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不列颠政局。——迪斯累里。——流亡者。——马志尼在伦敦。——土耳其¹

1853年3月22日星期二于伦敦

　　迪斯累里辞去少数派“大保守党”的领袖职位，在现时的政党史中是一个最重要的事件²。据悉，迪斯累里还在托利党内阁辞职八九个星期之前，曾打算抛弃自己的旧同盟者，只是由于得比勋爵再三要求才放弃了这种打算。可是现在，迪斯累里自己被排挤了，他的职位已正式由约翰·帕金顿爵士接替。帕金顿是一个稳健谨慎的人，有一些领导能力，但是，他又是一个阴暗的人物，是英国土地贵族的腐朽偏见和陈旧思想的真正化身。这次更换领导，意味着托利党彻底改组，可能还是最后的改组。迪斯累里可以庆幸自己摆脱开了那些惯于欺诈的土地占有者了。不管我们对这个据说是鄙视贵族、仇视资产阶级和不喜欢人民的人物的意见怎样，他毫无疑问是本届议会中最有才干的议员，而他的灵活性则使他能够很好地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要求。

　　至于流亡者的问题，我在上一篇文章中报道过：奥地利报纸在帕麦斯顿勋爵于下院发表演说后表示，要从被帕麦斯顿的有害影响所腐蚀的内阁得到满足是徒劳无功的。但是，阿伯丁在上院的声明用电报一拍到维也纳，情况就变了³。这几家报纸现在又强调说，“奥地利相信英国内阁是高尚的”，而半官方的机关报“奥地利通讯”⁴则刊载了该报巴黎通讯员所写的下面一篇报道：

　　“考莱勋爵在返回巴黎后向法国皇帝宣称，英国驻北方各国宫廷使节都接到了正式指令，这个指令要他们尽一切努力阻挡北方列强向英国政府提出联合照会，并提出下面这种理由使它们不去采取这样的步骤，即英国政府在整个英国的心目中愈能保持它在这个问题上自主自愿的样子，那末它就愈能满足这些强国的要求……

　　不列颠大使考莱勋爵极力向法国皇帝说明，他可以完全信赖不列颠内阁，而且，即使这种信赖被辜负了，皇帝还可以随时采取他认为需要的任何步骤……法国皇帝同意考验一下不列颠内阁的诚意，但同时保留了自己将来行动的完全自由；他现在正企图说服其他强国也照他这样做。”

　　诸君可以看到，从《ce　cher　Aberdeen》〔“这个可爱的阿伯丁”〕（路易－菲力浦通常这样称呼他）那里所期待到的是什么，阿伯丁所许下的诺言的内容大致是些什么。继这种诺言之后，现在已开始了实际的行动。上星期，英国警察当局拟出了居住在伦敦的大陆流亡者的名单。几个暗探挨街区、街道、住宅到处追踪搜索，并且记下了流亡者的特征；他们大都在附近的小酒馆里转来转去，有时甚至借口搜捕罪犯闯入某些流亡者的住宅，乱翻他们的文件。

　　正当大陆上的警察在徒劳无功地追捕马志尼的时候，正当纽伦堡当局下令关住城门捉拿马志尼的时候（德国有句老话：“抓不住就绞不死”），最后，正当英国报刊大量报道马志尼可能的行踪的时候，马志尼却在伦敦安然无恙地住了几天了。

　　缅施科夫公爵在举行了驻多瑙河各公国俄军阅兵式并检阅了驻塞瓦斯托波尔的陆军和舰队之后（按照他的命令，塞瓦斯托波尔在他莅临时曾举行军队上船和登陆演习），于2月28日以非常富于戏剧性的姿态进入君士坦丁堡。他的随员共12人，包括俄国黑海分舰队司令海军上将^FN1、一位师级将军^FN2、几位参谋军官和使团秘书小涅谢尔罗迭先生。希腊居民和俄罗斯居民对缅施科夫的接待，就像接待亲临沙皇格勒恢复真教的正教沙皇本人那样。在伦敦这里和在巴黎，下面这个消息引起了很大的轰动：缅施科夫公爵对傅阿德－埃芬蒂的辞职并不满足，他要求苏丹为了俄国皇帝的利益不但放弃对土耳其境内所有基督徒的保护权，而且放弃任命希腊总主教的权利；苏丹向英法求援；不列颠代办罗斯上校急忙派“黄蜂号”蒸汽舰往马尔他岛，以便立即调英国舰队去阿希佩拉哥群岛，而俄国舰船则到达达尼尔海峡附近的基利亚停泊。据巴黎的报纸“通报”⁵报道，在土伦的法国分舰队已接到命令开进希腊领水。不过，邓达斯海军上将仍然在马尔他岛上。从这一切可以看出，在欧洲，东方问题又提到ordre　du　jour〔日程〕上来了，但这样的事对于熟悉历史的人们来说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每当革命风暴暂时平息的时候，一定要出现同一个问题——这就是一直存在着的“东方问题”。当第一次法国革命的暴风雨过去，拿破仑和俄国沙皇亚历山大签订了提尔西特和约⁶，瓜分了整个欧洲大陆的时候，就出现过这个问题；那时，亚历山大利用了暂时的平静时机，把军队开往土耳其，向那些力求从内部摧毁这个行将灭亡的帝国的势力“伸出援助之手”。过了一些时候，西欧革命运动刚被来巴赫会议和维罗那会议镇压下去⁷，亚历山大的继承者尼古拉就给了土耳其一个新的打击。以后，又经过若干年，当七月革命以及继之而起的波兰、意大利和比利时各国的起义已经过去，成了1831年那个样子的欧洲看来已经摆脱了内部动荡的时候，东方问题于1840年又几乎把各“大国”卷入了大战⁸。现在，正当目光短浅的当权的侏儒们自夸似乎已经幸运地使欧洲摆脱了混乱状态和革命危险的时候，又出现了这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这一个无穷尽的困难之源：对土耳其怎么办？

　　土耳其是欧洲正统主义的一个痛处。从第一次法国革命时期起，正统主义君主体系的无力就表现在这样一个原则上：维持status　quo〔现状〕。这个共同的协议（顽固地维持自发或偶然形成的状况）是一个testimonium　paupertatis〔贫穷证明书〕，是主要的强国承认自己毫无能力为进步或文明作出什么事情。拿破仑能够在一刹那间决定整个大陆的命运，并且能够在自己的决定中显示出英明果断。聚集在维也纳会议上的欧洲正统主义⁹的代表们，为了完成同一个任务，以他们全部的“集体智慧”还花了好几年的功夫；而且他们为此互相争吵，造成极大的混乱，并且都发现做这样的事是如此索然无味，所以从那个时候起，他们就都意兴阑珊，不再打算重新划分欧洲了。平庸的米尔米东人（贝朗热这样称呼他们）¹⁰不通历史，不了解历史事实，没有主张和主动精神，他们膜拜status　quo——他们自己的集体创作，尽管他们自己也知道，他们的这件艺术作品是怎样的粗糙和平凡。

　　但是，土耳其和其余世界一样，并不是一直不变的。恰好在反动派在文明欧洲恢复了它所认为的status　quo　ante〔一定时间以前的现状〕的时候发现了，土耳其在这一个时期的status　quo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现了新的问题、新的利益、新的关系。可怜的外交家们又要从8―10年前因普遍动荡而工作中断的地方开始做自己的工作。一定要维持土耳其的status　quo！这就像要把一匹死马的尸体的腐烂过程停在一定阶段上防止它完全腐烂一样。土耳其正在烂下去，而且，只要现行的“均势”和维持status　quo的体系继续存在下去，还会越烂越厉害。因此，它将不顾所有的会议、议定书和最后通牒，经常地每年在外交难题和国际纠纷方面作出自己的贡献，就像任何一种腐烂物体向周围大量放出沼气和其他“芬芳的”气体那样。

　　现在让我们看一看问题到底在哪里。土耳其由以下三个完全不同的部分组成：非洲的藩属王国（埃及和突尼斯）、亚洲土耳其和欧洲土耳其。非洲的领地暂时不谈，因为其中只有埃及可以算是真正从属于苏丹的国家。但是埃及要在更大程度上从属于英国人，在今后瓜分土耳其时它毫无疑问将成为英国人的属地。亚洲土耳其则是土耳其帝国现时还拥有的那些力量的真正中心。400年间，土耳其人大半都是居住在小亚细亚和阿尔明尼亚，这两个地方是经常补充土耳其军队的充裕的来源，从围攻维也纳的土耳其的军队，一直到库列夫查战役中被吉比奇的并不高明的战术击溃的土耳其军队¹¹都是这样。亚洲土耳其尽管人口少，但仍然形成了一个非常团结的属于土耳其族的狂热的伊斯兰教徒群，目前就休想去征服它。所以，实际上一讨论“东方问题”的时候，在亚洲各地区中受到注意的只是巴勒斯坦和基督徒聚居的黎巴嫩平原。

　　真正经常引起纠纷的，是沙瓦河和多瑙河以南的一个大的半岛，即欧洲土耳其。这个好地方却不幸成了各个不同种族¹²和民族杂居的地方，同时很难说它们当中谁最缺少走向进步和文明的条件。1200万斯拉夫人、希腊人、瓦拉几亚人、阿尔纳乌特人¹³处于100万土耳其人的统治下，一直到不久以前还很难说，除了土耳其人以外，在这些不同种族中哪一个最有能力实行统治，而在居民这样混杂的情况下，统治权不能不只属于其中的一个民族。但是，当我们看到，土耳其政府想走上文明道路的一切企图遭到了怎样可怜的失败，而以几个大城市中的土耳其平民为主要支柱的伊斯兰教狂热势力为了重掌政权和消灭任何进步倡议每一次都不惜向奥地利和俄国乞援的时候；当我们看到，中央政府即土耳其政府的权力是怎样由于基督徒省份的起义（由于土耳其政府的衰弱和邻邦的干涉，这些起义没有一次是完全不成功的）而一年年地削弱下去的时候；最后，当我们看到，希腊争取独立，俄国夺取部分阿尔明尼亚，而莫尔达维亚、瓦拉几亚和塞尔维亚相继归这一强国保护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当同意这样一种看法，即土耳其人居留在欧洲严重阻碍了色雷斯－伊利里亚半岛所拥有的一切潜力的发挥。

　　很难称土耳其人是土耳其的统治阶级，因为那里各不同社会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像各不同种族之间的关系一样复杂。在不同地区和不同情况下，土耳其人中有工人、佃农、小土地所有者、商人、处于封建主义最低和最野蛮阶段的封建地主、官吏或军人；但是，不管一个土耳其人的社会地位如何，他却属于有特权的宗教和民族——只有土耳其人才有佩带武器的权利，而地位最高的基督徒在遇见社会下层的穆斯林时也必须让路。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斯拉夫族的贵族改宗了伊斯兰教，而人民群众仍然是“莱雅”，即基督徒。因此，在这一省份里，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和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是吻合的，波斯尼亚穆斯林和他们的土耳其族教友的地位一般来说是同等的。

　　欧洲的土耳其居民（不算随时可以从亚洲吸引过来的后备）的主体是君士坦丁堡和其他几个大城市的城市平民。他们主要是土耳其族，同时，尽管他们的雇主主要是信基督教的资本家，但是他们仍然狂热地维护自己想像的优越性和胡作非为不受惩罚的实有的权利，这种权利，是因为他们信奉有特权的宗教即伊斯兰教而享有，用来对付基督徒的。谁都知道，在任何一次重要的coup　d’état〔政变〕中，都必须用收买和恭维的手段把这些平民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就是这一些人形成了（某些殖民区除外）人数相当多同时又密集的欧洲土耳其居民。不言而喻，完全有必要把欧洲大陆上这个最好的地方从平民（罗马帝国时代的平民和他们比起来都成了贤人和英雄）统治下解放出来，这种必要性迟早总会出现的。

　　至于其他民族，这里首先谈一谈阿尔纳乌特人。阿尔纳乌特人是勇敢的山民，他们是位于亚得利亚海沿岸山坡上的国家的土著居民。他们有特殊的语言，这种语言大概属于大印欧语系。在阿尔纳乌特人中，部分人是信奉希腊正教的基督徒，部分人是穆斯林；据我们所知道的关于他们的一切来判断，他们好像还很少具备走上文明道路的条件。他们惯于打家劫舍，因此，在周围地区工业的进步没有保证他们能够像西班牙的加利埃哥人¹⁴和其他地方的山民那样从事采伐和运水的劳动之前，任何一个邻国政府都不得不用军事力量严格控制他们。

　　位于多瑙河下游和德涅斯特尔河之间的地区的主要居民是瓦拉几亚人，或称达克－罗马尼亚人，这是一个非常混杂的民族。他们都属于正教教会，他们的语言源自拉丁语，在很大程度上与意大利语相似。在这个民族中，特兰西瓦尼亚和布柯维纳的居民是奥地利帝国的臣民，而贝萨拉比亚的居民则是俄罗斯帝国的臣民；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是达克－罗马尼亚种族得到政治存在的唯一的两个公国，这里的居民有自己的公爵，公爵名义上是土耳其政府的藩臣，而实际上则处于俄国统辖之下。特兰西瓦尼亚的瓦拉几亚人的事，我们在匈牙利战争时期已听到很多了¹⁵。奥地利人用小恩小惠和各种诺言把这些陷于野蛮状态的瓦拉几亚人（他们迄今一直受着匈牙利大地主的封建压迫，而且这些大地主又适应着奥地利制度变成了政府进行各种勒索的工具）拉到自己这边来，如同1846年他们在加里西亚对处于农奴地位的卢西人所做的那样¹⁶，于是瓦拉几亚人便对匈牙利人进行了一场焦土战争，这场战争把特兰西瓦尼亚变成了荒漠地带。土耳其各公国的达克－罗马尼亚人至少还有自己的贵族和政治机关，在那里，俄国虽然极力防范，但革命精神仍然渗进去了，1848年的起义¹⁷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从1848年起，他们在俄国占领时期所身受的压迫和勒索，无疑地会使这种革命精神更为增长，尽管他们同俄国的共同宗教和他们对沙皇的宗教迷信使他们直到现在还把戴皇冠的正教教主当作天然的保护者。所以，如果情况确是这样，那末瓦拉几亚民族在最后决定这些地区的问题方面，能够起重要的作用。

　　土耳其境内的希腊人大部分是斯拉夫族，虽然他们接受了新希腊语。实际上现在所有的人都承认，除了几家名门望族以外，在君士坦丁堡和特拉比曾德，甚至在希腊本土，纯粹的希腊人都已经很少了。希腊人和犹太人一起，构成了各沿海口岸和内地许多城市中的商人的基本部分。在某些地区，他们也从事农业。但是，除了在特萨利亚（也许还有伊皮罗斯）以外，无论从人数、人口密度来看，或是从民族意识来看，他们在任何地方都不起作为一个民族所起的政治作用。少数几家希腊的名门望族的代表人物由于当通事（翻译官）在君士坦丁堡所享有的威望，在土耳其人到欧洲受教育和欧洲各大使馆配备了通晓土耳其语的随员之后，也几乎丧失净尽了。

　　现在来谈谈构成居民基本部分和在每一个种族混杂的地方其血统都占主要地位的那个种族。可以断言，这个种族构成了从摩里亚半岛到多瑙河，从黑海到阿尔纳乌特山脉这一地区内的基督教居民的主体。这个种族就是斯拉夫族，特别是其中名为伊利里亚（Ilirski）或南方斯拉夫（Jugoslavenski）的一个分支。继西方斯拉夫人（波兰人和捷克人）和东方斯拉夫人（俄罗斯人）之后，它构成了在12个世纪中定居在欧洲东部的人数众多的斯拉夫民族系统中的第三个分支。南方斯拉夫人不仅居住在土耳其大部分土地上，并且居住在达尔马戚亚、克罗地亚、斯拉窝尼亚和南匈牙利。他们都讲同一种语言，这种语言同西欧人听来无疑最富有音乐性的一种斯拉夫语言——俄语非常相近。克罗地亚人和部分达尔马戚亚人信奉罗马天主教；其余的南方斯拉夫人都信奉正教。天主教徒使用拉丁字母，正教徒书写时则使用俄语、古斯拉夫语（或称教会斯拉夫语）所使用的基利尔文字。由于这种情况，再加上信仰不同，就阻碍了他们的民族发展，使南方斯拉夫人居住的所有地区不能汇入一个民族的轨道。贝尔格莱德的居民不能阅读印成自己的语言但在阿格拉姆或贝奇^FN3出版的书。他甚至还可能拒绝用手去拿，因为这本书是用“异教”字体和按“异教”正字法的规则印的。另一方面，他却毫不困难地阅读和了解在莫斯科用俄文出版的书，因为两种语言非常相似，特别是在古斯拉夫语源学正字法方面非常相似；此外，这本书还是用“正统”（正教）字体印的。大多数信正教的斯拉夫人甚至不愿意他们的圣经、祀神书和祈祷书在本国印，因为他们深信凡是在神圣的莫斯科或在圣彼得堡帝国印刷局印出来的东西都特别正确、正统和神圣。尽管阿格拉姆或布拉格的狂热分子¹⁸作了种种泛斯拉夫主义的努力，可是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波斯尼亚的“莱雅”、马其顿和色雷斯的斯拉夫族农民都对俄罗斯人抱有更大的民族同情；他们跟俄罗斯人的共同点，跟俄罗斯人在精神上的交往手段，要比讲同一种语言的信天主教的南方斯拉夫人更多。不论发生什么事，他们总注视着彼得堡，希望从那里来个救世主把他们从所有罪恶中解救出来。所以，他们把君士坦丁堡叫做沙皇格勒，即沙皇城，他们这样做一方面是希望正教沙皇从北方降临本城复兴真教；另方面是纪念在土耳其征服全国以前统治君士坦丁堡的另一个正教沙皇。

　　在土耳其大部分地区，斯拉夫人虽然自己选地方政权，但他们都处于土耳其人的直接统治之下；在某些地方（在波斯尼亚），他们皈依了征服者的宗教。斯拉夫种族只在土耳其的两个地区里保持了自己的政治独立，或争得了政治独立。其中一个地区是位于摩拉瓦河谷的塞尔维亚，这个地区有着明显的天然边界，这条边界600年前曾在这些国家的历史上起过突出的作用。1806年俄国的战争¹⁹使长期处于土耳其人压迫下的塞尔维亚人得以独立，虽然只不过是在土耳其统辖下的独立。从那个时候起，塞尔维亚就经常受俄国的直接保护。但是，同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一样，政治存在产生了新的需要，促使塞尔维亚扩大自己和西欧的联系。文明开始生根，贸易增长了，产生了新的思想，于是，在受俄国影响最大的中心堡垒里，即在斯拉夫族和正教的塞尔维亚，就出现了反俄的进步党派；当然，这个党派在改革要求方面是非常温和的。领导这个党派的是前财政大臣加腊沙宁²⁰。

　　如果希腊－斯拉夫居民一旦成为自己居住的并占总人口四分之三（700万人）的那个国家的主人，那末毫无疑问，上述的需要逐渐会使他们中间出现反俄的进步党派；这样的党派的出现，一直都是这些居民的每一部分获得对土耳其的半独立地位之后不可避免的事情。

　　门的内哥罗不是拥有较大城市的肥沃平原，而是一个贫瘠的、交通极不便的山国。境内盗匪盘踞，他们到平原去抢劫，抢来东西就藏在自己的山寨里。这些浪漫然而相当粗暴的先生们早就成了欧洲的负担，而俄国和奥地利则保护黑山（Tsernogorci）^FN4这个地方的人焚毁村庄、杀戮居民和抢掠牲畜的权利，因为这种情况和它们的政策是十分谐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