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哥特沙克及其同志们的审判

一

　　科伦12月21日。本地陪审法庭非常审判庭今晨开始对哥特沙克、安内克和埃塞尔进行审判。

　　被告们带着镣铐，像最普通的刑事犯一样，从新监狱被押送到戒备森严的法庭。

　　我们的读者都知道，像现在这样组织的陪审法庭，我们绝不能把它看做是某种保障。资格限制使一定的阶级享有从自己的人当中挑选陪审员的特权。编制陪审员名单的方式使政府有权操纵垄断，从特权阶级中挑选出自己惬意的人。这就是说，行政区长官先生从全区的陪审员名单中挑选出一些人，编制成清册；然后政府的司法代表再加以清刷，把这个名单缩减到三十六人（如果我们没有记错的话）。最后，当陪审法庭真正组成的时候，检察机关有权第三次对最后的名单，对这个经政府两次蒸馏过的阶级特权的产物进行清刷，只留下最后所需要的十二个人，而把其余的都删除。

　　在这样组织起来的陪审法庭上，那些公开反对特权阶级和现存国家政权的被告要是不直接落到自己死敌的手中，那简直是奇迹了。

　　人们会反驳我们：但是陪审员们是有良心的呀！还可以要求比良心更多的保障吗？啊哈，mon dieu〔我的天啊〕！良心是由人的知识^FN1和全部生活方式来决定的。

　　共和党人的良心不同于保皇党人的良心，有产者的良心不同于无产者的良心，有思想的人的良心不同于没有思想的人的良心。一个除了资格以外没有别的本事的陪审员，他的良心也是受资格限制的。

　　特权者的“良心”也就是特权化了的良心。

　　因此，在我们看来，现今这样组织的陪审法庭是维护某些人的特权的机关，而绝不是保障一切人的权利的机关，特别是在当前的情况下，检察机关最广泛地运用它的权利，从最后的名单中把它所不中意的最后十二个人的名字也删掉，——可是，尽管如此，我们仍然丝毫也不怀疑被告们将被宣告无罪。我们的保障就是起诉书。读了起诉书，你就会以为这是哥特沙克及其同志们用讥讽的口吻发表的辩护词。

　　我们就来简要地评述一下这份只有对梅利奈及其同志们的起诉书（在安特卫普进行的里斯康土审判案）¹²⁸才能与之媲美的起诉书吧！

　　在科伦有个工人联合会¹²⁹。哥特沙克曾是这个联合会的主席，安内克和埃塞尔曾是这个联合会的委员会的委员。起诉书告诉我们，工人联合会

　　“有自己专门的由哥特沙克主编的机关报——‘工人报’；没有亲自出席联合会会议的人，可以从这份报纸上了解到联合会的那种以讨好无产阶级为目的、把人们引向共产主义和引向推翻现存制度的危险倾向”。

　　可见，可以了解到的是倾向，而不是违法行为。证明就是：在逮捕哥特沙克等人之前，检察机关并没有对“工人报”提起诉讼，而在逮捕了哥特沙克以后，这份报纸也只是由于本地检察机关所导演的骇人听闻的审判被定了一次罪；本地检察机关控告该报破坏了它的名誉¹³⁰。

　　然而起诉书也承认：“‘工人报’本身在它关于此事〈即关于工人联合会及其委员会和分会的会议〉的报道中似乎丝毫也没有设法掩盖什么东西。”

　　如此说来，既然不能因为“工人报”“报道”了工人联合会会议的情况而对该报进行审讯，那末也就不能因为工人联合会举行了这些会议而对该会本身进行审讯了。

　　加于“工人联合会”的罪名也只不过是加于“工人报”的罪名——这个联合会有不良倾向。难道对不外是一种倾向进行倾向性的审判也算是三月的成果吗？直到现在，我们的九月法令¹³¹还没有颁布。哥特沙克等人的被捕和坐上被告席，决不是因为“工人报”的违法报道或工人联合会的违法集会。起诉书没有隐瞒：使法庭机器开动起来的不是工人联合会过去的活动，而是——请听吧：

　　“在德国成立的许多民主团体的代表们今年6月14日至17日在法兰克福举行了代表大会。哥特沙克和安内克以科伦工人联合会代表的身分出席了会议。大家知道，代表大会曾公开表示赞成民主共和国，当6月25日（星期日）又决定在居尔岑尼希举行工人联合会全体大会的时候，本地当局在等待这个运动的回声”。

　　本地当局在等待法兰克福运动的回声。但在法兰克福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运动呢？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公开表示赞成民主共和国这种不良倾向。就是说，在等待这种“倾向”的“回声”并准备和这种回声作斗争。

　　大家知道，法兰克福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和为执行其决定而选出的柏林中央委员会¹³²，在举行会议时并没有受到过政府方面的任何阻挠。

　　可见，尽管有不良倾向，德意志各邦政府还是不得不承认法兰克福代表大会以及大会所推选的民主派组织的合法性。

　　但是，科伦当局“依然等待”法兰克福运动的回声。他们等待机会来揭露哥特沙克及其同志们的违法行为。为了制造这个机会，警察局于6月25日派遣“警官鲁特尔和休涅曼”去参加工人联合会在居尔岑尼希举行的全体大会，并且“特别责成他们注视那里将要发生的一切”。“订书匠约翰·马尔泰泽”也偶然地出席了这次全体大会。正如起诉书深为遗憾地指出的，他“假如没有在警察局任职的话，就可以是主要的见证人”了。换句话说，也就是，假如他不是雇佣警探的话，他就是主要的见证人。最后，也许是出于爱国狂热的最纯洁的动机，“见习法官冯·格罗特”也光临了这次大会。他转述安内克在全体大会上的演说“比谁都详细，因为他在开会时当场把安内克的演说记了下来”。

　　这样，很明显，科伦当局曾等待：6月25日哥特沙克及其同志们将要犯罪。于是采取了各种警察手段，以便在这种罪行发生时加以证实。既然当局有所“等待”，那它也就不喜欢白等。

　　“根据”被派去证实等待中的罪行的警官们的“秘密报告”和根据其他助手的报告，

　　“当局于7月2日对哥特沙克和安内克在这个公开大会上发表的〈读为：被等待到的〉叛乱性的演说提起诉讼。7月3日他们被逮捕，他们的文件也被没收了。

　　7月5日，在传讯了许多证人和收到了一些新材料以后，审讯扩大到工人联合会领导者们以前的全部活动，因此工人联合会的某些会员，如箍桶匠埃塞尔及其他一些人，也受到了法庭的审讯。对被告的审讯所提供的结果，一部分牵涉到被告在工人联合会中的言论，一部分牵涉到他们的文件和他们所散发的印刷品。”

　　审讯所真正提供的结果是——这一点我们将在明天根据起诉书本身来加以证明——等待于6月25日发生的运动只是当局的运动（这是法兰克福运动的一种回声），哥特沙克及其同志们由于辜负当局6月25日的等待必须受到六个月严格的审前羁押。没有比辜负当局获得救国奖章的希望更危险的事了。谁也不愿意自己的等待落空，而国家政权的代表人物更是如此。

　　如果说，表演6月25日的罪行的整个方式证明当局是这幕刑法学戏剧的唯一编导者，那末，了解一下审讯的材料，我们就能够恰如其分地评价使这个序幕拖延六个月之久的那种狡黠的伎俩。

　　现在我们从“对哥特沙克及其同志们的倾向性的政治审判”（玛·弗·安内克发表，“新科伦报”发行）¹³³这本书中逐字逐句地摘引几段如下：

　　“在侦查开始以后五六个星期，接替盖格尔先生（这位先生已高升为警察厅长）的法院侦查员洛伊特豪斯宣布侦讯结束。可是，检察官黑克尔在了解了案情以后，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这些要求侦查员也曾表示赞同。经过了十四天，侦查再度结束。黑克尔先生在再一次从容不迫地研究了案件以后，又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但是，法院侦查员以及高等法院都拒绝满足这些要求。于是黑克尔先生便向检察院上诉，这一级审理机关下令满足他的一部分要求，而对另一些要求则加以拒绝。例如，他提出的只根据从安内克的文书夹中找到的德国各地的人名单来对这三四十个人进行审讯。这一要求就遭到了拒绝……

　　当审讯的规模顺利地扩展到这样大而无论如何不能再拖延下去的时候，高等法院便在9月28日下令把案件转交检察院审理。10月10日检察院批准起诉，10月28日总检察官签署了起诉书。

　　于是，这个案件就这样顺利地滑过了10月9日开审的陪审法庭例行季度审判庭。

　　11月27日指定成立非常审判庭。但就连这次审判庭的审判也竭力想滑过去：侦查文件被送交司法部同时还呈请将案件移交别的陪审法庭。可是，司法部没有找到这样做的充分根据；11月底，被告哥特沙克、安内克和埃塞尔的案件就最后被移交给12月21日成立的本地陪审法庭非常审判庭审理。”

　　在表演这个冗长的序幕的期间，首席法院侦查员盖格尔已受命代理警察厅长的职务，而检察官黑克尔也荣升为检察长。既然黑克尔先生由于他的这个新职务，已于非常审判庭开始前不久由科伦调往爱北斐特，那末他就不会和被告同时出席陪审法庭了。

二

　　科伦12月22日。据以证实“等待的”罪行的居尔岑尼希全体大会是在哪一天举行的呢？是在6月25日举行的。6月25日是巴黎的六月起义者彻底失败的日子。当局是在哪一天对哥特沙克及其同志们提起诉讼的呢？是在7月2日，也就是普鲁士资产阶级和它当时的同盟者——政府——怀着复仇的狂热庆祝惩治自己的政敌的时刻到来的时候。7月3日，哥特沙克和他的同志们被捕。7月4日，以拉登堡为代表的当今的反革命内阁加入了汉泽曼内阁。在同一天，柏林协商派议会的右翼决定举行政变：它利用部分左翼人士逃走的机会，就在那次会议上干脆取消了多数票通过的关于波兰的决定。¹³⁴

　　把这些日期对照一下可以说明很多问题。我们大概可以根据证人的证词来断定，“某”人在7月3日曾经宣称：“哥特沙克及其同志们的被捕，给公众造成了良好的印象。”但是，只要翻阅一下上述日期的“科伦日报”、“德意志报”和“卡尔斯卢厄日报”¹³⁵就会深信，这些天在德国，特别是在科伦，接连不断听到的并不是莫须有的“法兰克福运动”的“回声”，而是“卡芬雅克运动”的“回声”。

　　我们的读者还记得，6月25日当工人联合会在居尔岑尼希举行全体大会的时候科伦当局曾“等待”过“法兰克福运动”的回声。他们还记得，对哥特沙克及其同志们的审讯不是根据哥特沙克等人在6月25日以前所犯的某种真正罪行，而完全是根据当局等待他们在6月25日必将犯下的某种可感触到的罪行。

　　对6月25日所寄与的希望并没有实现。于是1848年的6月25日就突然变成了1848年。因此就把1848年的运动归罪于被告们。哥特沙克、安内克、埃塞尔被控的罪名是：

　　“在1848年间〈注意这种说法的伸缩性〉，他们在科伦进行阴谋活动，企图改变和推翻现存政府，并且用煽动公民们互相残杀的办法来挑起国内战争，或者是〈注意！〉通过在公开集会上发表演说、刊印著作和张贴标语等手段煽动人们从事暗害活动和追求类似的目的。”

　　这么说来，究竟是进行了阴谋活动“或者是”任何阴谋活动都没有“进行”。但是，不管怎样，他们煽动人们“从事暗害活动和追求类似的目的”，也就是说，从事暗害活动和类似的事情！这是多么美妙的法律文体啊！

　　检察院关于起诉的决定就是这样写的。

　　在起诉书的最后一段中，没有提到阴谋活动的字眼，“这样一来”哥特沙克、安内克和埃塞尔就被控为：

　　“在1848年间，他们通过在公开集会上发表演说和刊印著作的手段公然煽动自己的同胞用暴力改变宪制，举行武装暴动来反对王权，煽动一部分公民用武力反对另一部分公民，然而这些煽动都没有获得成功。这种罪行在刑法典第一○二条及第八十七和九十一条中已有规定。”

　　那末，当局在1848年间的7月2日以前为什么不告发他们呢？

　　而且，在谈到“用暴力改变宪制”以前，这些老爷似乎应该先证明确实存在着某种宪制。王权驱散了协商派的议会，这恰恰证明了宪制已不存在。如果协商派比王权强大的话，他们也许会用相反的方法证明同样的事情。

　　至于煽动“举行武装暴动来反对王权，煽动一部分公民用武力反对另一部分公民”，起诉书援引的证据是：

　　（1）被告们在1848年间的一些演说，

　　（2）未刊印的文件和

　　（3）已刊印的文件。

　　关于第一点。演说给起诉书提供了下述corpus delicti〔罪状〕：

　　在5月29日的会议上，埃塞尔宣称“共和国”是“使工人摆脱穷困的手段”。这就是煽动武装暴动来反对王权！哥特沙克曾宣称：“反动派将导致共和国的建立。”有些工人诉苦说他们无法“维持自己的生存”。哥特沙克回答他们道：“你们必须学会团结，学会区别自己的朋友和隐蔽的敌人，必须学会独立地进行自己的事业。”

　　这就是公然煽动武装暴动来反对王权和煽动一部分公民用武力反对另一部分公民！

　　起诉书用下面几句话扼要地叙述了自己的论据：

“证人，即为了了解以前各次大会情况而被传讯的工人联合会的会员和非会员，对于哥特沙克和安内克，特别是对于哥特沙克，一般都只是加以赞扬。照他们的说法，哥特沙克始终谨防过火行动，力求平息众怒，而不是煽动群众。固然，他同时也指出，共和国是他追求的最终目的，但要达到这个目的，靠街头骚乱是不行的，只有靠说服大多数人民，使他们相信除了共和国之外就没有生路。这样，非常明显，为了逐步摧毁现存制度的基础，他当然就不得不一再抑制粗野的民众的急躁情绪。”

　　被告平息众怒，而不是煽动群众，正是这一点清楚地证明了他们想逐步摧毁现存制度的基础的恶毒倾向，即按照不利于当局的方向来合法地利用出版自由和结社权的恶毒倾向，而起诉书竟把这叫做“煽动武装暴动来反对王权和煽动一部分公民用武力反对另一部分公民”！！！

　　然而，当局“等待中的”6月25日的全体大会终于来临了。起诉书说，关于这次大会，“有证人的详细的证词”。但是这些详细的证词究竟说了些什么呢？说哥特沙克做了一个关于法兰克福事件的报告，讨论了科伦三个民主团体的合并问题¹³⁶，说哥特沙克致了“闭幕词”，这个闭幕词引起了马尔泰泽和见习法官冯·格罗特的特别注意，讲话的结尾达到了“高潮”，他说：“等待时机比轻举妄动需要更多的勇气。在反动派采取能够推动共和国成立的步骤以前，必须等待。”这就是公然煽动武装暴动来反对王权和煽动一部分公民用武力反对另一部分公民！！！

　　至于安内克，起诉书加给他的罪名“没有别的，只是在讨论三个团体〈科伦的三个民主团体〉的合并问题时他十分热烈地主张合并，并且称出席大会的人为‘共和主义者公民’”。

　　主张科伦的三个民主团体“合并”就是公然“煽动一部分公民用武力反对另一部分公民”！

　　而“共和主义者公民”这一称呼啊！马尔泰泽和冯·格罗特两位先生可能感到这样的称呼对他们是个侮辱。可是，难道冯·德利加尔斯基将军不是称他自己和杜塞尔多夫的公民为“共产主义者公民”吗？

　　如果这就是从“等待中的”6月25日全体大会上所能挑剔出的一切，那就难怪当局要使用“在1848年间”这个公式了。当局也正是这样做的。他们为了竭力搜罗有关这一年的运动的情报，就扣留了许多信件和印刷品，没收了三期“工人报”，可是这三期报纸每期只要花四个分尼就可以在任何一条街上买到。

　　然而，当局从他们所没收的信件中可以看出，1848年在德国笼罩着多么厉害的“政治狂热”。在他们看来，卡尔·亨克尔教授从玛尔堡寄给哥特沙克的一封信是特别“狂热”的。他们向黑森选帝侯国政府检举了这封信，并且欣然获悉目前正在对一位教授提起诉讼。

　　最后，从信件和印刷品中还可以看出，1848年在头脑中和在纸面上都充满了形形色色的狂热，并且所发生的一些事件简直就像是“武装暴动来反对王权和一部分公民用武力反对另一部分公民”。

　　总之，哥特沙克及其同志们曾进行了这一切活动，可是当局只是用没收被告们的印刷品和信件的办法才探悉了这个惊人的运动的“回声”！

卡·马克思写于1848年12月21和22日 载于1848年12月22和23日“新莱茵报”第175和176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