”即宫廷党羽的这种计划，并且正在找根据来证明专制政府“有权”越过杜马颁布新的选举法。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政府政策的这些“方针”，哪一种是可能被采取的。从立宪的“合法性”、政治上的谨慎和忠诚来说应保留12月11日选举法²²。很明显，这都是些“理想的”理由，而这些理由罗曼诺夫之流和波别多诺斯采夫之流一向没有把它们放在眼里。如果认为，那些在最后的、绝望的斗争中保护自己农奴占有权的、从头到脚沾满了血污的人会考虑这类理由，实在是太可笑了。如果认为，沙皇匪帮会因“合法性”感到为难，那是可笑的，因为这伙匪帮既没有因颁布12月11日法令、2月20日法令²³等等而感到为难，也没有因现在“法令”一味遭到嘲弄而感到为难。不，所有这些理由都是不足信的！

　　欧洲的意见呢？需要取得借款吗？这个需要倒是最迫切的。可是欧洲资本只有在“秩序”有了保障的时候才肯出钱。至于这是什么样的“秩序”，资本是无所谓的，即使是墓地的秩序，它也是喜欢的。可是要知道，第二届立宪民主党的杜马（老天保佑别来一个左的杜马！）是准备在财政上作出新的揭发，搞成新的“无秩序”状态的呀！不，正是着眼于得到欧洲借款，政府才竭力打算废除现行选举法，以便保证成立黑帮杜马，保证杜马接受各种借款。

　　当然，决不能忘记，专制政府同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之间达成协议之所以必要，其实是有极其深刻的经济原因和政治原因的。通过第一届杜马谋求协议的第一次尝试失败，还绝对证明不了也不可能证明所有这类尝试都会失败，而今后这类尝试还会很多很多。但是，现在决不能认为（专制政府也不会认为），恰恰通过立宪民主党的杜马达成协议的可能就特别大。

　　革命者学习革命经验，而专制政府也学习这种经验，而且学习得很用心。根据现行选举法组成更右的杜马的希望渺茫，这一点大家都看到了。第二届杜马召开的时间正值冬末，广大人民群众的饥饿、失业和贫困等现象在冬末通常会达到异常尖锐的程度。那些比立宪民主党左的政党，现在无疑比以前更不愿意听命于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它们将更能进行独立的、坚决的和积极的政治活动。不！我们不应当抱有幻想，不应当把敌人想象得全都是那么愚蠢，那么迟钝，那么轻率。我们不应当怀疑，黑帮政府的“思想和行动的勇士们”现在正在竭尽全力使立宪民主党杜马的经验不致重复。

　　解散杜马向政府表明，广泛的、全民的起义没有立即发生。“上层人士”对偷偷摸摸搞起的政变（coup d’état）很中意。他们觉得对革命的袭击是成功的和大胆的，这给他们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他们现在不会不打算预先再来一次这样的袭击，以防止“革命危机的重新尖锐化”。沙皇的廷臣都是军人。转入攻势，掌握军事行动的主动权，这种策略的好处他们是很清楚的。害怕起义吗？但是从某种程度上说，起义是不可避免的——在整整一年的时间里，工人的罢工、军人和农民的起义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第二届立宪民主党的杜马将给人民造成更有利的起义形势，因为“战地法庭自由派”的政策已经彻底破产，居民已经被整得疲惫不堪，等等，等等。既然“革命危机重新尖锐化”是不可避免的，那我们就应该先发制人，——伊格纳季耶夫是这么想的，他十之八九会这么想。他一定会先发动，——沙皇将在选举前夕废除12月11日选举法，并且将颁布新法令，以保证杜马的黑帮成分。

　　我们无意于当先知，也不想估计当前很复杂的政治形势的种种可能的结局。但是，社会民主党必须慎重权衡一切在政治中起作用的力量的倾向，以便合理地调整自己的策略。这种权衡将会得出一个确定不移的结论：工人们！你们要准备对付政府在选举前制定黑帮选举法！农民们！知道吧，政府正在想方设法修改选举制，使农民代表，使劳动派不能进入杜马！

　　我们不应当让政府打我们个措手不及。我们应当向群众进行最有力的鼓动，向他们说明日益逼近的危险。我们应当打消人们天真的信念，使他们不再相信选举法这一“立宪”制度会永久不变。我们应当打破人们的立宪幻想。我们应当提醒人们注意欧洲革命及其时常更改选举法的例子。我们应当全力提高人们的觉悟，使他们认识到现在日益尖锐的危机不是议会危机，也不是立宪危机，而是革命危机，这个危机只有靠实力来解决，只有靠胜利的武装起义来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