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击战争

（1906年9月30日〔10月13日〕）

　　游击活动问题引起我们党和工人群众的极大兴趣。我们已经不止一次顺便谈到这个问题，现在打算把我们的观点作一次比较完整的叙述，这是我们曾经说过的。^FN1

一

　　让我们从头说起吧。每个马克思主义者对于考察斗争形式问题，应当提出些什么基本要求呢？第一，马克思主义同一切原始形式的社会主义不同，它不把运动限于某一种固定的斗争形式。它承认各种各样的斗争形式，并且不是“臆造”这些形式，而只是对运动进程中自然而然产生的革命阶级的斗争形式加以概括、组织，并使其带有自觉性。马克思主义同任何抽象公式、任何学理主义方法是绝对不相容的，它要求细心对待进行中的群众斗争，因为群众斗争随着运动的发展，随着群众觉悟的提高，随着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加剧，会产生愈来愈新和愈来愈多的防御和攻击的方式。因此，马克思主义决不拒绝任何斗争形式。马克思主义决不局限于只是在当前可能的和已有的斗争形式，它认为，随着当前社会局势的变化，必然会出现新的、为这个时期的活动家所不知道的斗争形式。马克思主义在这方面可以说是向群众的实践学习的，决不奢望用书斋里的“分类学家”臆造的斗争形式来教导群众。例如，考茨基在考察社会革命的形式时说：我们知道，即将到来的危机会给我们带来我们现在还预见不到的新的斗争形式。

　　第二，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一定要历史地来考察斗争形式的问题。脱离历史的具体环境来谈这个问题，就是不懂得辩证唯物主义的起码常识。在经济演进的各个不同时期，由于政治、民族文化、风俗习惯等等条件各不相同，也就有各种不同的斗争形式提到首位，成为主要的斗争形式，而各种次要的附带的斗争形式，也就随之发生变化。不详细考察某个运动在它的某一发展阶段的具体环境，要想对一定的斗争手段问题作肯定或否定的回答，就等于完全抛弃马克思主义的立脚点。

　　这就是我们应当遵守的两个基本理论原理。在西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给我们提供了无数证实上述原理的例证。欧洲社会民主党人认为议会制度和工会运动是目前主要的斗争形式，但是，他们同俄国立宪民主党人¹和无题派²之类的自由派资产者的意见相反，过去承认过起义，并且在将来局势发生变化的时候，还是完全准备承认起义的。70年代，社会民主党不承认总罢工是解决社会问题的万应灵丹，不承认它是通过非政治途径能立即推翻资产阶级的手段，但是，社会民主党现在完全承认群众性的政治罢工（特别是有了1905年俄国革命的经验以后）是一种在一定条件下必要的斗争手段。社会民主党承认过19世纪40年代的街垒斗争，以后又根据19世纪末的一定情况把它否定了，而在有了莫斯科的经验以后，又表示完全愿意修改这种否定街垒斗争的观点，承认这种斗争是适当的，因为莫斯科的经验，用考茨基的话来说，提供了新的街垒战术。

二

　　我们既已确定了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现在就来考察一下俄国革命。我们先回忆一下俄国革命所提出的各种斗争形式的历史发展。起初是工人的经济罢工（1896―1900年），接着是工人和学生的政治示威（1901―1902年），农民骚乱（1902年），以各种形式同游行示威结合在一起的群众性政治罢工的兴起（1902年罗斯托夫的罢工，1903年夏季罢工，1905年1月9日事件）。全俄政治罢工连同局部的街垒斗争（1905年10月），群众性的街垒斗争和武装起义（1905年12月），和平的议会斗争（1906年4―6月），军队的局部起义（1905年6月―1906年7月），农民的局部起义（1905年秋―1906年秋）。

　　从一般斗争形式来看，截至1906年秋天为止，情况就是这样。专制制度采取的“报复”斗争形式，就是从1903年春天的基什尼奥夫事件起到1906年秋天的谢德尔采事件³止的黑帮大暴行。在这整个时期，策划黑帮大暴行和屠杀犹太人、大学生、革命者以及觉悟工人的办法变本加厉，日益精巧，除了收买无知之徒施行暴力而外，还动用了黑帮军队，甚至在农村和城镇使用大炮，派遣讨伐队和讨伐列车等等。

　　这就是情况的基本背景。在这个背景上也就呈现出本文所要研究和评价的那一现象，当然这是一种局部的、次要的、附带的现象。这一现象究竟是什么呢？它具有哪些形式？它产生的原因是什么？是在什么时候产生的，扩展到了什么程度？它在革命总进程中有什么意义？它同社会民主党所组织所领导的工人阶级斗争的关系怎样？这就是现在我们勾画了这种情况的一般背景以后所要分析的一些问题。

　　我们所关心的这一现象是一种武装斗争。这个斗争是由个别人和一小群人进行的。其中一部分人参加了革命组织，一部分人（在俄国某些地方是大部分人）没有参加任何革命组织。武装斗争有两种不同的、必须加以严格区分的目的：第一，这种斗争的目的，是要刺杀个别人物，军警长官和他们的下属；第二，是要没收政府的和私人的钱财。没收来的钱财一部分交给党，一部分专门购置武器和准备起义，还有一部分用来维持进行上述斗争的人的生活。剥夺来的大笔款项（高加索20多万卢布，莫斯科875000，卢布）⁴首先交给革命政党；剥夺来的小笔款项，首先，有时甚至完全用来维持“剥夺者”的生活。这种斗争形式，显然只是在1906年，即十二月起义以后，才广泛地发展和流行起来。尖锐到发生武装斗争程度的政治危机，特别是农村和城市的贫困、饥饿和失业的加剧，是引起这种斗争的重要原因之一。无业游民、流氓分子和无政府主义者集团，把这种斗争形式看作是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社会斗争形式。专制制度采取的“报复”斗争形式，就是宣布戒严状态，动员新的部队，施行黑帮大暴行（谢德尔采事件），设立战地法庭⁵。

三

　　通常对这种斗争的评价可以归结如下：这是无政府主义、布朗基主义⁶、旧时的恐怖手段，是脱离群众的个人行动，这种行动会使工人风纪败坏，使广大居民同工人疏远，瓦解运动，危害革命。人们可以从报纸上每天报道的事件中随便找出一些例子，来证实这种评价。

　　但是这些例子有说服力吗？为了检验这一点，我们不妨看看这种斗争形式最发展的地方，即拉脱维亚边疆区。请看，《新时报》⁷（9月9日和12日）对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的活动是怎样发泄不满的吧。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党⁸（它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一部分）所办的报纸⁹，通常发行3万份。在通告栏内，公布了每个正直的人都有责任加以消灭的奸细的名单。帮助警察局的人被宣布为“革命的敌人”，应当处以死刑，并没收其财产。居民向社会民主党捐款必须索取盖有印章的收条。党的最近账目中载明，在全年48000卢布收入中，有5600卢布是利巴瓦支部用剥夺手段得来购置武器的。《新时报》自然暴跳如雷，反对这种“革命立法”，反对这个“可怕的政府”。

　　谁也不敢贸然把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的这种活动，说成是一种无政府主义、布朗基主义、恐怖主义。为什么不敢呢？因为这里显然可以看出，新的斗争形式是同12月发生过而且现在又在酝酿的起义有联系的。就整个俄国来说，这种联系还不十分明显，但是这种联系是存在的。至于“游击”斗争是在12月以后才开展起来，这种斗争不仅同经济危机尖锐化有联系，而且同政治危机尖锐化有联系，这些都是没有疑问的。旧时的俄国恐怖主义是知识分子密谋家所干的事情；现在的游击斗争通常是由工人战斗队员或者就是失业工人进行的。布朗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是那些喜欢死板公式的人容易想到的，但是在象拉脱维亚边疆区这样明显的起义环境里，这种用滥了的标签显然是不适用的。

　　从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的例子显然可以看出，在我国如此常用的、不把游击战争同起义环境联系起来的分析方法，是完全不正确的、非科学的、非历史的。应该注意到这个环境，考虑到两次大规模起义行动之间的间隔时期的种种特点，应当了解这时必然会产生怎样的斗争形式，而不是用立宪民主党人和新时报派惯用的无政府主义、抢掠、游民行为等这套字眼来敷衍了事！

　　有人说，游击活动会破坏我们的工作。我们不妨把这种议论拿来同1905年12月以后的环境，同黑帮大暴行和戒严状态的时代对照一下。在这样的时代，究竟是什么最能破坏运动呢？是不抵抗，还是进行有组织的游击斗争？我们可以把俄国中部同俄国西部边区即波兰和拉脱维亚边疆区比较一下。毫无疑问，游击斗争在西部边区开展得更广泛，发展得更迅速。同样毫无疑问，革命运动，特别是社会民主运动，在俄国中部要比俄国西部边区一带受到的破坏更大。当然，我们决不想由此得出结论说，波兰和拉脱维亚的社会民主运动所受到的破坏较小是因为进行了游击战争。不是的。由此只应得出结论说，1906年俄国社会民主工人运动受到破坏的事实不能归咎于游击战争。

　　人们谈到这一点的时候，往往以民族条件的特点为借口，但是这种借口特别明显地暴露了目前流行的论据的不足。既然问题在于民族条件，那就是说，问题不在于无政府主义、布朗基主义、恐怖主义这些全俄范围和甚至专门是俄罗斯范围的过失，而在于某种别的缘故。先生们，请你们具体地分析一下这个某种别的缘故吧！那时你们就会知道，民族压迫或民族对抗是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的，因为这在西部边区一带始终都是存在的，而游击斗争只是当前历史时期的产物。有许多地方，虽有民族压迫和民族对抗，但是没有游击斗争，而游击斗争有时是在没有任何民族压迫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只要具体分析问题，就会知道问题不在于民族压迫，而在于起义的条件。游击斗争是群众运动事实上已经达到起义地步，以及国内战争中两“大战役”间的一段较长的间隔时期内不可避免的一种斗争形式。

　　运动受到破坏，并不是由于游击活动，而是由于党软弱无力，不善于掌握这种活动。所以我们俄罗斯人通常一方面咒骂游击行动，一方面又去进行确实使党受到破坏的那种秘密的偶然的没有组织的游击活动。我们不能了解产生这种斗争的历史条件，也就不能消除它的不好的方面。然而斗争却在进行着。这种斗争是由强大的经济原因和政治原因引起的。我们不能排除这些原因，也就不能排除这种斗争。我们埋怨游击斗争，其实就是埋怨我们党在起义方面的软弱无力。

　　以上我们关于运动受到破坏的问题所谈的一切，也适用于风纪败坏的问题。使风纪败坏的，不是游击战争，而是游击行动缺乏组织性，缺乏秩序，缺乏党性。对游击行动的斥责和诅咒，丝毫也不能使我们摆脱这种极明显的风纪败坏，因为这种斥责和诅咒绝对不能阻止深刻的经济原因和政治原因所引起的现象。有人会反驳说，我们不能阻止反常的、会败坏风纪的现象，但这也不能成为党应该采取反常的、会败坏风纪的斗争手段的理由。但是这种反驳纯属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说法，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说法，因为马克思主义者决不能把国内战争，或者作为国内战争形式之一的游击战争，笼统地看成反常的、会败坏风纪的现象。马克思主义者是主张阶级斗争的，而不是主张社会和平的。在尖锐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一定时期，阶级斗争就会径直发展成为国内战争，即两部分人之间的武装斗争。在这样的时期，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坚持国内战争的观点。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对国内战争作任何道义上的谴责，都是完全不能容许的。

　　在国内战争时代，无产阶级政党的理想，就是要成为战斗的党。这是绝对无疑的。我们完全可以假定，就国内战争而言，可以证明而且也可能证明国内战争的某种形式在某个时候是不适当的。我们完全承认可以根据军事上的适当与否来批评国内战争的各种不同形式，而且我们绝对同意在这种问题上的最后发言权属于各个地方的社会民主党的实际工作者。可是我们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绝对主张不要用一些什么无政府主义、布朗基主义和恐怖主义的老生常谈来回避对国内战争条件的分析，绝对主张在讨论社会民主党应否参加游击战争问题时，不要拿某个波兰社会党组织在某个时候采用过的毫无意义的游击活动方式来吓唬人¹⁰。

　　对于所谓游击战争会使运动受到破坏的借口，我们应该批判地对待。采用任何一种新的斗争形式，都会遇到新的危险，遭到新的牺牲，因而不免会使对这种新的斗争形式准备不足的组织受到“破坏”。我们以前的宣传员小组曾因转向鼓动而受到破坏。后来，我们的委员会也因转向游行示威而受到破坏。任何战争中的任何一次军事行动，都会使作战队伍受到某种破坏。但是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不应当作战。由此应当得出的结论是，应该学会作战。如此而已。

　　某些社会民主党人骄傲自满地说，我们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不是小偷，不是土匪，我们高于这一切，我们反对游击战争。当我听到这类话的时候，我便自问道：这些人明白他们说的是什么吗？现在黑帮政府正在全国各地同居民展开武装冲突和搏斗。这种现象在目前的革命发展阶段上，是绝对不可避免的。居民自发地、无组织地——因此也就往往采取不能奏效的坏形式——同样用武装冲突和袭击来对付这种现象。我明白，由于我们组织的软弱无力和准备不足，在某个地方和某个时候，我们可能放弃党对这种自发斗争的领导。我明白，这个问题应当由当地的实际工作者来解决，改造软弱无力的和准备不足的组织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可是，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或政论家不但不对这种准备不足感到痛心，反而用一种骄傲自满的态度、纳尔苏修斯¹¹式的得意神情重复他在少年时代背诵的那些关于无政府主义、布朗基主义和恐怖主义的词句。当我看到这种情形的时候，我就不禁要为世界上最革命的学说遭到诋毁而难过。

　　有人说，游击战争会使觉悟的无产阶级堕落到不可救药的无赖流氓的地步。这是对的。但是由此得出的结论只能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把游击战争当作唯一的、甚至是主要的斗争手段；这种手段应当服从于其他的斗争手段，应当配合主要的斗争手段；应当经过社会主义的教育影响和组织影响变成一种高尚的手段。没有后面这个条件，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进行斗争的一切手段，确实是一切手段，都会把无产阶级弄到那些高于或低于它的非无产者阶层的地步，如果听其自然发展下去，那就会散漫放荡，腐化堕落。听其自然发展的罢工，往往会堕落为工人同厂主相妥协以对付消费者的“同盟”。议会会堕落为妓院，由一伙资产阶级政客拿“人民自由”、“自由主义”、“民主”、共和主义、反教权主义、社会主义以及其他种种畅销货来做批发和零售的交易。报纸会堕落为廉价的皮条客，堕落为腐蚀群众、无耻迎合群氓卑鄙本能的工具，等等，等等。社会民主党不知道有什么万能的斗争手段，不知道有什么能用万里长城把无产阶级同稍高于或稍低于它的各个阶层隔绝起来的手段。社会民主党在不同的时代采用不同的手段，并且始终为采用这种手段规定了严格确定的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条件。⁽¹⁾

四

　　俄国革命同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相比，特点是斗争形式繁多。考茨基在一定程度上预见到了这一点，他在1902年说过，将来的革命（他补充说，也许俄国例外），与其说是人民和政府之间的斗争，不如说是两部分人之间的斗争。我们看到，在俄国，这第二种斗争显然要比在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中发展得更广。我国革命的敌人在人民中间为数不多，但是随着斗争的尖锐化，他们日益组织起来，并且得到了资产阶级中反动阶层的支持。因此，在这样的时代，在发生全民政治罢工的时代，起义也就不能采取那种只适用于间隔时期很短和地区很小的单独行动的旧形式，这是十分自然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因此，起义采取遍及全国的长期的国内战争这种更高的更复杂的形式，即采取两部分人之间的武装斗争形式，这也是十分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这样的战争，只能是连续发生的几次间隔时期较长的大战役和大量的、在这些间隔时期内发生的小冲突。既然这样——而这是确定无疑的——社会民主党也就绝对应该提出自己的任务：建立能够在这些大战役中也能够尽量在这些小冲突中最大限度地领导群众的组织。在阶级斗争已经尖锐到发生国内战争这个时代，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不仅应当参加这场国内战争，而且应当在这场国内战争中起领导作用。社会民主党应当培养和训练自己的组织，使它们能够真正成为交战的一方，不错过任何一个打击敌人力量的机会。

　　不用说，这是一个困难的任务。它不是一下子就能解决的。正如在国内战争进程中全体人民都在斗争中重新受到教育和进行学习一样，我们的各级组织也应当受到教育，应当根据实际经验进行改造，以适应这个任务。

　　我们一点也不想硬要实际工作者接受什么杜撰的斗争形式，甚至也不想在书斋里解决某种游击战争形式在俄国国内战争的总进程中的作用问题。我们决不想把具体估计某种游击行动的问题，看作是社会民主党的方针问题。但是，我们认为自己的任务就是尽量帮助大家从理论上正确估计实际生活所提出的新的斗争形式，就是毫不留情地反对各种死板公式和偏见，因为它们妨碍觉悟工人正确地提出这一新的困难问题并正确地解决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