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马克思
米哈伊尔·巴枯宁

致“晨报”编辑

　　阁下！

　　赫尔岑和戈洛文先生想把我在1848和1849年编辑的“新莱茵报”卷入他们和“弗·马·”^FN1之间关于巴枯宁的论战²⁶²。他们向英国公众宣称，对巴枯宁的诬蔑发端于我们的报纸，说什么这家报纸甚至敢于声言有乔治·桑作证。赫尔岑和戈洛文先生的诋毁丝毫没有触动我。但是，因为这件事情有助于解决有关米哈伊尔·巴枯宁的争论，所以，请允许我说明事情的实际情况。

　　1848年7月5日，“新莱茵报”收到了两封巴黎的来信：一封是哈瓦斯通讯社的通讯原稿，另一封是与这个通讯社完全没有联系的一位波兰流亡者的私人通讯。在这两篇报道中都肯定地说，乔治·桑掌握有一些足以使巴枯宁声名扫地的信件，这些信件揭发巴枯宁在最近和俄国政府建立了联系。

　　7月6日，“新莱茵报”发表了驻巴黎通讯员^FN2的信。

　　巴枯宁本人则在“新奥得报”²⁶³（布勒斯劳出版的报纸）上声明，早在“新莱茵报”发表这篇巴黎通讯之前，类似的谣传就在布勒斯劳秘密地散布；这些谣传来自俄国大使馆，他将写信给乔治·桑，这是他对这些谣传的最好回答。巴枯宁给乔治·桑的信与他的声明同时发表了。声明和信都马上在“新莱茵报”上转载了（见1848年7月16日“新莱茵报”）。1848年8月3日，“新莱茵报”接到巴枯宁通过科斯策尔斯基先生转来的乔治·桑给“新莱茵报”编辑的一封信。这封信当天就发表了，并加有下面的按语：

　　“本报第36号曾报道巴黎谣传乔治·桑掌握有一些信件，信件把俄国流亡者巴枯宁说成皇帝尼古拉的间谍。我们所以报道了这件事，是因为两位完全没有联系的通讯员同时向我们送来了这个消息。我们这样做只不过是尽一个公众报刊的义务，一个公众报刊对社会活动家是应该表现出高度警觉的。在这同时，我们也给了巴枯宁先生机会，让他来消除某些巴黎人士对他提出的怀疑。我们甚至没有等到巴枯宁先生提出要求，就从‘新奥得报’转载了他的声明和他给乔治·桑的信。现在我们发表乔治·桑给‘新莱茵报’编辑的信的直接译文，这封信彻底澄清了这一偶发事件。”（见1848年8月3日“新莱茵报”）

　　1848年8月末我路过柏林时，会见了巴枯宁，恢复了我们二月革命以前建立起来的亲密友谊。

　　1848年10月13日，“新莱茵报”谴责了普鲁士内阁驱逐巴枯宁出境，谴责了它所发出的如果巴枯宁敢于回到普鲁士就把他交给俄国的威胁。

　　1849年2月15日，“新莱茵报”就巴枯宁的小册子“对斯拉夫人的号召”发表了社论，开头两句话就是：“巴枯宁是我们的朋友。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批评他的小册子”²⁶⁴。

　　在发表于“纽约每日论坛报”的题为“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的文章中，我也尽我所知，在德国著作家中第一个对巴枯宁参加我们的运动特别是参加德勒斯顿起义给予了应有的评价²⁶⁵，同时也指责了德国报刊和德国人，指责他们极度怯懦，竟然对于把巴枯宁交给他们共同敌人一事表示容忍。

　　至于说到“弗·马·”，既然他顽固地认为大陆的革命有利于俄国的秘密阴谋，那末，如果他想立论严整的话，他就不仅应该谴责巴枯宁，而且也应该把任何大陆革命者一概都当作俄国间谍加以谴责。在他看来，革命本身就是给俄国作间谍，巴枯宁又怎能不是呢？

卡尔·马克思
1853年8月30日于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