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239
一
第一件 龙多先生致霍雷修·沃尔波尔240
(1)“1736年8月17日于彼得堡
……我衷心希望……土耳其人能接受劝告而屈尊先行做出表示，因为这里的宫廷看来已打定主意，土耳其人不先走一步，它就不理睬任何声音，以此来羞辱土耳其政府，土耳其政府曾在一切场合极其轻蔑地谈论俄国人，这是女沙皇和她的现任大臣们所不能忍受的。奥斯特尔曼伯爵不但不感激埃弗拉德·福克纳爵士和卡尔库恩先生（前者是英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后者是荷兰驻君士坦丁堡大使）转达土耳其人的善意，而且也不愿听从解劝而轻信土耳其政府抱有诚意，看来，他对他们的做法感到非常惊异，他们未奉英王和荷兰联省议会241之命，也未受土耳其宰相之托居然就给他们（俄国内阁）写信，而且他们的信也未曾同皇帝FN1驻君士坦丁堡公使协商过……我已把土耳其宰相写给英王的那两封信给比朗伯爵和奥斯特尔曼伯爵看过，同时告诉这两位先生，由于这两封信中对这里的宫廷有些刻薄的说法，要不是他们这样渴望看到的话，我是不会送给他们看的。比朗伯爵说这算不了什么，因为他们已习惯于被土耳其人这样对待了。我要求两位伯爵阁下不要让土耳其政府知道他们已经看过这两封信，因为这样做无补于事，只会使事态恶化……”
第二件 乔治·麦卡特尼爵士致桑德威奇伯爵242
“1765年3月1日（12日）于圣彼得堡
绝密(2)
……昨天帕宁先生(3)和副总理大臣FN2同丹麦大使奥斯滕先生签订了这里的宫廷与哥本哈根宫廷之间的同盟条约。其中一项条款把对土耳其的战争规定为履行盟约理由；只要发生这种情况，丹麦就必须给俄国每年五十万卢布的补助金，分季支付。此外，丹麦还根据一项最秘密的条款，答应与法国断绝一切联系，只要求一段宽限，以便设法索回法国宫廷欠它的债款余额。无论如何，它即将采用俄国对瑞典的全部观点，并且在瑞典王国内尽管不是公开地，但将完完全全地与俄国一致行动。不是我受骗了，就是格罗斯先生(4)对阁下说俄国打算停止插手，而把瑞典这个包袱整个丢给英国时误解了给他的指令。不管这里的宫廷多么希望我们为每一项金钱义务支付大部份额，然而我确信，到什么时候它也宁愿选择在斯德哥尔摩居于领导地位。它的计划、它的热烈希望，是与英国和丹麦协力合作来彻底消灭法国在那里的利益。不花费相当大的费用，这一点肯定是做不到的，但是俄国现在似乎并没有不通情理到期望由我们支付全部费用的地步。我已得到暗示，我们方面只要每年支付一千五百镑，就足以维持我们的利益，并绝对阻止法国人控制斯德哥尔摩。
瑞典人对于他们多年来一直处于依附地位非常敏感，并且感到很受屈辱，他们对每一个干涉他们事务的强国都极其忌恨，对他们的邻居俄国人更是如此。这就是这里的宫廷给我提出的理由：为什么它希望我们和他们分别采取行动，同时在我们彼此的公使之间仍然保持推心置腹的信任；为什么它希望我们首先关心的事项不是成立一个叫作什么俄国派或英国派的派别，而是要努力使我们的朋友赢得自由之友和独立之友的美名，因为甚至最聪明的人也往往会被一个虚名所迷惑。目前我们享有优势，这个国家的人们已普遍相信他们同法国的联系已招致很大的灾难，如果继续维持这种关系，还会非常严重地破坏他们的真正利益。帕宁先生决不希望瑞典宪法(5)有丝毫改动。他希望王权能够保存而不扩大，人民的特权能够维持而不遭到破坏243。然而他对王后的勃勃野心和奸诈诡谲不无畏惧，不过奥斯特尔曼伯爵作为公使的高度警惕性现在已完全打消了他在这方面的担心。
由于与丹麦新缔结了联盟，由于这里的宫廷毫无疑问在瑞典取得了成就，帕宁先生如果得到适当的支持，是会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他把北方国家联合起来的大计划的(6)。为了使这个计划臻于完善，唯一需要的就是与大不列颠缔结一个条约联盟。我确信，这是这里的宫廷最热切的希望。女皇对此已不止一次用极明确的语言表达过。她的野心是要通过这样一个联盟来抗衡家族盟约(7)，并且尽可能挫败她特别憎恨的维也纳宫廷和凡尔赛宫廷的一切意图。然而，我不能向阁下隐瞒，我们要指望缔结任何这样的联盟，就必须以一项秘密条款同意在发生对土耳其的战争时支付一笔补助金，因为除了遇到那种性质的紧急情况外，他们不会向我们要钱。我自以为我已经说服这里的宫廷，期望在和平时期得到补助金是不合乎情理的，在平等基础上的联盟对两个国家都更牢靠和更体面。我可以向阁下保证，把对土耳其的战争作为履行盟约理由写进条约正文或者列入秘密条款，将是我们同这里的宫廷举行任何谈判的必要条件。帕宁先生之所以对这点很固执，是由于这样一件偶然的事情。当沙皇和普鲁士国王之间的条约244正在讨论的时候，别斯图热夫伯爵（他是普鲁士国王的死敌）建议加进关于土耳其的条款，他确信普鲁士国王决不会接受这一条款，满以为谈判会由于国王的拒绝而告破裂。但是这个老政客看来完全失算了，因为国王陛下立即同意了这个建议，只是要求俄国在和任何其他国家缔结联盟时也必须按照同样的条件(8)。情况确系如此，为了进一步肯定这一点，几天前，普鲁士公使佐尔姆斯伯爵拜访了我，对我说，他已接到训令，如果这里的宫廷有意和我们的宫廷缔结联盟而不包括这样一项条款的话，他要表示最强烈的反对。我得到了种种暗示，如果大不列颠在这一条款上不那么执拗的话，俄国在商务条约的出口税条款上就会不那么固执，格罗斯先生曾告诉过阁下，这里的宫廷是决不会放弃出口税条款的。同时，有一个受到帕宁先生极度信任的人向我保证，如果我们着手缔结联盟条约，商务条约就会尽快地跟上；那时商务条约就会完全摆脱那个一向吹毛求疵和争吵不休的商务委员会，仅仅由大臣和我来解决，而且他确信，只要关于土耳其的条款被列入联盟条约，商务条约的缔结就会使我们满意。我还被告知，若是西班牙人进攻葡萄牙，我们可以雇用一万五千名俄国人去服役。我祈求阁下千万不要对格罗斯先生提到同丹麦缔结的条约的秘密条款……我担心，这位先生对英国不抱善意。”(9)
第三件 詹姆斯·哈里斯爵士致格兰瑟姆勋爵245
“1782年8月16日（27日）于彼得堡
（私人信件）
……我一到达这里，就发现这个宫廷的情况跟以前向我描述的很不一样。它对英国根本没有任何偏爱，它完全是倾向法国的。普鲁士国王（当时深得女皇信任）正在施加影响反对我们。帕宁伯爵有力地支持了他。波旁王朝的两个公使拉西和科尔贝龙诡计多端，善耍阴谋；波将金公爵受了他们的蛊惑；而包围女皇的那一大群人——舒瓦洛夫们、斯特罗加诺夫们和切尔尼舍夫们246都是（现在也仍然是）一伙巴黎的理发店学徒。形势有利于他们致力的事业。法国人装模作样地帮助俄国解决同土耳其政府的纠纷，紧接着这两个宫廷又一起成为帖欣和约247的调停人，这些对它们之间的和好都起了不小的作用。所以，对于1778年2月1779年7月我与帕宁伯爵进行的一切谈判毫无成果，我并不感到奇怪，因为他的意图是防止而不是促进联盟。我们为争取联盟作出了各种让步，都无济于事。他总是制造新的困难，总是设置新的障碍。同时，我对他的明显信任也产生了很严重的恶果。他利用这种信任，在向女皇报告时转达的不是我使用过的语言和我实际表达过的感情，而是他满心希望我使用和表达的语言和感情。他又同样悉心地向我隐瞒女皇的意见和感情。他在她面前把英国说成顽固、傲慢和冷淡，而在我面前则把女皇说成心情不快、讨嫌我们并对我们在意的事情漠不关心。他是那样确信他用这种两面谎报情况的办法已堵塞了一切成功的渠道，当我向他谈到那个西班牙声明248的时候，他甚至敢于俨然以大臣身分对我说，‘大不列颠是由于它自己的行动骄横傲慢才大难临头的；现在灾难已达到顶点；我们必须作出一切让步以求得和平；而且我们既不能指望得到朋友的援助，也不能指望得到敌人的宽容。’我竭力控制自己，不使自己感情用事……我当即找了波将金公爵，由于他的帮忙，女皇屈尊在彼得宫单独接见了我。在这次会晤中，我非常幸运地不仅消除了她对我们的一切不良印象，而且通过如实阐述我们的处境以及大不列颠与俄国之间不可分割的利益，使她断然决定援助我们。这个决定她是用明确的语言向我宣布的。当这件事透露出来的时候——而帕宁伯爵是第一个知道它的——他成了我的不共戴天的敌人。他不仅通过散布谎言和最无耻地施加影响来破坏我的公开谈判，而且使用最卑鄙最恶毒的人所能想得出的一切手段来贬损和伤害我个人。从他对我的那些无耻的指控来看，如果我是个胆小怕事的人，我就会担心受到他最无耻的袭击。这种残酷无情的迫害现在还在继续进行；比他的内阁任期延续得更久。尽管我从女皇本人那里得到肯定的保证，帕宁伯爵还是找到办法先是动摇，然后改变她的决定。他的确受到普鲁士国王陛下很热心的支持，当时普鲁士国王陛下极力要破坏我们的利益，正如他现在似乎热衷于要恢复它一样。然而，这头一次失望并没有使我灰心丧气，我加倍努力，在我出使期间又有两次使得女皇几乎（！）出面声明是我们的朋友，而且每一次我的期望都是建立在她亲口作的保证上的。第一次是在我们的敌人策划武装中立(10)的时候，第二次是在建议把米诺尔卡岛249送给她的时候。虽然在第一次，我从我以前遭到反对的同一来源遭到同样的反对，然而我必须说，我的失败主要应归咎于我们对1780年2月那个著名的中立声明250的极其笨拙的答复方式。因为我非常清楚打击将来自何方，我已作好避开它的准备。我当时的意见是这样：‘如果英国觉得自己强大得可以甩开俄国，它就应该立即拒绝这些新出笼的教义；但是，如果它的处境还要求援助，它就应该服从当前的需要，在只是涉及俄国的限度内承认这些教义，用一个适时的善意行动为自己保证赢得一个强大的朋友。’(11)我的意见没有被采纳；提出来的是一个模棱两可、捉摸不定的答复；我们似乎对这些教义无论是接受还是拒绝都同等地害怕。我得到的指示是，对它们秘密地进行反对，但在公开场合则表示默许。而且当时我们政府的一个机要人员在同西莫林先生的谈话中使用了一些不谨慎的、与那位公使从斯托蒙特勋爵那里听到的温和而诚挚的语言直接矛盾的说法，使女皇万分震怒，加剧了她对我们该届政府所抱的反感和不良印象(12)。我们的敌人利用了这些情况……我提出了把米诺尔卡岛送给女皇的想法，因为我很清楚，我们在签订和约时会被迫作出牺牲，我觉得比较聪明的办法是向我们的朋友而不是向我们的敌人作出这种牺牲。
这个想法在国内被全盘接受了(13)，再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比我这次从斯托蒙特勋爵那里接到的英明指示更加完美地切合这里的宫廷的精神了。这个方案为什么没有成功，我至今还不明白其究竟。在我得到全权处理此事以前，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女皇对任何其他措施象对此事这样热心，而当我得到授权的时候，我发现她却从原来的意图退缩，我也是从来没有感到过这样吃惊。我当时认为，这应该归咎于她对我们的政府怀有根深蒂固的厌恶和根本缺乏信任；但是从那时以来，我更倾向于相信，她曾就此事征询过（奥地利）皇帝的意见，而后者不仅说服她拒绝这一建议，而且把这一秘密泄露给了法国，从而使它公之于世。我无法另外解释女皇感情上的这种迅速变化，特别是因为波将金公爵（不管他在别的事务上表现如何）肯定是真心诚意支持此事的，从我当时看到的和后来了解到的情况看来，他曾和我一样极其关心此事的成功。阁下，你会看到，促使女皇成为友好调解人的想法是和建议把米诺尔卡岛让给她有密切联系的。因为这个想法引起了后来发生的事情，使我们在目前的调解中遭到种种困难，我必须说明我当时的观点是什么，并且证明不是我使我的宫廷处于如此难堪的地位。我当时希望和追求的是使女皇成为唯一的、别无副手的调解人。如果阁下细察她与我之间在1780年12月的来往情况，阁下就很容易理解我当时有多么充足的理由设想女皇会成为一位友好的、甚至是偏袒我们的调解人(14)。诚然，我知道她不能胜任这一任务，但是我也同样知道她的虚荣心会因这一荣誉而得到多么大的满足，我完全了解，她一旦插手进来，就会坚持下去，并且必然要卷入我们的争论，特别是当看来（当时看来也会这样）我们已用米诺尔卡岛酬谢她的话。另一个（奥地利的）帝国宫廷之被拉进调解活动，彻底破坏了这个计划。这不仅给女皇提供了一个不恪守诺言的借口，而且使她的感情受到了伤害和凌辱。她就是在这种印象下把这整个事情交给了我们为她提供的那位伙伴FN3，并且命令她驻维也纳的公使绝对地赞同那里的宫廷所提出的一切。后来所发生的一切不幸，以及我们现在所遭逢的一切不幸，都是由此引起的。无论谁任何时候也不能使我相信，维也纳宫廷只要由考尼茨公爵发号施令，会对英国抱任何好意，或者对法国造成任何危害。我在这里努力加强它的影响，不是出于这样的想法，而是因为我发现普鲁士总是施加影响反对我；因为我想，如果我能用任何方式给后者以沉重打击，我就会摆脱掉我最大的障碍。我错了，真是倒楣，维也纳和柏林的宫廷看来唯独在打算轮流损害我们这一点上有共同语言。(15)关于米诺尔卡岛的建议是我为了诱使女皇出面而做的最后一次尝试。我已用尽了我的力量，使出了全副手段；我最后一次和她谈话时的那种坦率态度，虽然是有礼貌的，但已使她感到不快。从那时起直到上届政府下台，我一直被迫处于守势……现在我阻止女皇对我们做坏事比以前促使她为我们做好事要更困难。正是为了防止坏事，当女皇陛下初次提出由她单独在我们和荷兰之间进行调解的建议时，我才强烈倾向于接受这个建议。她对我们的拒绝所表示的极端不满，证实了我的看法是正确的。当这个建议第二次提出的时候，我毅然极力主张必须予以同意（虽然我知道这和我上司的感情有抵触），因为我坚信，如果我们再次拒绝，女皇在一怒之下会同荷兰人站到一起来反对我们。现在，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我们的明智的行动使得女皇原来对我们的不高兴转到了荷兰人身上，就象她以前偏袒他们的事业一样，她现在偏袒我们的事业。英国的新内阁成立以来，我的道路已变得更平坦了。你的前任(16)开创的、阁下继续遵循的这条伟大的新路，已在大陆上引起了对我们最有利的变化。诚然，我相信，除了同她有切身利害关系的事件以外，没有什么东西能促使女皇陛下积极参预；但是现在她对我们显示了强烈的友谊；她赞同我们的措施；她信任我们的这届政府；她无法克制她对我们民族所肯定怀有的偏爱。我们的敌人是知道并且感受到这一点的；这使他们深为恐惧。这是从我到彼得堡那天起到今天止对这个宫廷里所发生的事情的一个简略而准确的报告。从这当中可以得出几个结论(17)。支配女皇的是她的感情，而不是理智和论证；她的偏见很深，很容易形成，而且一旦形成就难以消除；另一方面，要取得她的好感，却没有可靠的途径，即使取得了，也会随时发生波动，易为微不足道的琐事所左右；在她没有完全参与一项计划以前，任何保证都不足依恃，但是她一旦完全参与了，就决不后退，就会坚持到底；她有很强的才能、崇高的思想、不平凡的智慧，然而缺乏判断力、精确思维、推理力和综合精神（！！）；她的大臣们对国家的福利不是一无所知，就是漠不关心，他们行动的出发点是对她的意志的消极顺从，或者是对党派利益和个人利益的考虑。”(18)
四（原稿）关于沙皇保罗在位初期俄国情况的报告，作者是圣彼得堡海外商馆的牧师、威廉·皮特的近亲耳·克·皮特牧师(19)
摘录
“已故的俄国女皇对过去几年中震撼了整个欧洲政治体制的那些重大问题所抱的真实感情，是很难有什么可怀疑的。她肯定从一开始就感觉到了这些新原则的致命趋向，但是，如果她能看到所有欧洲强国都在一场愈激烈就愈能提高她自己的重要性的斗争中弄得精疲力尽，也许并不是不高兴253。完全可能，新取得的波兰各省的局势也是对叶卡特琳娜的政治行动有相当影响的一个因素254。看来，在革命初期几乎恢复了法国正规政府的联盟各强国255，已在很大程度上感受到了由于害怕在新占领的领土上发生暴乱而产生的致命影响。害怕波兰会发生暴乱的心情分散了联盟各强国的注意力，并加速了它们的撤退，同样也使得这位已故俄国女皇不肯进入这个大战场，除非到了形势发展使得法军的进展变得比俄罗斯帝国因积极进军而可能招致的恶果更加危险的时候……人们知道女皇的最后一句话，是她在临死前的那天早晨在打发走她的秘书时说的：‘告诉公爵（祖博夫），十二点来看我，提醒我在同英国签订的同盟条约上签字256。’”
在对沙皇保罗的行动和荒诞行为257进行详细的考察之后，皮特牧师先生继续写道：
“只有考虑到这些情况，才能对最近的退出同盟以及大不列颠政府所受到的无数凌辱的性质作出公正的评价……但是把它（大不列颠）和俄罗斯帝国联在一起的纽带是自然形成的，是破坏不了的。这两个国家合起来，几乎可以支撑住整个世界；分开来，每一个的力量和重要性都受到根本的损害。英国有理由与俄国一起为它的王权运用得如此前后矛盾而感到遗憾，但是造成这两个帝国分离的只是俄国的君主。”
这位牧师先生以这样的话结束他这篇报告：
“就人们的预见目前所能洞察的程度来说，结束目前这种苦恼状况的办法，看来更可能的是某一个激怒的个人的绝望行动，而不是任何其他使俄国皇位恢复其尊严和重要地位的更系统的措施。”
二
第一章中刊载的文件涉及女皇安娜在位时期到沙皇保罗在位初期，就是说包括十八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在那个世纪的末尾，正如皮特牧师先生所说，英国外交界公开信奉的正统的信条已经是：“把大不列颠和俄罗斯帝国联在一起的纽带是自然形成的，是破坏不了的”。
我们在细读这些文件时，有一种东西甚至比这些文件的内容更使我们吃惊，那就是它们的形式。所有这些信件都是“机密的”、“私人的”、“秘密的”、“绝密的”；然而尽管具有秘密、私人和机密的性质，英国政治家们在彼此间谈到俄国及其君主时用的却是诚惶诚恐、卑躬屈节和唯唯诺诺的语调，这种语调即使出现在俄国政治家的公文中也会令人吃惊的。俄国外交官们借助秘密通信来掩盖对外国的阴谋，英国外交官们则采用这个方法来自由表达他们对一个外国宫廷的忠诚。俄国外交官们的秘密书函充满着模棱两可的气味。这一方面是圣西门公爵所说的那种伪善气，另一方面则是法国秘密警察报告所特有的那种卖弄自己的优越和狡诈。甚至波茨措－迪－博尔哥的出色书函也带有这种下流文学的通病。在这一点上，英国的秘密书函要好得多。它不是装作高人一等，而是冒充天真糊涂。譬如，龙多先生告诉霍雷修·沃尔波尔，说他已把土耳其宰相写给英国国王的两封信泄露给俄国大臣，但是他“同时告诉那两位先生，由于信中对俄国宫廷有些刻薄的说法，要不是他们这样渴望看到的话，他是不会送给他们看的”，然后他又要那两位伯爵阁下不要告诉土耳其政府说他们已经看过它们（那两封信），怎么可能有比这更天真糊涂的呢！乍一看，这种作法的无耻完全被这个人的天真糊涂淹没了。再拿乔治·麦卡特尼爵士来说吧。他愉快地提到，俄国似乎足够“通情达理”，不致于为了俄国“宁愿选择在斯德哥尔摩居于领导地位”而期望由英国“支付全部费用”；他又“自以为”他“已经说服俄国宫廷”不要“不合乎情理”到在和平时期向英国索取与土耳其（当时是英国的盟国）作战时的补助金；他又警告桑德威奇伯爵对俄国驻伦敦大使“不要提到”俄国总理大臣在圣彼得堡对他本人提到的秘密，怎么可能有比这更天真糊涂的呢？再看，詹姆斯·哈里斯爵士极秘密地低声告诉格兰瑟姆勋爵说，叶卡特琳娜二世缺乏“判断力、精确思维、推理力和综合精神”，又怎么可能有比这更天真糊涂的呢？(20)
另一方面，再看看乔治·麦卡特尼爵士如何厚颜无耻地告诉他的大臣，由于瑞典人对他们依附俄国的状况极其忌恨并且感到屈辱，圣彼得堡宫廷要求英国在斯德哥尔摩打着英国的自由独立的旗帜进行活动！此外，詹姆斯·哈里斯爵士劝英国把米诺尔卡岛249和海上搜索权、以及在世界事务中进行调解的垄断权让给俄国——不是为了取得任何物质上的好处或者哪怕是由俄国承担的一种形式上的义务，而只是为了使女皇“显示强烈的友谊”和把她的“不高兴”转到法国身上。
俄国的秘密书函都是循着这样一条很平淡的思路：俄国自知它与其他国家没有任何共同利益，但是每一个国家却必须分别认识到它与俄国有排斥所有其他国家的共同利益。相反，英国书函从来不敢暗示说俄国与英国有共同利益，而只是设法说服英国，俄国的利益就是它的利益。英国的外交官们亲自告诉我们，这是他们与俄国君主们面面相对时所维护的唯一观点。
如果我们展示在公众面前的这些英国书函是写给私人朋友的，它们只是使写这些书函的大使们臭名远扬。既然它们是秘密地写给英国政府的，他们就把英国政府本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一点似乎已被人们，甚至被辉格党258的著作家们本能地觉察到了，因为没有人敢于公布这些书函。
自然而然要产生的问题是，这种在十八世纪已成为传统惯例的英国外交的亲俄性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为了弄清这一点，我们必须回溯到彼得大帝的时期，因此，它将成为我们研究的主要对象。我们打算通过重新刊印几本在彼得一世时期写的英国小册子来着手这个任务。这几本小册子不是没有引起现代历史学家们的注意，就是在他们看来根本不值得予以注意。然而，它们将足以驳倒大陆和英国著作家们所共有的这样一种偏见，即英国只是到较晚的时候，而且是在过晚的时候，才理解或猜想到俄国的意图，英国和俄国之间的外交关系不过是两国共同物质利益的自然产物，因此，我们若指责十八世纪的英国政治家们亲俄，就是倒果为因，是不可饶恕的错误。我们通过英国的书函已经表明，在安娜女皇时期，英国已经向俄国出卖过自己的盟国，从我们即将重新刊印的几本小册子中还将看到，甚至在安娜时期以前，即从彼得一世以来俄国开始崛起于欧洲的时期，俄国的意图就被理解了，而且英国政治家们对这些意图的默许受到了英国著作家们的抨击。
我们展示在公众面前的第一本小册子，叫作《北方危机》259。它在1716年出版于伦敦，内容是关于拟议中的丹麦、英国和俄国对斯科纳（肖楠）260的入侵。
1715年，在俄国、丹麦、波兰、普鲁士和汉诺威之间缔结了一个北方联盟，其目的不是为了瓜分瑞典本土，而是为了瓜分那个我们可以称之为瑞典帝国的东西261。这次瓜分是近代外交史上第一个巨大的行动，是瓜分波兰262的逻辑前提。西班牙瓜分条约263之所以引起后世的强烈兴趣，是因为它们是王位继承战争264的先声，而瓜分波兰吸引了更多的人们的注意，则是因为它的最后一幕是在当代的舞台上演出的。然而，不能否认，开创国际政治近代纪元的，乃是对瑞典帝国的瓜分。这次的瓜分条约除了谈到它的未来牺牲者的不幸以外，甚至没有假惺惺地提出任何借口。在欧洲，这是第一次，不仅撕毁了一切条约，而且把这一行动宣布为一个新条约的共同基础。受俄国辖制的、由萨克森选侯兼波兰国王奥古斯特二世那个荒淫无耻的家伙所代表的波兰本身，被推到了这一阴谋的前台，从而自我签署了死刑判决书，甚至连波利菲米斯给奥德赛保留的那个留到最后吃的特权265也没有享受到。查理十二在本德雷自愿流亡时266发出的那篇声讨奥古斯特国王和沙皇的檄文曾预言了波兰的命运。这篇檄文署的日期是1711年1月28日。
参加这一瓜分条约，把英国抛进了俄国的势力圈。从“光荣革命”267的时候起，英国就越来越被引向这一轨道了。乔治一世作为英国国王通过1700年的条约曾与瑞典结成防御同盟。不仅作为英国国王，而且作为汉诺威选侯，他曾是特拉温达尔条约268（那个条约为瑞典保证了这次瓜分条约所要剥夺的东西）的保证人之一，甚至是条约的缔约国之一。不仅如此，他所以享有德意志帝国选侯的尊荣，部分地也归功于特拉温达尔条约。可是，他却以汉诺威选侯的身分向瑞典宣了战，并且以英国国王的身分进行了这一战争。
1715年，同盟国夺去了瑞典的德意志省份，并且为了实现这个目的而把俄国人引到了德国土地上。1716年，他们一致同意入侵瑞典本土，企图对瑞典最南端现在称作马尔默和克里斯蒂安施塔特地区的肖楠进行武装袭击。因此，俄国的彼得从德国带去了一支俄国军队，这支军队分散在西兰岛上，打算在以保护通商航海为名派到波罗的海去的英国和荷兰军舰的护送下从这里运往肖楠。早在1715年，当查理十二被围困在施特腊耳宗德269的时候，有八艘由英国借给汉诺威，又由汉诺威借给丹麦的英国军舰公开增援了丹麦海军，甚至挂起了丹麦国旗。1716年，英国海军由沙皇陛下亲自指挥。
为入侵肖楠一切都准备好了，然而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发生了困难。虽然条约规定只派出三万俄国人，彼得却慷慨地在西兰岛登陆了四万人。但是到了要派他们去肖楠执行任务的时候，他突然表示在这四万人中他只能拿出一万五千人。这一声明不仅使同盟国的军事计划陷于瘫痪，而且看来对丹麦及其国王弗雷德里克四世的安全也构成威胁，因为以俄国舰队为后盾的俄国军队大部分驻在哥本哈根。弗雷德里克的一位将军建议用丹麦骑兵对俄国人发动突然袭击并把他们消灭，同时由英国军舰去击毁俄国舰队。弗雷德里克四世不喜欢任何需要某种巨大魄力、某种坚强性格和某种不顾个人安危的背信行为，他拒绝了这个大胆的建议，而只限于采取守势。他当时写了一封恳求信给沙皇，说明他已放弃了关于肖楠的幻想，并且请求沙皇也如此照办，动身回国。对这个请求，沙皇只能迁就。当彼得终于班师离开丹麦的时候，丹麦宫廷认为应该就破坏这次袭击肖楠计划的事件和交涉情况给欧洲各国宫廷一个公开的说明。这个文件就是《北方危机》这本小册子的出发点。
在注明1717年1月23日从伦敦发出的尤伦堡伯爵给格尔茨男爵的信中有几段话，在这几段话中，写信人，即当时瑞典驻圣詹姆斯宫270的大使，似乎承认自己是《北方危机》的作者，不过他并没有提这本小册子的名称。然而，只要稍微仔细读一读真正出自这位伯爵手笔的作品，譬如他写给格尔茨的信件，就会打消认为他写过这样一本出色的小册子的任何想法了。
“北方危机；或对沙皇政策的公正评议——就冯·施托肯先生关于推迟袭击肖楠的说明而作。前面附有1716年10月10日在哥本哈根的德国大使馆复制的文件准确副本的逐字逐句的译文，1716年伦敦版。
1.序——……这（这个小册子）不是为律师事务所的职员写的，但是真正对国际法感兴趣的人大有一读之必要；交易所街271搞股票投机的轻浮伙计们在读了这篇前言之后再要往下看，将只是浪费时间，但是英国的每一个商人（特别是那些去波罗的海经商的商人）会从这里得到教益。荷兰人（正如报童和邮差已不止一次告诉过我们的）竭尽全力要在几项与沙皇的贸易协定中改善他们的地位，但是长时期来收效甚微。就他们非常节俭这一点来说，他们能给我们的商人提供很好的榜样；但是如果我们在设法取得一个更好的、更利于前进的出发点方面有一次能够超过他们，那么，为了我们双方的利益，就让我们这一次给他们作榜样，就让他们这一次向我们学习吧。至于目前我们在波罗的海贸易方面怎么能取得这样一个出发点，这篇小小的论文将指出一条极其简单的途径。我不喜欢任何渺小的咖啡馆政客进来插嘴，我甚至宁愿让他对我感到厌烦。我必须让他知道，我根本不愿和他打交道。相反，那些熟悉国家学说的人会在这里看到很值得运用他们全部思辨能力的材料，这些材料以前总是被他们忽略了，被他们（过于轻率地）认为是不值一顾的东西。任何一个狂热的党派人物都不会认为这篇东西完全合他的意；但是每一个诚实的辉格党人和每一个诚实的托利党人都能读它，不仅谁都不会感到厌烦，而且都会感到满意……总之，这篇东西既不是为疯狂的、唬人的、属于长老会272的辉格党人，也不是为狂妄的、暴躁的、不满的、属于詹姆斯党273的托利党人而写的。”
2.冯·施托肯先生提出的关于推迟袭击肖楠的说明。
“毫无疑问，大多数宫廷会感到吃惊：尽管为袭击肖楠进行了大量准备，这一袭击并没有付诸实行；尽管沙皇陛下驻在德国的全部军队冒着极大困难和危险，部分用他自己的船只，部分用丹麦国王陛下及其他盟国的船只运到了西兰岛，这一袭击却被推迟到另外的时候。因此，丹麦国王陛下为了避免指控和责难，认为应当命令把下述关于这一事件真象的说明通知所有不存偏见的人们。在瑞典人被完全驱逐出他们的德国领地之后，按照全部政治规律和战争逻辑，唯一的办法是在瑞典本土腹地对这位仍然执拗不屈的瑞典国王进行有力攻击，从而借上帝之助迫使他接受一项对盟国有利的持久和约。丹麦国王和沙皇陛下双方都有这样的看法，并且为了实现这个良好的意图，同意举行一次会见，这次会见终于（尽管由于挪威遭到入侵，丹麦国王陛下很有必要留在本国首都，尽管俄国的大使多尔哥鲁基先生提出完全不同的保证）在汉堡附近的哈姆―霍恩，在丹麦国王陛下在此等候沙皇六个星期之后举行了。在这次会谈中，两位陛下经过几次讨论，于6月3日决定对肖楠的袭击一定要在这一年进行，并且对促其实现的一切措施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之后，丹麦国王陛下匆忙回国，下令日夜奋战，务使他的舰队尽早作好出海作战的准备。运输船只也从各处的领地调来，既耗费了难以形容的巨额开支，对他臣民的贸易也造成了巨大损失。就这样，国王陛下（沙皇本人在抵达哥本哈根时也承认）尽了最大努力来提供一切必要条件和促进这次袭击，因为一切都有赖于这次袭击的成功。然而，在此期间，在哈姆―霍恩的会谈就这次袭击达成协议以前，丹麦国王陛下曾不得不从他的舰队中派去一支由加贝尔海军中将率领的相当大的分舰队去援救他那遭到入侵和沉重压迫的挪威王国，这支分舰队在敌人离开那个王国以前不能召回，否则会给那个王国的大部分地区造成危险；所以，出于这种必要，这位海军中将不得不停留在那里，直到7月12日丹麦国王陛下向他发出紧急命令，要他在风势和天气许可的情况下尽可能快速返回；但是由于刮了一段时间逆风，他被阻住了……瑞典人一直控制着海面，沙皇陛下本人认为，在这支由加贝尔海军中将率领的分舰队回来以前，派丹麦舰队的剩余部分和当时停在哥本哈根的军舰一起去罗斯托克为俄国部队护航，不是可取的做法。这支分舰队终于在八月份回来后，联合舰队便启航了。往西兰岛运输上述部队的工作，尽管有大量困难和危险，也开始进行了。但是这花费了过多时间，在九月以前未能完成袭击的部署。现在，袭击的一切准备和载运军队的工作均告完成，丹麦国王陛下曾确信在几天之内，至迟在9月21日以前应该开始袭击。俄国的将军和使节们先是向丹麦同僚提出一些困难，后来他们在9月17日一次约定的会议上宣布，沙皇陛下考虑到目前的情况，认为在肖楠不可能得到粮草，因此在这一年进行袭击是不可取的，应该把它推迟到第二年春天。可想而知，丹麦国王陛下对此是如何的惊讶，特别是由于沙皇如果对这个如此庄严协商过的计划改变了主意，他满可以早点宣布，这样就可以为丹麦国王陛下节省下好几吨耗费在这些必要准备工作上的黄金。尽管如此，丹麦国王陛下仍在9月20日向沙皇写信详细解释说，虽然季节已经错过许久，但是有这样优势的兵力，进行袭击一定能成功地在肖楠取得立足点，他确信肖楠这年年成很好，毫无疑问能在那里取得供应；此外，那里和他本国有直接的交通联系，粮草也很容易从国内运去。丹麦国王陛下还列举了几个强有力的理由，说明袭击应该在这一年进行，而在第二年春天进行的想法应该完全抛弃。不只是丹麦国王陛下向沙皇提出这种中肯的劝告；英国国王陛下驻这里的公使以及诺里斯海军上将也很坚决地支持他；他们按照自己国王陛下的紧急命令，想方设法说服沙皇同意他们的意见，并促使他仍然进行这一袭击。但是沙皇陛下在他的答复中宣布，他要坚持他业已做出的关于推迟这一袭击的决定；然而如果丹麦国王陛下决心仍然要冒险进行的话，根据在施特腊耳宗德附近签订的条约，他将只给他提供规定的十五个营和一千匹马；到第二年春天他才会应允其余的一切，而且在这件事上他不能够也不愿意再作更多的说明。这样，丹麦国王陛下凭他自己的军队和上述的十五个营单独去干这样大的事情，自不免冒极大的风险，他在9月23日的另一封信中希望沙皇陛下能给他增派十三个营，这样的话，他还打算在这一年进行袭击；但是即使这一点也未能从沙皇陛下那里得到同意，沙皇陛下在同月24日通过他的大使断然拒绝了这个要求。于是，丹麦国王陛下在他26日的信中向沙皇声明，既然情况如此，他不再需要沙皇陛下的任何军队，他们应该尽快地从他的领地上全部撤走；这样，每月要花费他四万帝国塔勒274的运输船只就可以解雇，他的臣民至今负担的沉重不堪的军税就可以免除。对此沙皇不能不表示同意；因此，全部俄国军队都已经登船，肯定一有顺风就离开这里。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沙皇作出一个对北方联盟261如此有害而对共同敌人极其有利的决定，只有留待上帝和时间去澄清了。275
如果我们要对大人物进行真实的考察，在我们知识界的心目中对他们有个正确的理解，那我们必须首先考虑他们的性格，其次是他们的目的。不管他们的行为看起来是如何错综复杂、扑朔迷离，是如何曲折隐讳、捉摸不定，我们用这个考察方法，就能洞察他们心灵的奥秘，就能从最令人困惑的迷宫中找到出路，并且最后找到最巧妙的办法来发现他们头脑中的主要隐私，解破他们的核心秘密……沙皇……按性格来说，是一个极富于进取心，政治上非常精明的人物。至于他的目的，只要世上有任何狡猾伎俩能使他在未来可以扩大帝国和积累财富，他的任意主宰自己臣民的财产和人格的统治方式，就会促使他不断提出贪得无厌、野心勃勃地获取这二者的计划。无论不知足的财富欲和无止境的权势欲会提出什么样的目的，促使他去满足那得寸进尺、囊括一切的欲望，他毫无疑问必定要全力以赴。
我们现在要给自己提出的问题，是这样三个：
1.他用什么办法能达到这些目的？
2.在离他多远处，并且在什么地方能最好地达到这些目的？
3.在什么时候，运用一切适当方法并且运用成功，能够达到这些目的？
沙皇的领地大得惊人；人民对他全都俯首听命，全都是他的不折不扣的奴隶，而全国的财富都由他任意支配。但是，国土虽大，物产却并不丰富。每个臣民都有一支枪，一听召唤就来当兵；但是他们当中从来没有一名真正的士兵，也没有一个人懂得口令。虽然沙皇能支配他们的全部财富，但是他们没有重要的商业，很少有现钱；因此，他尽其所能进行了聚敛以后，他的国库还是空空如也。他要满足那两种天生欲望的条件是很差的，因为他既没有钱维持一支军队，也没有一支受过作战训练的军队。这个君主表明他具备一个想成就一番事业的国君所必备的雄才大略的第一个标志，就是认为他的臣民中没有任何人比他更聪明，或者更适宜于执政。他就是这样做的，他认为他本人最合适到世界其他地区去旅行，学习治国才能来推进他统治的领域。他当时对那些深谙军事科学的人很少装出好战的样子；他的军事行动大部分是对付土耳其人和鞑靼人，他们虽然和他一样有许多战士，但是也和他的军队一样，不过是一群粗野的、未开化的乌合之众，他们在战场上既无经验，又无纪律。在这一点上，他的基督教邻居们很喜欢他，因为他是一种阻挡异教徒的屏障或堡垒。但是当他来窥伺基督教世界较为文雅的地方时，他从一开始就表现为一个天生的政治家。他不愿以过早地在战场上碰运气、冒风险，来学习比赛；不，他遵循这样一条准则，在当时对他有利和必需的，是象参孙那样斗智，而不是斗力。276他知道，他当时只有很少几个适于通商的地方，而且都是位于白海沿岸，太遥远，一年中绝大部分时间都被冰封着，完全不适合于舰队使用。但是他知道他的邻国在波罗的海有许多更合适的地方，只要他强大起来，伸手便能拿到它们。他对它们垂涎三尺，但是在外表上却小心翼翼地把头转向别的方面，为他将在适当时机夺得它们而暗自高兴。为了免遭猜忌，他努力不要他的邻国帮助他训练部队。因为那好象是想同一个武艺高强的人比武，先求他教自己如何劈刺似的。他跑到了大不列颠，他知道这个强大的王国对他力量的增长当时还不会产生猜忌，对他国土之辽阔还毫不在意，漫不经心，我担心直到今天还是如此。他出席我们的一切军事演习，考察我们的一切法律，研究我们军事、民政和宗教方面的情况；然而这是他当时需要最少的东西；这是他这次使命中最无足轻重的部分。随着他和我国人民日益熟悉，他开始去参观我们的船坞，装作不是想得到什么好处，而只是为了娱悦耳目（只是为了满足好奇心），想看看我们的造船方式。人们可以说，他把宫廷设到了我们的造船厂里，他是那样勤勉，御驾经常亲临现场。还应指出，这位伟大的沙皇往往事必躬亲，因而能够象他们当中最优秀的巧工匠一样使用斧头，这为他增添了酷爱艺术和工艺的不朽盛誉。此外，这位君主还有一个很好的数学头脑，他很快就成了一个很内行的皇家造船师。为了让他开心，造一两艘船给他送去，然后再送两三艘，然后又再送两三艘，只要这是由能够随意控制海洋的海上强国FN4许可卖给他的，这样做似乎根本不会有什么重要意义。这会是无关大局、毫无意义、不值一提的小事。可是更重要的是，他巧妙地博得了我们许多优秀工人的好感，以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态度赢得了他们的心。他为了利用这一点谋取好处，给许多人提供了巨额的奖金和特权，让他们到他的国家去定居，他们都高兴地应许了。稍后，他又派一些代表他个人的使臣和官员去谈判要更多的工人、行政官员以及精选的好水手，只要他们到那里去，都能升官。甚至直到今天，在我们前往阿尔汉格尔斯克港的船上的任何熟练水手，若是有丝毫虚荣心，有任何想当官的欲望，只要他投身沙皇的海军，马上就会成为少校。除此之外，这位君主甚至找到办法强制我们商船上的熟练水手为他服务，而且他想要多少就可以有多少，同时给船长提供同样数目未经训练的俄国人来补缺，而船长为了自己的利益以后不得不把这些人训练得能够顶用。然而还不止于此，在上次战争中，他曾让成百上千他的臣民（既有贵族，也有一般水手）呆在我国的、法国的和荷兰的舰队里；他一直让他的许多臣民呆在我国的和荷兰的船坞里，直到现在还是如此。
但是，他看到，当他没有一个可供建造他自己的舰队、自行出口本国物产和进口别国物产的海港的时候，他为改善他自己和他的臣民的地位而作的这一切努力都是无用的；他还发现，瑞典国王拥有最方便的海港，我指的是纳尔瓦和列维里277，他知道这位国王永远不能够也不愿意友好地放弃这些海港；因此，他终于决心用武力把它们从他手中夺过来。瑞典国王陛下年纪幼小，似乎是成就此番事业的最适当的时机，但是即使这样，他也不愿意独自一人去冒险。他拉着别的君主和他一起去分赃。而丹麦和波兰的国王很软弱，足以成为为沙皇推行他的宏大野心计划服务的工具。诚然，他一开始就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他的全部军队在纳尔瓦被为数不多的瑞典人完全击败了。但是他非常走运，瑞典国王陛下并没有利用这么辉煌的胜利来收拾他，而是立即把矛头转向了使他很生气的波兰国王，瑞典国王之所以对波兰国王特别生气，是因为他曾把那位国王当作他的心腹朋友之一，正要与他结成最紧密的同盟时，他却出其不意地侵入了瑞典的利沃尼亚278，并且围困了里加。瑞典国王的这一步，无论从哪一方面看都是正中沙皇下怀。他预见到，波兰的战事拖得越久，他就会有越多的时间去弥补最初的损失和夺取纳尔瓦，他于是设法使它尽可能久地拖下去。为此，他从来不给波兰国王派去足以胜过瑞典国王的援军；另一方面，瑞典国王虽然连战连捷，但是只要他的敌人从自己的世袭国土279不断得到增援，他就永远不能使之屈服。要不是瑞典国王陛下出乎绝大多数人的预料，直接进军萨克森本土，从而迫使波兰国王缔结和约280的话，沙皇本来还会有足够的时间来把他的计划考虑得更加成熟的。这一和约是沙皇从来最感失望的事情之一，因为从这以后他就是孤军作战了。不过，他能引以自慰的是他已事先夺得了纳尔瓦，并且为他心爱的城市彼得堡以及那里的海港、船坞和庞大的军火库奠定了基础；这一切现在已达到如何完善的地步，让那些带着惊异的眼光看见过它们的人们去述说吧。
他（彼得）竭尽全力来达成某种谅解。他提出于对方很有利的条件；他只要保留彼得堡，佯言这是蕞尔小邑，但他非常心爱；甚至对此他也愿意以另外的方式予以补偿。但是瑞典国王非常了解这个地方的重要性，决不愿把它留在一个野心勃勃的君主手中，从而给他提供一个进入波罗的海的口岸。这是自从纳尔瓦失败以来这位沙皇的军队别无其他目的的唯一的一次自卫。要是瑞典国王取捷径向诺夫哥罗德和莫斯科进军，而不是（到底是听谁劝说，至今还是一个谜）转往乌克兰，那么沙皇军队也许连这点也做不到。在乌克兰，瑞典国王的军队遭到严重损失，历尽千辛万苦，最后在波尔塔瓦被彻底打败。这对惯于打胜仗的瑞典人肯定是致命的时刻，而俄国人如何感到如释重负，可以从沙皇每年隆重地庆祝这一节日推测出来，沙皇的野心从此变得更加膨胀了。他现在要求得到利沃尼亚的全部、爱斯兰281、以及芬兰绝大部分最富庶的地区，他虽然暂且屈尊与瑞典的剩余部分缔结和约，但是他知道只要他高兴就能轻而易举地把它也拿过来。他在实现这些计划时需要担心的唯一障碍是他的几个北方邻国；但是由于海上强国、甚至毗邻的德国诸侯当时都在专心致志进行反对法国的战争264，对北方战争261似乎完全置若罔闻，所以需要戒备的只剩下了丹麦和波兰。这两个王国中的前一个，自从不朽的威廉国王迫使它与霍尔施坦，从而与瑞典缔结和约268以来，一直太平无事。在这期间，它由于自由贸易和海上强国给它的大量补贴而变得很富。它如果根据自己的利益与瑞典站到一起，就能够阻止沙皇的进展，及时地防止这些进展对它造成的危险。另一个王国，我指的是波兰，现在在斯塔尼斯拉夫国王的统治下很平静，这位国王在某种意义上是依仗瑞典国王才得到他的王位的，他出于感激的心情，同时也出于对本国利益的真正关心，不能不对邻居野心过大的计划表示反对。但是沙皇狡猾透顶，不会找不到对付这一切的办法：他向丹麦国王描述，瑞典国王现在被弄得如何狼狈，趁这位君主长期不在国内的时候，完全剪掉他的羽翼，牺牲他来壮大自己，机会多么难得。对奥古斯特国王，他则激起他长期埋在心头的失去波兰王位的怨恨，告诉他现在可以毫不费力地恢复这个王位。就这样，这两个君主都被他立即争取过来了。丹麦人连一个牵强附会的借口都没有就向瑞典宣了战，并且袭击了肖楠，但被打得落花流水。奥古斯特国王重新回到了波兰，此后那里的一切一直是混乱不堪，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俄国人的阴谋活动。诚然，沙皇只是拉来推进他的野心计划的这两个新盟友，起初对他自身的防御变得比他想象的更加必要，因为在土耳其人对他宣战之后，他们阻止了瑞典军队同土耳其人一起向他进攻，但是由于沙皇的明智和土耳其宰相的贪婪和愚蠢，这场风暴很快就结束了282。于是他就象原先打算的那样来利用他的这两个朋友，用利欲引诱他们加入了他的同盟，这只是为了把战争的全部负担和风险加在他们身上，使他们与瑞典人一起被彻底削弱，以便他准备好把他们一个一个地吞噬掉。他让他们去进行一次又一次困难的战斗，他们的军队由于进行战斗和长期围困而大大削弱，而他自己的军队则不是被用于较容易的、对他较有利的征伐，就是靠一些中立君主大量出钱维持在距战斗相当近的、能不放一枪而赶去分享战利品的地方。他在海上的行为也很狡猾，他的舰队总是避开危险，只要丹麦人和瑞典人之间一有发生战斗的迹象，它就躲得老远。他希望这两个国家互相摧毁对方的舰队之后，他的舰队能在波罗的海称霸。在这整个期间，他都竭力使他的士兵们以外国人为榜样并且在外国人的指挥下改进战术……他的舰队很快就会超过瑞典舰队和丹麦舰队加在一起的总和。他不必担心它们会阻碍他最终完成这一伟大光荣的事业。如果他这项事业成功了，就该我们当心自己了；沙皇肯定无疑将成为我们的敌手，他现在越被忽视，对我们将越危险。我们那时可能（不过也许为时太晚了）回想起我们自己的使节们和商人们就他的计划向我们报告的情况：他要独揽全部北方贸易，他正在把几条河流连接起来，使里海或黑海到他的彼得堡之间可以通航，以便把同土耳其和波斯的贸易全部掌握在他的手中。我们那时将对自己的盲目性感到吃惊：我们已听说他在彼得堡和列维里构筑了大量工事而竟没有猜到他的计划。关于这后一个地方，11月23日的《每日新闻》曾这样报道：
海牙11月17日讯。到过列维里的荷兰军舰的舰长们说，沙皇已经把那个港口和那里的防御工事建造得堪称为波罗的海甚至欧洲最坚固的要塞之一。
现在且放下他在海上的事情、他的贸易和制造业以及他在政治和军事两方面的其他事情，来看看他在这最近一次战役中，特别是在我们已谈得很多的他和盟国一起打算对肖楠进行的那次袭击中的行动，我们会发现甚至在这里他也是以其惯常的狡猾行事的。毫无疑问，是丹麦国王首先建议进行那次袭击的。他认为，只有迅速结束他这么匆忙和不义地发动的这场战争，才能拯救他的国家，使他不致遭到毁灭，不致遭到瑞典国王或是对挪威或是对西兰岛和哥本哈根的大胆入侵。同那个国王单独谈判的事他不能做，因为他预见到那个国王不会给这么卑鄙的一个敌人割让一寸土地；而对于全面的和会，即使瑞典国王同意按照他的几个敌人提出的条件召开，他也担心会拖延时日而为他的处境所不许可。所以，他就邀请他的所有盟友对瑞典本土进行袭击，来给瑞典国王一个致命的打击。他认为，他们会投入优势兵力把瑞典国王打败，然后他们就能迫使他按照他们满意的条件立即媾和。我不知道他的其他盟友在多大程度上同意这个计划，但是普鲁士宫廷也好，汉诺威宫廷也好，都没有公开同意，我们的英国舰队在约翰·诺里斯爵士指挥下对它如何支持，我不好说，人们可以从丹麦国王自己的声明中作出判断。但是沙皇欣然同意了这个计划。这样一来，他又得到一个借口可以靠别国人民出钱把战争再延长一个战役，可以把他的军队重新开进德意志帝国，先驻扎在梅克伦堡283，然后驻扎在西兰岛。同时他还觊觎维斯马284和瑞典一个叫作哥特兰的岛屿。要是能用奇袭的办法把头一个地方从盟友手中拿过来，他就会有一个很好的海港，可以在他愿意的任何时候把军队运到德国去，而无须向普鲁士国王请求过境许可。要是能通过突然袭击把瑞典人从第二个地方赶走，他就会成为波罗的海最好的港口的主人。然而这两个计划都落空了；因为维斯马防守很坚固，不可能用奇袭取得；而要攻取哥特兰，他又发现他的盟友们不会助他一臂之力。在这之后，他就对袭击肖楠的计划有了另一种看法。他发现，它无论成功与否，都同样违反他的利益。如果他成功了，从而使瑞典国王被迫缔结全面和约，他知道他的利益在这当中几乎不会受到照顾，因为他已充分注意到，他的盟友们只要他们自己的要求得到实现，就准备牺牲他的利益。如果他没有成功，那么由于他完全预见到英国舰队会阻止瑞典国王做出任何危害丹麦的事情，他有理由担心，除了会损失他那么精心培植和训练起来的军队的精华之外，整个打击还会落在他的头上，他会被迫交出他过去从瑞典得到的一切。这些考虑使他最终决定不参加任何袭击；但是不到最后时刻他尽可能不宣布这一点：首先是为了他可以更长时间地靠丹麦出钱维持他的军队；其次是为了使丹麦国王来不及向他的其他盟友要求派出必需的军队，撇开他去进行这次袭击；最后是为了他可以使丹麦人因花费大量金钱去进行必要的准备而更加削弱，使丹麦人现在就更加依附于他，以后更容易成为他的卤获物。
于是，他非常用心地掩饰他的真实意图，一直到预定要进行这次袭击的时候，才突然拒绝参加，并提出把它推迟到第二年春天，声称到那时他一定践约。但是，正如我们一些报纸指出的，要注意他的话附有这样一个保留条件，即除非他能从瑞典得到一个有利的和约。这一情况以及我们现在得到的关于他和瑞典国王单独谈判和约的公开报道，是表明他诡计多端的新例证。他的弓有两根弦，总有一根合用。毫无疑问，沙皇知道在他和瑞典国王之间必定很难达成谅解。因为正象他决不会同意放弃那些他为之发动这场战争，并且对实现他的宏伟计划是绝对必需的海港一样，瑞典国王只要能阻止交出这些海港，也会认为把它们交出将直接违反他的利益。不仅如此，而且沙皇对瑞典国王陛下的豪迈和英勇气概是太熟悉了，以至于他对后者会着眼于利害关系而不着眼于荣誉感就宣告降伏这一点根本不抱任何幻想。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他认为，瑞典国王陛下对他一定不会象对某些盟友那样恼怒——这一点他判断对了，因为他虽然发动了一场不义的战争，但他常常为此付出昂贵的代价，而且在战争中总是有胜有负；而那些盟友却利用瑞典国王陛下遭逢不幸的时机，卑鄙地扑向他并缔结了瓜分他的省份的条约。沙皇为了更迎合他的伟大敌人的禀性，不是象他的盟友们那样抓住一切机会百般责难他，甚至是用极不相当的方式责难他（如威胁恐吓的备忘录和虚张声势的声明），而总是用极其谦恭的态度谈到这位他所称呼的查理兄弟，认为他是欧洲最伟大的将军，甚至公开扬言，对他的一句话比对自己盟友们的最庄重的保证、誓言、甚至条约，还要更加信任。这种谦恭有礼的表示也许能对瑞典国王的高尚心灵产生较深刻的印象，使得他宁愿向一个豁达大度的敌人牺牲真正的利益，而不愿在一些不大重要的事情上给那些曾恶劣地、甚至非人道地对待过他的对手以满足。但是，即使这点做不到，沙皇还是会得到好处，因为他以这些单独谈判使得他的盟友们心神不安，正如我们在报上看到的，使得他们更迫切要求他保持同他们的同盟关系，而这种同盟关系将使他们作出极其巨大的让步和承诺。同时，他让丹麦人和瑞典人继续死死地纠缠在战争中，使他们尽可能快地相互削弱，而他则转身到德意志帝国285去巡视那里信奉新教的君主们。他在许多漂亮的借口下，不仅把他从丹麦撤返的军队在他们的一些领地上开来开去，而且把他在这整个期间以帮助波兰国王镇压心怀不满的臣民（他们骚乱的最大煽动者一向是他）为借口留驻在波兰的军队也慢慢地开往德国。他看到德国皇帝正在与土耳其人进行战争286，因此根据以往一向正确的经验知道皇帝陛下要在保护帝国成员方面显示自己的权威是如何无能为力。他的军队便不管人家如何坚持要求，都不肯撤离梅克伦堡。他对一切撤离要求的回答，充满了这样一类论据，仿佛他要给德意志帝国定出新的法律似的。
现在我们假定，瑞典国王认为与沙皇媾和而把全部怒火都发泄到不大豁达的敌人身上较为体面，那么，当德国皇帝已经与土耳其人进行战争，而波兰人即使彼此间终于和睦相处（如果在经历如此长期战争的苦难之后还能有所作为的话），按照条约也必须出力反对基督教的共同敌人的时候，帝国的君主们，甚至那些轻率地引进四万名俄国人来保卫帝国安宁不受一万至一万二千名瑞典人侵犯的君主们，能对沙皇作出什么样的抵抗呢？
有些人会说我是小题大作。我的回答是，我希望这样的反对者回头看看，好好想想，我为什么要向他表明沙皇如何从原先那样微不足道的小东西经过难以想象的、简直无法克服的种种困难而成长为现在这样一种庞然大物，连为他辩护的荷兰人也承认，他已不仅对他的邻国的安宁，而且对整个欧洲的安宁都构成威胁了。
然而他们又会说，他既无借口抛开丹麦人而与瑞典人单独媾和，也无借口对别的君主们开战，这些君主中有些还和他有同盟关系。谁要是认为这种反对意见驳不倒，那他一定是没有细心考虑过沙皇的性格和目的。荷兰人还进一步承认，沙皇向瑞典开战并无任何体面的借口。无任何体面借口而开过战的人，能够无任何体面借口而媾和，也能够无任何体面借口而再次开战。（奥地利）皇帝陛下作为一个睿智的君主，当他不得不和奥斯曼人开战的时候，就象策略所要求的那样全力进行了战争286。同时，沙皇也是一个聪明睿智而强有力的君主，他就不能仿效这个榜样来反对他周围那些信奉新教的君主吗？如果他要这样做，那么我怕说出口的是，完全有可能，在这基督教的时代，新教将在很大程度上被消灭掉，在基督教徒中，希腊正教徒和罗马天主教徒将再次成为唯一能进入永恒王国的人。单是这种可能性就给海上强国和所有其他信奉新教的君主提出足够有力的警告，必须为瑞典调停，缔结一项和约，并且重新加强它的武力，否则任何措施都不能使他们保持足够的警戒；而且这件事必须做得尽可能早和及时，必须赶在瑞典国王或是由于绝望或是由于报复而投入沙皇的怀抱之前。因为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原理（所有君主都应该遵循，沙皇目前为了基督教的安宁似乎有点遵循得太过分了）：聪明人不应该墨守礼法，只是顺应时机。不，他应该迎合时机。至于沙皇，我敢冒昧地高度赞许他，他简直不能容忍在这方面被人超过。他的行动看来完全配合时机。再没有什么比利用时间和机会更能促进我们事业的兴旺；因为成事的机会随着时间而消逝。如果你把这些机会放过，那么你的全部计划就要落空。
总之，现在似乎到了这样一个紧要关头，必须尽可能快地做到为这个瑞典人谋得和约，条款要有利于满足他的荣誉感和保障新教利益，给予他的决不能少于他原先在德意志帝国境内所拥有的全部领地。象在其他一切事物中一样，在政治中也应该宁肯要久经考验的确定性，而不要即使是建立在最可能的假定上的不确定性。瑞典在德意志帝国境内所拥有的省份，是为了使它能更直接更好地保卫它当初曾与帝国的自由一起拯救过的新教利益而给予他的，难道能有什么比这一事实更确定的吗？瑞典王国将近八十年来曾用这些手段在一切场合保卫了上述利益，难道能有什么比这一事实更确定的吗？至于现在的瑞典国王陛下，我可以引用已故的安女王陛下也是在辉格党执政时写给他（查理十二）的一封信中的话：‘作为一位真正的君主、英雄和基督徒，他努力的主要目的是在人们中传播对上帝的敬畏，而从不顾及他个人的特殊利益’，难道能有什么比这一事实更确定的吗？
另一方面，那些现在打算通过瓜分瑞典在帝国境内的省份，把瑞典人排除在外而在那里充当新教利益保护者的君主们，能否保护得住这种利益，不是很不确定吗？丹麦已经很弱，从一切迹象看来在战争结束之前还要变得更弱，在很多年内从它那里是得不到什么援助的。萨克森在一个教皇派君主的统治下，前景非常暗淡，所以，在所有信奉新教的君主当中只剩下汉诺威和勃兰登堡这两个有名望的王室有足够的力量领导别人。因此，我们只要对照梅克伦堡公国283现在发生的事情来设想一下新教利益可能发生的情况，就会很快发现我们的估计可能是多么错误。这个不幸的公国已经遭到了俄国军队的严重摧残，而且现在还是如此；勃兰登堡和汉诺威的选侯作为下萨克森地区的领袖，作为邻国和信奉新教的君主，有责任拯救这个帝国境内的兄弟之邦和信奉新教的国家，使之摆脱外国如此残酷的压迫。可是请问他们做了什么呢？勃兰登堡选侯担心俄国人会一方面入侵他的选侯国，另一方面从利沃尼亚和波兰入侵他的普鲁士王国；汉诺威选侯则对他的世袭国土有同样明智的顾虑。在这个虽然非常紧急的时刻，他们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认为除了表示抗议以外，不需要使用任何别的手段。但是请问有什么效果呢？俄国人仍然呆在梅克伦堡，如果他们有一天终于要离开，那将是这个国家被摧残得使他们在那里再也无法生存的时候。
看来应该让瑞典国王收回他丢失给沙皇的一切，而且这看来是两个海上强国的共同利益。它们会乐于这样做：荷兰，是因为它确信，沙皇正在变得过分强大，不应该容忍他在波罗的海立足，而且瑞典不应该被抛弃；大不列颠，是因为如果沙皇实现他的宏伟计划，他将由于摧毁和征服瑞典而成为离我们更近和更可怕的邻居。此外，我们必须这样做，还由于有威廉国王和当今瑞典国王在1700年缔结的条约；威廉国王曾根据这项条约向当时还比较强大的瑞典国王援助过他所希望的一切，援助过巨额的金钱，好几百匹布和相当大量的火药。
但是，有些政治家（无论什么都不能使他们对沙皇日益增长的力量和能力感到疑惧），虽然甚至象狐狸一样狡猾，然而却不愿理解或者装作不能理解，沙皇怎么可能有一天会强大到足以损害我们这个岛国。对于他们，只要他们有一天愿意理解，我们很乐意成百次地重复这样一个回答：往事可能重演；他们没有理解他是怎么达到现在这样的强大的，我应该承认，这是以很难令人置信的方式达到的。那些不轻易置信的人们只要仔细观察一下这位伟大君主的性格、目的和计划，就会发现它们很不简单，他的计划很有谋略和远见，他的目的要在长时期内通过一种魔法式的策略来实现。他们看到这些之后，难道还不承认我们应该担心他的一切吗？正是因为他希望他所推行的计划不致终归失败，他才没有给它规定一个确定的实现日期，而是让它在适当的时间和机会自然实现，就象那些奇怪的中国艺术家一样，今天做出模子，可以留待一百年以后按照它做出器皿。
我们当中还有另一种短视的政治家，他们懂得更多的是狡猾的宫廷阴谋和策略手腕，而不是诚实的政治和对自己国家利益的关怀。这些先生们完全盲从别人；无论对他们提出什么建议，他们都要问：宫廷是否喜欢？他们的党有什么意见？反对党是赞成还是反对？他们就根据这些来作出自己的判断，只要他们的狡猾的领导人给任何事物贴上‘辉格党’或‘詹姆斯党’的标签，就足以使这些人不问情由地对它盲目地表示拥护或反对。看来，这就是我们现在遇到的情况。凡是有利于瑞典及其国王的意见或文字，都立即被说成是出自詹姆斯党的手笔，不去阅读或考虑就进行辱骂并予以拒绝。不仅如此，而且我听说有些先生们甚至公开地气势汹汹地断言，瑞典国王是罗马天主教徒，而沙皇是善良的新教徒。这的确是我国遭到的最大的不幸之一，只要我们不开始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事物，不亲自去探求事物的真相，天知道我们最终会被引入什么歧途。按照我们的条约和真实利益维护瑞典，与我们的党派争论毫无关系。我们不应该寻找和抓住任何借口来损害瑞典，而应该公开支持它。我们的信奉新教的后代能找到比它更好的朋友和更勇敢的战士吗？
在结束本文之前，我来简短地概括一下我所说的东西。既然沙皇不仅对恳求他作出相反决定的丹麦国王，而且也对我们的诺里斯海军上将回答说，他将坚持他的推迟袭击肖楠的决定，既然有些报纸说，他如果能与瑞典媾和，将完全取消这次袭击，那么所有君主，特别是我们，就应该警惕他有我现在论述的这类计划，并且一起商量如何防止这些计划和及时剪去他那过分丰满的羽翼。这一点，首先要海上强国乐意开始对他进行某种控制和威慑，否则就不能有效地办到。但愿有某个曾帮助他向前迈进的强国能把他稍稍向后拉一拉，那时也许就能对这个大冒险家说一个西班牙农民在一个被祀奉的偶像前说过的话，这个西班牙农民来到这个偶像前，很清楚地记得它最初是怎么制成的，对它根本没有它所期待的敬意，对它说道：‘你不要这么神气，你还是一棵李树的时候，我们就了解你了’。此外唯一的出路，是通过和约让瑞典国王收回他所失去的东西，那就会立即刹住他的（沙皇的）威风。除此以外，别无他法。我希望人们不要到最后才认识到这个真理：那些至今一直与瑞典国王为敌的人，基本上是与他们自己为敌。如果这位瑞典人有一天重新得到自己的领地，并把沙皇的傲气压了下去，那么他仍然可以象古希腊的一位英雄那样谈到自己的邻居，这位古希腊的英雄每次为自己的同胞立了功，总要遭到他们的流放，但是当他们想要争取成功时，又不得不召他回来帮忙。这位古希腊的英雄曾这样说：‘这些人总是把我当作棕榈树一样使用。他们经常不断地攀折我的枝条，然而一有暴风雨，又都跑到我这里来，他们找不到比这更好的避雨处。’但是如果这位瑞典人没有收回他的领地，那么我只有引用忒伦底乌斯的《安德里亚》中的一段话：
难道你能相信，能领略，
有人会生来这样愚劣，
竟以作恶为乐？
4.跋——这篇小小的历史随笔如此耐人寻味，其中记述的事情迄今如此罕闻，我不禁希望我可以骄傲地把它作为珍贵的新年礼品送给当今的世界；而且后代在许多年内也将这样看待它，每逢新年就读读它并把它叫作自己的训诫书。‘我已给自己竖立纪念碑’287这句话，我应该和别人一样当之无愧。”
三
要了解一个限定的历史时期，必须跳出它的局限，把它与其他历史时期相比较。要判断历届政府及其行动，必须以它们所处的时代以及和它们同时代的人们的良知为尺度。任何人只要看到培根本人把魔鬼学列入科学编目，就不会责难一个十七世纪的英国政治家依据迷信行事。另一方面，如果斯坦霍普、沃尔波尔、唐森之流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被他们的同时代人当作俄国的工具和帮凶怀疑过、反对过和谴责过，那就不再能随意地用当时普遍存在的偏见和无知来掩饰他们的政策了。因此，我们首先把彼得一世时期就已出版的一些久已遗忘的英国小册子作为必须详加考察的历史证据。不过，在这些初步的证据中，我们将只限于三本从三种不同角度阐述英国对瑞典态度的小册子。第一本，《北方危机》259（见第二章），揭露俄国的一般制度和瑞典俄罗斯化使英国遭受的危险；第二本题为《防御条约》288，根据1700年条约来判断英国的行动；第三本题为《真理合乎时宜才是真理》289，证明那些使俄国扩张为波罗的海至高无上强国的新颖计划同英国在整整一个世纪中所奉行的传统政策完全背道而驰。
题为《防御条约》的小册子没有标明出版日期。然而书中有一节提到，为加强丹麦舰队，“前年”有八艘英国军舰留在哥本哈根。另一节提到，结集联合舰队远征肖楠260一事发生在“去年夏季”。鉴于前一事件是在1715年，后一事件是在1716年夏末发生的，所以这本小册子显然是在1717年初写成和出版的。这本小册子以提出疑问的方式逐条进行评述的英国瑞典防御条约，是威廉三世和查理十二在1700年缔结的，到1719年才满期。然而，在几乎整个这段时期，我们发现英国不断地支持俄国并通过密谋或以公开力量对瑞典作战，尽管这项条约从未废除，也从未宣战。比这一事实或许还要更奇怪的，是对它采取的沉默阴谋。现代历史学家们以这种沉默阴谋完全抹杀了这一事实，然而他们之中有些人却拚命指责当时英国政府不预先宣战就在西西里海面上消灭了西班牙舰队。但是那时英国至少并没有同西班牙订立防御条约。那么，如何来解释这种对待相似情况的截然相反的态度呢？原来对西班牙的海盗行径是1717年退出内阁的辉格党258大臣用来刁难留在内阁的同僚的一个武器。当后者在1718年进而迫使议会向西班牙宣战时，罗伯特·沃尔波尔先生在下院从他的座席上站起来，在一篇极为尖刻的演说中谴责内阁最近的行动“违反国际法，并且破坏庄严的条约”。他说，“按照所提议的方式批准这些行动，其目的只不过是包庇大臣们，他们已经意识别自己做了错事，他们自己发动了对西班牙的战争，现在又想把它变成议会的战争。”而对瑞典的背信弃义和对俄国计划的纵容默许，则从来没有成为辉格党统治者内部争吵的表面借口（他们在这些问题上是颇为一致的），因此也从未有幸得到象对西班牙事件那样的大量历史评论。
现代历史学家一般是多么易于直接从官方骗子那里受到启示，在他们对英国在俄国和瑞典的商业利益的见解中表现得最清楚。彼得大帝及其直接继承者们的俄国这个巨大市场向大不列颠开放的贸易规模被吹得天花乱坠。那些丝毫经不起批评的说法被许可抄来抄去，以至终于成了历史家产，每一个后起的历史学家甚至无待取得继承权就可予以继承。只要列举几个无可争辩的统计数字就足以推翻这些陈词滥调。
镑 向俄国出口 58884 从俄国入口 112252 ———— 合计 171136 向瑞典出口 57555 从瑞典入口 212094 ———— 合计 269649 |
同一时期英国总共
|
镑 出口 3525906 入口 3482586 ———— 合计 7008492 |
1716年，瑞典在波罗的海、芬兰湾和波的尼亚湾的全部省份落入彼得一世之手后，
|
镑 向俄国出口 113154 从俄国入口 197270 ———— 合计 310424 向瑞典出口 24101 从瑞典入口 136959 ———— 合计 161060 |
同一时期，英国出口和入口的总数合计达10000000镑左右。从这些数字中可以看出，同1697―1700年相比，对俄国贸易的增加同对瑞典贸易的削减相抵，一方所增加的正是另一方所减少的。
镑 向俄国出口 46275 从俄国入口 258802 ———— 合计 305077 |
可见，随着俄国在波罗的海沿岸逐渐站稳脚根，十五年后，英国同俄国的贸易减少了5347镑。1730年英国贸易总额达16329001镑，同俄国的贸易额尚不及总值的五十三分之一。再过三十年，在1760年，大不列颠和俄国之间的账目如下：
|
镑 从俄国入口（1760年） 536504 向俄国出口 39761 ———— 合计 576265 |
而当时英国的贸易总额为26361760镑。把这些数字同1706年的数字相比，我们发现，过了将近半个世纪后，同俄国的贸易总数只增加了265841镑这样一个区区之数。由于同彼得一世和叶卡特琳娜一世统治下的俄国建立新的贸易关系，英国在查理十二生前为了要打破他对俄国的抵制，在查理十二死后又由于声称必须箝制俄国在海上的扩张，曾经常派遣海军远征波罗的海，如果把它的出口和入口数字同它这种军事上的开销对比一下，就可以明显地看出，这种贸易关系无疑使它遭受了损失。
再看一下1697、1700、1716、1730和1760这几年的统计资料，可以看到英国对俄国的出口贸易除开1716年以外都是不断下降的，1716年俄国把波罗的海东岸和波的尼亚湾瑞典的全部贸易夺去了，但还没有来得及把它纳入自己的轨道。英国对俄国的出口从1697―1700年俄国还被排除在波罗的海之外时的58884镑，降到1730年的46275镑，又降到1760年的39761镑，减少的数目达到19123镑，大约相当于1700年原额的三分之一。可见，自从瑞典的省份被俄国吞并以后，英国市场对俄国原料产品的需求是扩大了，而俄国市场对英国制造商来说却缩减了需求，在贸易平衡论被奉为最高原则的时代，这很难说是一种值得称许的贸易。至于叶卡特琳娜二世时曾有一些情况促使英俄贸易一度增长，要探讨起来则将离开我们这里考察的时期过远。
因此，总的说来，我们得出如下的结论：十八世纪的前六十年间，整个英俄贸易只不过构成英国全部贸易的一个很小部分，可以说，还不到四十五分之一。彼得一世在波罗的海称霸初期英俄贸易的突然增长对英国贸易的总平衡并没有产生丝毫影响，因为它仅仅是从瑞典账上转到俄国账上而已。彼得一世后期以及他的直接继承者叶卡特琳娜一世和安娜女皇时期，英俄贸易都明显下降；俄国在波罗的海各省最终站住脚以后的整个时期，英国制品向俄国的出口都不断减少，以至最后比起初还只限于在阿尔汉格尔斯克港进行贸易时要低三分之一。不论是和彼得一世同时代的英国人，或是下一代的英国人，都没有从俄国向波罗的海的推进中捞到丝毫好处。一般说来，大不列颠当时在波罗的海的贸易从占用的资金来看是微不足道，但从其性质来看却很重要。它给英国提供航海器材所需的原料。从这个观点看，波罗的海掌握在瑞典手中比在俄国手中更为可靠。对于这一点，不仅我们这里重印的几本小册子提供了证明，而且英国大臣们自己也是完全了解的。例如，斯坦霍普在1716年10月16日给唐森写道：
“如果听任沙皇再这样干三年，他肯定将变成那些海面的绝对霸主。”(21)
可见，无论是英国的海运业也好，还是一般贸易也好，都与背信弃义地支持俄国反对瑞典没有利害关系，然而却的确有一个英国商人小团体跟俄国商人利益一致，那就是俄罗斯贸易公司290。就是这些先生们发出了反对瑞典的叫嚣。例如，请看：
“英国商人对于到瑞典国王的领土去经商的一些申诉，由此可见，单是依靠瑞典供应造船材料对英国会是多么危险，而这类材料是可以从俄国皇帝的领土上得到充分供应的。”
“与俄国经商的商人们的实情”（向议会呈递的请愿书），等等。
正是他们在1714、1715和1716年间在议会开幕前每周定期聚会两次，以便在公开会议上提出英国商人对瑞典的不满意见。大臣们依靠的正是这个小团体，他们甚至急于组织这种抗议的表示（这可以从尤伦堡伯爵1716年11月4日和12月4日给格尔茨男爵的信件中看出），因为他们需要哪怕是一点点借口来驱使尤伦堡所称呼的“贪财议会”按照他们的意愿行事。这些与俄国经商的英国商人的影响在1765年又重新显示出来，而我们这个时代目睹一个与俄国经商的商人掌管着商务部，维护着他们的利益，还有一个财政大臣为他在阿尔汉格尔斯克经商的亲戚帮忙。
在“光荣革命”267后靠牺牲英国人民大众利益而篡夺了财富和政权的寡头政治集团，当然迫不得已不仅要在国外而且要在国内寻求同盟者。他们找到的国内同盟者，就是法国人所称呼的大资产阶级，即：英格兰银行、放债者、国家债权人、东印度公司及其他贸易公司、大实业家等等。他们是如何细心维护这个阶级的物质利益，可以从他们的全部国内立法看出来，如银行法、保护关税实施法、济贫法等等。至于他们的对外政策，他们则要使它至少看起来具有完全受商业利益支配的外表，由于内阁的这项或那项措施当然总是会符合这个阶级的这个或那个小集团的特殊利益，所以也极其易于做到使之虚有其表。于是，有利害关系的集团就为贸易和海运业而大声鼓噪，全国糊里糊涂地予以附和。
那个时候，杜撰各种商业的借口，不管是多么毫无用处的借口，来解释他们对外政策的措施，这副重担至少还是要由内阁来承担。在我们这个时代，英国大臣们已把这副担子扔给外国，让法国人、德国人等等去做那种为他们的行动发现隐秘的商业动因的讨厌工作。譬如说，帕麦斯顿勋爵采取了一个表面上对大不列颠的物质利益极其有害的步骤。在大西洋或英吉利海峡的另一边，或者在德国的腹地，就会立即出现一个国家哲学家，绞尽脑汁去发掘“老奸巨猾的阿尔比昂”291的商业马基雅弗利主义292的奥秘，认为帕麦斯顿就是它的无耻而顽固的执行人。我们顺便举几个现代的例子来说明一下，有些外国人由于必须用他们所想象的英国贸易政策来解释帕麦斯顿的行动，曾被迫采取何等绝望的步骤。埃利阿斯·雷尼奥先生在他的很有价值的《多瑙河各公国政治社会史》一书中，对英国驻布加勒斯特领事克洪先生1848年以前和1848―1849年期间那种俄国方式的做法感到吃惊，便怀疑英国从压制各公国的贸易中获得某种秘密的物质利益。老米洛什的御医、已故库尼贝特博士在他有关俄国在塞尔维亚的阴谋活动的极其有趣的报道中，对于帕麦斯顿勋爵如何通过霍季斯上校以伪装支持米洛什反对俄国而把米洛什出卖给俄国一事做了奇特的叙述。由于完全相信霍季斯的正直为人和帕麦斯顿的爱国热忱，库尼贝特博士比埃利阿斯·雷尼奥先生走得更远。他竟怀疑英国所谋求的是完全压制土耳其的贸易。梅洛斯拉夫斯基将军在他最近一部关于波兰的著作中，则几乎暗示说，正是商业马基雅弗利主义促使英国放弃了卡尔斯293，从而牺牲了它自己在小亚细亚的威望。最后一个例子，可以举现在巴黎报纸上那些穷根究底探索是什么出于贸易猜忌心理的隐秘原因诱使帕麦斯顿反对开凿苏伊士地峡运河的文字。
言归本题。唐森之流、斯坦霍普之流等为敌视瑞典的行动所选中的商业上的借口如下。在1713年年底前，彼得一世下令将准备出口的全部大麻及其他俄国产品运往彼得堡而不运往阿尔汉格尔斯克。当时，瑞典摄政者（查理十二外出期间）和查理十二本人（从本德雷266回来后）宣布对俄国占领的所有波罗的海港口实行封锁。结果，破坏封锁的英国船只遭到没收。英国内阁当时宣称，根据1700年防御条约第十七条，英国商人有权到这些港口进行贸易，因为该条规定，除战争禁运品外，英国可以继续同敌人港口进行贸易。这个借口的荒诞无稽在我们即将重印的那本小册子中要予以彻底揭露，我们在这里只想指出，这类问题的解决已不止一次对贸易国家不利，而那些国家还不象英国那样对维护瑞典帝国的完整负有条约的义务。1561年，当俄国人拿下纳尔瓦并且想方设法在那里大力兴办贸易时，汉撒294各城市，主要是卢卑克，曾试图得到这种贸易关系。当时的瑞典国王埃里克十四反对它们这种企图。卢卑克市认为这种反对是前所未闻的新闻，因为它从远古时代起就同俄国有贸易关系。它还援引各国商船只要不携带战争禁运品均可在波罗的海航行的权利为自己辩护。国王则回答说，他并不反对汉萨各城市有同俄国贸易的自由，而只是反对它们同并非俄国港口的纳尔瓦贸易。在1579年，俄国人破坏同瑞典的停战后，丹麦人又同样根据条约要求与纳尔瓦通航，但是约翰国王对此事的反对却同其兄埃里克一样坚决。
英国无论在公开敌视瑞典国王的行动方面还是在为这些行动制造借口方面，似乎都只是步荷兰的后尘。荷兰曾在1714年发表两项反对瑞典的声明，宣称没收它的船只是海盗行径。
一方面，荷兰联省议会241的情况同英国完全一样。威廉国王签订防御条约既是代表英国，也是代表荷兰。而且，荷兰同瑞典在1703年订立的贸易条约第十六条明确规定不得与缔约国中任何一方所封锁的港口通航。当时荷兰有种流行的说法：“商人想要把他们的货物运到那里去就能运到那里去，毫无阻碍”，如果考虑到在以里斯维克和约告终的战争295期间，荷兰共和国曾宣布封锁整个法国，禁止中立国同那个王国进行任何贸易，并且拦截往来法国的一切中立国船只而不管其货载的性质如何，那么，这种说法就更加显得厚颜无耻了。
另一方面，荷兰的形势又不同于英国。荷兰当时已经失去它在贸易方面和海上的威严地位，进入衰落时期。正如热那亚和威尼斯在新开拓的通商航道使它们失去昔日商业上的霸权地位以后的情况一样，它不得不把超出本国商船需要的资金出借给其他国家。从此，哪里为它的资金支付最高利息，哪里就是它的祖国。因而，俄国与其说成了巨大的商业市场，不如说成了巨大的投放资金和人力的市场。直到今天，荷兰还一直贷款给俄国。在彼得时代，它曾向俄国供应船只、官吏、武器和金钱，正如当时一个作家所评述的，彼得的舰队应当称作荷兰舰队，而不应称作俄国舰队。它曾以派遣第一艘欧洲商船到圣彼得堡而感到自豪，并且以它同日本交往时的那种奴颜媚态来报答从彼得那里获得的或者希望从它那里获得的商业特权。而且，这里还有和英国完全不同的使政治家们亲俄的坚固基础。彼得一世1697年旅居阿姆斯特丹和海牙时曾把政治家们诱入自己的圈套，后来则通过大使进行指挥，在他1716―1717年再次旅居阿姆斯特丹时又再次对他们施加了个人影响。然而，如果考虑到十八世纪头数十年间英国对荷兰的绝对影响，那就不可能有任何怀疑，不经英国预先同意和没有英国的唆使，荷兰联省议会那些反对瑞典的声明是决不会发表的。英国政府曾不止一次利用英荷两国政府之间的密切关系，以荷兰名义为英国决心办的事情作出先例。另一方面，荷兰政治家被沙皇利用来影响英国政治家的情况，也是同样确切无疑的事实。例如，“行贿大师”的兄弟、唐森大臣的内兄弟兼1715―1716年间英国驻海牙大使霍雷修·沃尔波尔，显然就是被他的荷兰朋友引诱去为俄国利益效劳的。又如，我们很快将会看到，荷兰驻君士坦丁堡大使馆秘书泰耳斯，在查理十二同彼得一世之间殊死斗争的最关键时期，曾同时为英荷两国驻土耳其政府的大使馆办事。这个泰耳斯在他的一本小册子中还公然声称，为俄国阴谋充当领取报酬的忠实代理人对他本国是一种功绩。
四
“不朽的故威廉国王陛下和当今瑞典查理十二国王陛下于1700年签订的防御条约。根据议会两院部分议员的殷切要求予以公布288
‘切勿破坏和约
切勿只顾王国’296
第一条 瑞典和英国两国国王之间建立‘永远诚挚和持久的友谊、同盟和良好的关系，因此双方绝对不得相互地或单方面地损害另一方的不论位于何处的王国、省份、殖民地或臣民，也不得容许或赞同他人加以损害，等等。’
第二条 ‘此外，同盟双方及其后嗣和继承人必须尽其所能地照顾和促进另一方的利益和荣誉，探察并通知（一旦获悉时）对方它所面临的各种危险、阴谋和敌对计划，尽可能地对之加以抵制，并且同时通过劝告和援助加以制止。因此，盟国中任何一方由自己或任何别人，无论以何种方式或在任何地点，无论从陆上或海上，进行损害另一方，使其丧失国土或领地的行动、谈判或尝试，均为非法；一方绝对不得协助另一方的敌人，包括反叛者和敌对者，以损害其盟国，’等等。
疑问之一 我们的舰队正在同瑞典的敌人联合行动，沙皇统率着我们的舰队，我们的海军上将参加军事会议，不仅了解他们的全部计划，而且还曾同我国驻哥本哈根公使一起（正如丹麦国王在一份公开声明中亲自承认的那样）推动北方联盟261各国参与一项会使我们盟国瑞典遭到彻底毁灭的计划，即去年夏季策划的对肖楠260的袭击，既然如此，上面两条中标有着重号的词句怎么同我们目前的行为一致呢？
疑问之二 同样，我们应如何解释前一条中规定一个盟国不得由自己或任何别人进行使另一方丧失国土和领地的行动、谈判或尝试的那一段文字呢？特别是应怎样辩解我们有理由在1715年，当季节已经很迟，我国商船已经安全返回，再不能象通常那样用护送和保护我国贸易作借口的时候仍然在波罗的海留下八艘军舰呢？又应怎样辩解我们有理由命令这八艘军舰同丹麦人一起作战，从而使丹麦人在数量上大大超过瑞典舰队，使后者不能去援救施特腊耳宗德269，从而主要由于我们的缘故，使瑞典丧失了它的全部德意志省份，甚至使瑞典国王陛下本人冒着极大危险在这个城市陷落前横渡大海呢？
第三条 瑞典和英国两国国王根据一项专门防御条约互相承担义务，保证‘紧密联合，互相保护彼此的王国、领土、省份、政府、臣民、属地以及在北海、苏格兰海、西海、不列颠海（通称英吉利海峡）、波罗的海和松德海峡的航海和贸易的权利与自由；同时保护根据条约和协议、根据公认惯例、国际法和传统权利属于同盟各方的种种特权，反对任何从海上或陆上来的欧洲侵略者或入侵者和骚扰者，等等’。
疑问 根据国际法，任何国王或人民在迫切需要或有毁灭性威胁的情况下，都无可争辩地拥有使用他们自己认为最必要的各种自卫手段的权利和特权。再者，近数百年来，瑞典人在同他们最可怕的敌人俄国人交战时，阻碍俄国人在波罗的海上的一切贸易已成为他们一向的特权和做法。既然本条也规定了一个盟国应当保护根据公认惯例和国际法属于另一个盟国的种种特权，那么，现在，当瑞典国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运用这种特权时，我们为什么不仅加以阻挠，而且以之作为公开反对瑞典国王的借口呢？
第四、五、六、七条 规定了英国和瑞典两国在一方的领土遭到入侵或其航运在第三条所列举的海域中遇到‘骚扰或阻碍’时应互相派遣的援军数目。对瑞典的德意志省份的入侵被明确地列为履行盟约理由。
第八条 规定未受攻击的盟国应首先起和平调解者的作用；但是，调解失败后，‘应毫不迟缓地派遣上述部队；在受害一方在一切方面得到补偿以前，同盟者不应停止行动’。
第九条 要求条约规定的‘援助’的那个盟国，‘必须对上述援助作出选择：是全部还是部分，是士兵、船只、弹药还是金钱’。
第十条 船只和部队由‘受援者统率’。
第十一条 ‘但是如果上述兵力不足以应付危险局势，或许由于侵略者得到他的某些同盟者的军队的支援，则盟国的一方在受害的另一方提出要求后，必须在他能够稳妥和方便地募集的范围内提供更多的部队从海上和陆上加以援助……’
第十二条 ‘盟国中任何一方及其臣民可以合法地将其军舰驶入另一方港口并在那里过冬。’关于这一点的专门谈判将在斯德哥尔摩进行，但‘在此期间，1661年在伦敦签订的条约中有关航海和贸易的条文仍然有如该条文逐字逐句移入本条约一样，完全有效。’
第十三条 ‘……盟国中任何一方的臣民……不管是在海上还是在陆上，不管是作为海员还是作为士兵，无论如何都不应为他们（盟国中任何一方的敌人）效力，因此，应严刑峻法以警效尤。’
第十四条 ‘如果缔约国任何一方的国王……在进行反对共同敌人的战争，或在自己的王国或省份中……受到任何其他邻近国王的骚扰……他本身需要援助而不能提供他按照本条约规定所必须提供的援助时，这位受到这种骚扰的同盟者可以不必提供所承诺的援助……’
疑问之一 是否我们当真认为瑞典国王没有受到他所有敌人最不正义的攻击；是否我们因此不相信我们应当向他提供这些条文所规定的援助；是否他并未向我们提出这样的要求，为什么至今没有给他这样的援助呢？
疑问之二 这些条文以最明确的措词阐述了大不列颠和瑞典各应以什么方式互相援助，这两个盟国中的任何一方能根据这些条文给需要其援助的另一方强加条约中没有规定的援助方式吗？如果这另一个盟国认为接受这种方式的援助不符合自己的利益，仍然坚持要履行条约，他能以此为借口，不仅拒绝给予规定的援助，而且以敌对方式对待这个盟国，并与他的敌人站到一起去反对他吗？如果这种作法毫无道理，因为甚至常识也告诉我们这是毫无道理的，那么，在种种理由之中，我们为我们现在对待瑞典国王的态度而摆出的这样一个理由，即他要求准确地执行他同我们的盟约，而不愿接受几年前我们向他建议的使他的德意志省份中立化的条约，又怎么能够站得住呢？且不说这个条约偏袒瑞典的敌人，只着眼于我们自己的利益，只着眼于在我们同法国进行战争时防止国内发生种种动乱，仅仅由于要同瑞典国王签订这个条约的正是那些在发动这场反对他的战争时已分别撕毁了条约的敌人，而要给这个条约作保证的又是那些都为被撕毁的条约作过保证，但未起到保证作用的国家，瑞典国王就没有任何理由信赖这个条约了。
疑问之三 第八条说我们在支援我们受害的同盟者时，在他在一切方面得到补偿以前不应停止行动，可是我们却反而致力于帮助那个国君的敌人（尽管他们全都是非正义的侵略者）不仅一个接一个地夺走他的省份，并且成为这些省份的牢固占有者，同时还不断谴责瑞典国王对此没有逆来顺受，我们的行为怎么能和第七条说的一致呢？
疑问之四 第十一条确认了1661年大不列颠和瑞典之间签订的条约，这个条约明确禁止联盟的一方本人或其臣民向另一方的敌人出借或出售军舰或防护舰；本条约第十三条也明确禁止盟国一方的臣民用任何方法去帮助另一方的敌人，使这一盟国受到扰乱或损失。因此，如果瑞典在我国上次同法国进行战争期间把他们自己的舰队借给法国，使法国能够更好地实现反对我们的任何计划，或者如果瑞典不顾我国提出的抗议，允许其臣民向法国提供配有五十、六十和七十支枪的船只，难道我们不会谴责瑞典恶劣透顶地违反本条约吗？现在，我们设身处地来回想一下，我国舰队近来甚至在最危急的时期有多少次，完全是为瑞典的敌人实现各种计划效劳，而且俄国沙皇的舰队中现在就有一打以上英国造的船只。这种事，若是别人做了，我们肯定要加以谴责，难道我们对此就不觉得很难原谅自己吗？
第十七条 义务不应扩大到要求与盟国（需要援助的盟国）的敌国断绝一切友好关系和相互贸易。假定联盟的一方派出援军而不直接参战，则其臣民同交战的那个盟国的敌人进行贸易，直接地和安全地同这些敌人买卖各种没有明确作为违禁品禁止的货物，当视为合法。此项违禁物品以后将由专门的通商条约做出规定。
疑问之一 这一条是在二十一条当中我们能够要求瑞典人方面履行的唯一的一条，问题在于是否我们自己对瑞典已经履行了应由我们履行的所有其他各条呢？是否在要求瑞典国王执行这一条时，我们已经答应我们也将对其他各条尽到我们的义务呢？否则，难道瑞典人不可以说，我们自己对整个条约在最重要的各点上不是没有执行就是完全背道而驰，却对单独一项条文遭到破坏进行抱怨，是不公正的吗？
疑问之二 是否盟国一方根据这一条文享有的同另一方的敌人进行贸易的自由应当无论在时间上或地点上都毫无限制呢？总之，是否这一自由应该扩大到甚至破坏本条约的目的本身即促进双方王国的安全和保障的程度呢？
疑问之三 假如法国人在上几次战争中占领了爱尔兰或苏格兰，并且努力通过在新建海港或旧有海港的贸易来巩固他们在新占领地区的地位，而瑞典人根据这一条，坚持要在上述从我们手中夺去的海港同法国进行贸易，并在那里向他们提供某些战争必需品，甚至提供武装的船只，从而使法国人更易于在英格兰这里骚扰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是否我们会认为瑞典人是我们忠实的同盟者和朋友呢？
疑问之四 假如我们设法阻挠对我们如此有害的贸易，为此拦截所有开往上述海港的瑞典船只，而瑞典人则以此为借口将他们的舰队同法国舰队联合起来，使我国丧失一些领地，甚至怂恿对我国的入侵，并让他们的舰队随时准备予以协助，是否我们不会大声疾呼地激烈指责瑞典人呢？
疑问之五 按照公正的观察，我们现在坚持要与沙皇从瑞典夺去的那些海港进行的自由贸易，以及我们目前对瑞典国王阻挠这种贸易所采取的行动，是否与上面说的情况一模一样呢？
疑问之六 是否我们从奥利弗·克伦威尔时期直到1710年间，在我国同法国和荷兰的历次战争中，从来不曾毫无任何迫切必要地拦截和没收过并非开往任何被禁运港口的瑞典船只呢？是否我们拦截和没收的瑞典船只的数量和价值不曾大大超过瑞典人现在从我国夺取的全部船只呢？是否瑞典人曾以此为借口同我国的敌人联合起来，并派遣成队的船只去支援他们呢？
疑问之七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多年来的贸易状况，是否我们不会发现上述地区的贸易对于我们不是那么十分必要，至少不能同保护一个信奉新教的盟国相提并论，更不能给我们提供正当理由去同那个国家进行战争呢？这场战争虽未公开宣布，但给那个国家造成的危害比它所有敌人共同努力所造成的危害还要大。
疑问之八 如果在两年以前这一贸易对于我们变得比过去更为必要一些，是否就难于证明，这只是由于沙皇迫使我们丢开去阿尔汉格尔斯克的旧贸易航道而改往彼得堡，我们又顺从了的缘故呢？我们由此而遭受的一切麻烦，不是应当归咎于沙皇，而不应当归咎于瑞典国王了吗？
疑问之九 是否沙皇并没有在1715年一开始就重新许可我们照旧去阿尔汉格尔斯克进行贸易呢？由于沙皇这样改变决定，对彼得堡的贸易对我们又变得象过去那样不必要了，是否我国大臣们在那年我国军舰被派去保护我们对彼得堡的贸易之前并没有早就了解这种情况呢？
疑问之十 是否瑞典国王未曾声明过：若是我们停止他认为对他的王国具有毁灭性的对彼得堡等地的贸易，那么，他对我国无论是在波罗的海还是在其他任何地方的贸易都决不干扰，但是，若是我们不愿向他表示这种起码的友谊，那么发生无辜受过的情况就不要责怪他呢？
疑问之十一 同瑞典国王禁运的港口的贸易除了对我们没有必要外，它的数额也几乎不到我们在波罗的海的贸易的十分之一，而为了它，是否我们没有使我国贸易在这整个期间遭受种种危险呢？是否我们没有使得自己必须开支大量费用去装备保护它的舰队呢？是否我们没有由于同瑞典的敌人站到一起而使得瑞典国王完全有理由感到愤慨呢？而瑞典国王是否曾走到这样的地步，不论在哪里，不管是在他国内还是在国外，一发现我国的船只和财物就不加区别地予以扣押或没收呢？
疑问之十二 如果我们真的非常关心我国同各北方港口的贸易，难道我们不应当在政策上更多地考虑到因瑞典濒临灭亡和沙皇独占波罗的海及我们需要从那里购买的各种造船材料而使这一贸易遇到的危险吗？促使我们第一次派遣二十艘军舰去波罗的海并命令他们无论在哪里遇到瑞典人就加以攻击的那笔损失，总数只有六万数千镑（顺便说，其中三分之二也许是可疑的），而我们在上述贸易中从沙皇方面受到的困难和损失不是比这个数目还要更大些吗？然而，不正是这个沙皇，这个野心勃勃、十分危险的君主在去年夏天统率了其绝大部分由我国军舰组成的整个所谓联合舰队吗？这是历史上第一次英国舰队——我们国家的堡垒——被交给一个外国君主统率。我国的这些军舰后来不是护送了他的（沙皇的）运输舰和舰上载运的军队从而兰岛返回，保护他们不受瑞典舰队的攻击吗？不然，瑞典舰队会给他们造成很大的破坏的。
疑问之十三 现在假设情况相反，我们根据我国商人对沙皇虐待他们而发出的无数强烈的控诉，派遣我国舰队去向那个君主表示了我们的愤慨，制止了他的甚至对我们也是有害的庞大计划，按照本条约支援了瑞典，并有效地恢复了北方的和平，难道这不是更加符合我国的利益，更加必要，更加高尚和公正，而且更加符合我们条约的精神吗？这样一来，我们这几次北方远征所花费的数十万镑不是会使用得更加得当吗？
疑问之十四 如果维护和确保我国贸易免遭瑞典人的侵犯是我们北方事务中全部措施的唯一宗旨，那么，前年我们在那里已经没有贸易需要保护时，为什么我们要在波罗的海和哥本哈根留下八艘军舰呢？为什么尽管海军上将诺里斯同荷兰人一起足有二十六艘军舰之多，我国贸易若是由他们护航，瑞典人就不敢动它一根毫毛，然而诺里斯却在去年夏天这个最好的季节在松德海峡呆了两个多月，没有为我国和荷兰商人前往一些港口护航，从而使他们在波罗的海停留太久，以致如事实所表明的，他们的返航无论是对他们还是对我国军舰都造成了极大的风险呢？世人不会很容易想到，当时对我们这一切活动有更大影响的，不是对我国贸易的假装的关怀，而是要强迫瑞典国王接受一个把不来梅和费尔登公爵领地划归汉诺威的不光荣和不利的和约，或者别的这类与大不列颠的真正的悠久的利益毫不相干甚至完全相反的企图吗？
第十八条 ‘鉴于为了维护波罗的海航海和贸易的自由，宜于保持瑞典和丹麦两国国王之间牢固真诚的友好关系；而瑞典和丹麦的前任国王确实曾经不仅通过1660年5月27日在哥本哈根营地拟定的公开和约条款和互换的协定批准书相互保证神圣不可侵犯地遵守上述协定中包括的全部条款，而且在1665年英国和瑞典签订条约前不久，共同向……大不列颠国王查理二世宣布，他们将忠于……上述和约的所有条款……查理二世在上述瑞典和丹麦两国国王认可和同意的情况下，在1665年3月1日英国和瑞典签订条约后不久，即在1665年10月9日，承担了为这些协定作保证的义务……鉴于此后不久即于1679年在肖楠的隆德签订了瑞典和丹麦两国国王之间的一个和约文件297，其中对于在罗斯基勒298、哥本哈根299和威斯特伐利亚300签订的几个条约做了明确的记载、重申和确认；鉴于上述这一切……大不列颠国王用本条约保证……如果瑞典和丹麦两国国王的任何一方要破坏上述的任何协定或者其中包括的一项或几项条款，因而如果两国国王中任何一方要损害另一方的个人、省份、领土、岛屿、货物、领域和权利（这些权利按照前面多次提到的1660年5月27日在哥本哈根营地拟定的协定以及……1679年在肖楠的隆德签订的和约中所包括的那些协定，属于这个和约文字涉及的有关各方），不管他是本人出面还是通过他人，不管是密谋策划还是公开骚扰，不管是进行任何损害还是用武力进行任何暴力行动，那么……大不列颠国王……首先将通过自己的干预来尽一个朋友和高贵同盟者的义务，以维护前面经常提及的一切协定和其中包括的各项条款，从而维护两国国王之间的和平；其后，如果违反一切协定及其中包括的各项条款而制造这种损害或任何骚扰和伤害的国王拒绝接受劝告……那么大不列颠国王……将……按照大不列颠和瑞典两国国王之间现在这些协定对这种情况所决定和赞同的办法，对受害者给予支持’。
疑问 这一条不是明确告诉我们如何消除我国贸易在波罗的海可能遭受的扰乱吗？——在瑞典和丹麦两国国王之间产生误会时，即责成双方履行他们之间从1660年至1670年签订的一切和约，在他们中的任何一方采取违反上述条约的敌对行动时，则支持另一方反对侵略者。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利用如此恰当的办法去反对使我们深受其害的弊端呢？丹麦国王虽然从签订特拉温达尔和约268到他从萨克森出发去同俄国人作战表面上一直是瑞典国王的忠实朋友，然而在这之后却立即卑鄙地利用致命的波尔塔瓦战役极不正义地向他发动了进攻，对这一点，无论任何人，不管他是多么偏颇，难道能够否认吗？那么，丹麦国王不就是上述一切条约的破坏者和使我国贸易在波罗的海遭受干扰的真正祸首吗？我们究竟为什么不按照这一条去支援瑞典反对他呢，为什么反而公开宣布反对受害的瑞典国王，在他对敌人稍占优势时就向他发出一份份威胁恐吓的备忘录（就象我们去年夏天在他进入挪威时所做的那样），甚至命令我国舰队同丹麦人一起公开与他作对呢？
第十九条 ‘上面提到的大不列颠和瑞典两国国王之间今后应该建立更紧密的联盟和联合，以保卫和维护新教、福音教和经过改革的宗教’。
疑问之一 我们是怎样按照这一条去联合瑞典保卫、保护和维护新教的呢？我们不是任凭这个一向作为上述宗教的堡垒的国家被极其无情地弄得支离破碎吗？……我们不是自己对它的毁灭助了一臂之力吗？所有这一切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我国商人损失了值六万余镑的船只。因为正是这笔损失，而不是别的什么，是我们提出来作为我们1715年耗费二十万镑派遣我国舰队前往波罗的海的借口。至于我国商人后来所遭遇的，即使我们把它归咎于我们那些反对瑞典国王的威胁性备忘录和公开敌对行为，难道我们不应当承认那个君主的怨恨也是十分克制的吗？
疑问之二 我们曾经要其他君主，尤其是我们的新教朋友们相信，那怕只是为了确保新教一个方面的利益，即这里新教的王位继承，我们也愿付出数百万的生命和财产。如果他们发现，王位继承问题刚解决，我们为了六万余镑（我们要永远记住，这一区区之数是我们同瑞典争吵的第一个借口）就去破坏整个新教利益的基础，帮助把一向忠诚保护新教徒的瑞典牺牲给它的邻居，其中有些是公开宣称的教皇派，有些更坏，有些至少只是半心半意的新教徒，那么，他们怎么能够相信我们说的话是真诚的呢？
第二十条 ‘因此，为了表示盟国双方的互相信任和对这一协定的信守不渝……上面提到的两国国王互相保证并宣布……他们将不以友谊、利益、先前的条约、协定和诺言，或任何别的借口而稍许违反本条约任一条款的真正本意，他们将最彻底和最愉快地或由他们本人或由大臣和臣民们执行他们在本条约中所承诺的一切……毫不犹豫，毫无例外，决不推诿……’
疑问之一 既然这一条表明，在签订这个条约时，我们没有承担同它相反的义务，而且以后在本条约有效期内（从签订日起十八年），我们如承担任何这类义务都极不正当，那我们怎么能够在全世界面前为我们最近反对瑞典国王的行动进行辩解呢？这些行动不是很自然地显得是我们自己或某个目前能影响我国决定的宫廷同该君主的敌人缔结条约的结果吗？
疑问之二 这一条的文字……凭道义、信义和正义起誓，究竟怎么能同我们现在利用来不仅不按照本条约援助瑞典，甚至还要设法尽情地破坏它的那些卑微借口一致起来呢？
第二十一条 ‘本防御条约有效期为十八年，期满前，结盟的两国国王可以……重新谈判。’
对上述条约的批准书。‘朕认真审阅和考虑之后，以本批准书对本条约的一切条款表示赞同和认可。朕以个人名义，以后嗣和继承人的名义赞同本条约；朕保证并庄严宣誓，朕将诚恳地严肃地执行和遵守条约中所列各点。为确保有效，联已命令对公元1700年，本朝（威廉三世）第十一年2月25日在肯辛顿宫递交的本文件加盖庄严的英国国玺。’(22)
疑问 我们之中任何一个自认为支持最近的光荣革命267并真诚热爱和感激不朽的威廉国王的人，怎么能够……丝毫容忍（我得再次使用第二十条的文字）以利益或任何别的借口——特别是两年来一直被利用来动用我国舰队、人员和金钱去毁灭瑞典的那种极其微不足道的借口——去违反上述条约呢？要知道，对这个瑞典的防御和维护，我国伟大睿智的君主曾作过如此庄严的保证，并且始终把这看作是确保欧洲新教利益的最大需要。”
五
我们将以分析那本题为《真理合乎时宜才是真理》289的小册子来结束《外交内幕》的这篇导言，在这样做以前，对俄国政治的概括历史先谈几句，看来是恰当的。
俄国压倒一切的影响曾在不同时代使欧洲感到突然，使西方各国人民感到震惊，并且被当作命中注定的事物一样予以顺从，或者仅仅遇到断断续续的抵制。但是对俄国的魅力总是不断产生着怀疑。这种怀疑就象阴影一样追逐着俄国，随着俄国的成长而增长；它把刺耳的讥讽音调同遭受苦难的各国人民的呼声混杂在一起，并且嘲笑俄国的赫赫威严不过是用来进行炫耀和欺骗的装腔作势的姿态。其他的帝国在其幼年时期也曾遇到过同样的怀疑，然而俄国变成了一个巨人以后，仍然没有消除这些怀疑。一个庞大的帝国甚至在取得了世界规模的成就之后，它的存在本身还始终被人看作一种信念中的东西而不是事实上的东西，俄国提供了历史上这样一个绝无仅有的例子。从十八世纪初直到如今，从没有一个作者，不管是想歌颂俄国还是抨击俄国，认为有可能无需首先证明它的存在。
然而，不管我们对俄国是采取唯心主义的，还是唯物主义的态度，也就是说，不管我们把它的力量看作是明显的事实，还是只看作问心有愧的欧洲人民的幻觉，问题都是一样：“这个国家，或者这个国家的幽灵，是如何设法达到这样大的版图，竟致一方面激起人们激烈地断言它以排演大一统的君主国威胁着世界，另一方面又激起人们愤怒地否认这种威胁的存在呢？”在十八世纪初，俄国被认为是彼得大帝的天才即兴创作的产物。施略策尔曾认为找出俄国有它的过去，是一个发现；而在现代，象法耳梅赖耶尔这样的作者却不自觉地重复俄国历史学家们的陈词滥调，硬说这个使十九世纪欧洲害怕的北方幽灵，早在九世纪时已把欧洲笼罩在阴影之中。在他们看来，俄国的政策开始于早期的柳里克王公们301，中间虽有一些间断，但是一直沿袭至今。
俄国的一些古代地图展示在我们眼前，表明俄国的欧洲版图比它现在所能夸耀的甚至更大：它从九世纪到十一世纪不断的扩张活动被焦虑不安地指了出来；我们看到，奥列格率领八万八千人进攻拜占廷，把他的盾牌钉在那个首都的城门上以示胜利，并把一个屈辱性的条约强加于没落帝国302；伊戈尔迫使它纳贡；斯维亚托斯拉夫吹嘘说，“希腊人供给我黄金、贵重织物、大米、水果和葡萄酒；匈牙利人提供牛羊和马匹；从俄罗斯则取得蜂蜜、蜂蜡、皮毛和人丁”；弗拉基米尔征服克里木和利沃尼亚278，就象拿破仑对德意志皇帝所干的那样，向希腊皇帝强索一个公主303，把北方征服者的军事统治同拜占廷皇帝后裔的神权专制制度合为一体，从而同时成为他的臣民在地上的主人和在天上的庇护者。
然而，尽管这些往事的回忆提示了似是而非的类比，早期柳里克王公们的政策跟现代俄国的政策是根本不同的。它不折不扣是席卷欧洲的日耳曼蛮族的政策，现代各民族的历史只是在这场洪水退去之后方才开始。俄罗斯的哥特时期304只不过是诺曼人305征服的一章而已。正如查理曼的帝国306是现代法兰西、德意志和意大利奠基的先导一样，柳里克王公们的帝国也是波兰、立陶宛、波罗的海国家、土耳其和俄国本身奠基的先导。这一迅速扩张的活动，并不是深思熟虑策划的结果，而是诺曼人征服的原始组织——没有采邑的臣属关系或者只是纳贡的采邑——的自然产物，因为渴望荣誉和掠夺的新的瓦利亚基冒险家源源不断地涌来，使得必须不断进行新的征服。渴望休息的首领们被亲兵队所迫而不得不继续前进，在俄罗斯，正象在法兰西的诺曼底一样，出现了这样的时刻，这时首领们把他们那些无法驾驭和贪婪成性的战友们派去进行新的掠夺性的征伐，唯一的目的只在于摆脱他们。早期柳里克王公们在作战和征服的组织上同诺曼人在欧洲其他地方的做法毫无区别。如果说，使斯拉夫各部落屈服的，不仅是武力，而且也有彼此间的协议，那么这个特点应归因于这些部落所处的特殊地位，他们处于北方和东方的侵略之间，接受前者是为了抵御后者。把北方其他野蛮人吸引到西方罗马去的那种神奇的魅力，也把瓦利亚基人307吸引到东方罗马去。俄罗斯的首都，柳里克定于诺夫哥罗德308，奥列格迁至基辅，而斯维亚托斯拉夫又企图建在保加利亚，这种迁都的本身无疑地证明了，入侵者还只是在探索道路，把俄罗斯只是当作继续南下去寻求一个帝国的落脚地点。如果说，现代俄国觊觎君士坦丁堡为的是建立它对世界的统治，那么柳里克王公们则相反，他们是由于齐米斯基斯统治下的拜占廷的抵抗，最后才被迫在俄罗斯建立他们的统治的。
也许有人会反驳说，胜利者和战败者在俄罗斯比在北方蛮族征服的任何其他地方都要融合得更快；首领们很快就同斯拉夫人混同起来了，这从他们的通婚和姓名便可以看出。但是，应当记得，既充当他们的卫队又充当他们的枢密机构的亲兵队，仍然是清一色的瓦利亚基人；标志哥特俄罗斯304全盛时期的弗拉基米尔，和标志哥特俄罗斯开始衰落的雅罗斯拉夫，都是靠瓦利亚基人的武力登上俄国王位的。如果要承认这个时代有任何斯拉夫影响的话，那就是诺夫哥罗德的影响了，它是一个斯拉夫国家，它的传统、政策和倾向同现代俄国是如此截然对立，以致其中一个只能存在于另一个的废墟之上。在雅罗斯拉夫统治下，瓦利亚基人的优势已经打破了，但同时，第一时期的征伐势头也随之消失，哥特俄罗斯的衰落也开始了。这一衰落的历史，比征服和形成的历史更加能证明柳里克王公们的帝国纯属哥特性质。
这个由柳里克王公们堆砌起来的不协调的、庞大的、早熟的帝国，也象其他发展类似的帝国一样，分裂为许多封土，在征服者的后裔之间一再进行分割，被封建战争弄得分崩离析，被外族的干涉弄得支离破碎。大公的至高权威在七十个同族王公的角逐中消失了。苏兹达尔公国的安德烈企图通过把首都从基辅迁移到弗拉基米尔来把帝国的一些大块肢体重新连结起来，结果只是把肢解从南部扩展到了中央地带。安德烈的第三代继承人甚至把最高权威的最后一点影子——大公的头衔和当时对他仅存形式的臣服礼也放弃了。南部和西部的封土先后转归立陶宛、波兰、匈牙利、利沃尼亚和瑞典。古都基辅本身从一个大公国的中心降为一个普通城市之后，便听从自己命运的摆布。这样，诺曼人的俄罗斯从舞台上完全消失了，而它仍然残存下来的丝微痕迹在成吉思汗可怕地登场时消逝得无影无踪。是蒙古奴役的血腥泥潭而不是诺曼时代的粗野光荣，形成了莫斯科公国的摇篮，而现代的俄国只不过是莫斯科公国的变形而已。
鞑靼人309的枷锁从1237年持续到1462年，长达两个多世纪，这种枷锁不仅压迫了，而且凌辱和摧残了成为其牺牲品的人民的心灵。蒙古鞑靼人建立了以破坏和大屠杀为其制度的一整套恐怖统治。同他们的大规模征服相比，他们的人数太少，因此需要用一道吓人的光环来虚张声势，并以大肆杀戮来减少可能在他们后方起来反抗的人民。此外，他们制造荒土正是本着那曾使得苏格兰高地和罗马近郊平原人口灭绝的同一条经济原则，即把人变为羊，把肥沃土地和人烟稠密的居处变为牧场。
当莫斯科公国从默默无闻中显露头角时，鞑靼人的枷锁已经存在了一百年之久。为了保持俄罗斯王公间的不和并使他们奴颜婢膝地臣服，蒙古人恢复了大公国的尊荣310。俄罗斯王公们之间竞相角逐这一尊荣，正如一位现代作者所说的那样，它是“一场卑鄙的角逐——奴才之间的角逐，他们的主要武器就是诽谤，在自己残暴的统治者面前，他们随时准备互相攻讦，他们为一个卑贱的宝座而争吵，因此他们除非采用掠夺和弑亲的手段就寸步难行，他们的双手捧满黄金和沾满血污，他们不是卑躬屈节就不敢爬上这个宝座，不是双膝跪地战战兢兢地俯伏在随时都会把那些奴隶的王冠连同戴着这种王冠的脑袋踩在脚下的鞑靼人的弯刀下，就不敢保住这个宝座”。正是在这场卑鄙无耻的角逐中，莫斯科这一支最终赢得了这次竞赛。1328年，伊万·卡利塔之兄尤里在乌兹别克汗的脚下拾起了以告密和暗杀手段从特维尔那一支夺过来的大公国的王冠。伊万一世·卡利塔和绰号“大帝”的伊万三世，象征着借助鞑靼人的枷锁而兴起的莫斯科公国和由于鞑靼人的统治消失而获得独立权力的莫斯科公国。莫斯科公国从它最初登上历史舞台起的全部政策，就体现在这两个人物的一生当中。
伊万·卡利塔的政策不外是这样：充当汗的卑鄙工具，从而窃取汗的权力，然后用以对付同他竞争的王公们和他自己的臣民。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必须对鞑靼人讨好献媚，厚颜无耻地阿谀奉迎，频繁地前往金帐汗国311朝见，低声下气地向蒙古公主求婚，对汗的利益显示无限的热忱，寡廉鲜耻地执行汗的诏令，恶毒地诽谤自己的亲族，一身而兼任鞑靼人的刽子手、佞臣和奴隶总管。他以不断向汗揭发有人搞阴谋使汗焦虑不安。只要特维尔一支流露出一点民族独立的愿望，他就赶忙去向金帐汗告发。他一遇到反抗，就去引这个鞑靼人来镇压。但是，仅仅扮演一个角色还不够：要行得通，还需要黄金。不断地贿赂汗及其亲贵，是他那套欺骗和篡权活动的唯一牢靠的基础，但是奴才怎么能弄到贿赂主子的金钱呢？他说服汗任命他为全部俄罗斯封土的征税人。一被授予这一职务，他就巧立名目，搜括钱财。他用鞑靼人的名子所引起的恐惧去聚敛钱财，然后用这些钱财去腐蚀鞑靼人自己。他以贿赂诱使都主教将其驻节地从弗拉基米尔迁到莫斯科，接着，又借口后者已成为宗教首都而把它变成帝国的首都，使教权同他的王权合而为一。他又以贿赂引诱同他竞争的王公手下的大贵族们312背叛自己的首领，把他们吸引到他自己的周围。他利用信奉伊斯兰教的鞑靼人、希腊教会和大贵族们的共同影响，把拥有封土的王公们联合起来去讨伐他们当中最危险的特维尔王公；而当他的大胆篡权行动迫使他的新盟友起来反抗他自己，为他们的共同利益进行战争的时候，他不是拔出剑来，却是赶忙跑去找汗。他还是以贿赂和欺骗的办法引诱汗用极残暴的酷刑杀害他的同族对手。这个鞑靼人的一贯政策是使俄罗斯王公们互相遏制，助长他们的纠纷，使他们彼此势均力敌，而不让任何一个得以壮大。伊万·卡利塔则把汗变成了用以翦灭最危险的竞争者和扫除篡权道路上的一切障碍的工具。他并不征服封土，而是暗地里使鞑靼征服者的权利完全为他的利益服务。他采用他曾用以提高莫斯科大公国地位的那同样的手段，那种君权与奴才地位的奇妙结合，保证了他儿子的继位。在他统治的整个时期，他一次也没有偏离过他为自己规划的这条政策路线，而是顽强坚定地坚持它，有条不紊地勇敢地执行它。他就这样成了莫斯科公国权力的缔造者，他的人民恰如其份地称他为卡利塔，即钱袋，因为他用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是钱袋而不是刀剑。正是他在位期间目击了立陶宛国家的崛起，当鞑靼人从东边把俄罗斯封土挤成一团时，立陶宛国家则从西边肢解它们。伊万不敢抵挡一种耻辱时，似乎就急于夸大另一种耻辱。他是不会由于受到荣誉的引诱、良心的责备或者由于不甘屈辱就离开自己的目标的。他那一套可以用寥寥数字来表述：一个篡权的奴隶的马基雅弗利主义292。他把他自己的弱点——他的奴才地位——变成了他的力量的源泉。
伊万一世·卡利塔所规划的政策就是他的继承者的政策，他们只需要扩大它的应用范围罢了。他们辛劳地、逐步地、坚定不移地追随这个政策。因此，我们可以从伊万一世·卡利塔立刻就谈到绰号“大帝”的伊万三世。
伊万三世在位（1462―1505）初期，仍然臣属于鞑靼人；他的权威仍然受到拥有封土的王公们的竞争；俄罗斯诸共和国中为首的诺夫哥罗德统治着俄罗斯北部；波兰―立陶宛正力图征服莫斯科公国；最后，利沃尼亚骑士团313尚未解除武装。但是到了他在位的末期，我们就看到伊万三世坐在独立的宝座上，身旁是拜占廷末代皇帝的公主314；脚下是喀山汗315，金帐汗国的余部也群集来朝；诺夫哥罗德和俄罗斯其他共和国都已屈服，——立陶宛萎缩了，它的君主成了伊万手中的一个工具，——利沃尼亚骑士团也被击败了。惊惶的欧洲，当伊万在位之初，几乎不知道夹在鞑靼人和立陶宛人之间还存在着一个莫斯科公国，这时看到一个庞大的帝国突然出现在它的东部边境而弄得目瞪口呆；甚至使欧洲发抖的土耳其苏丹巴耶济德本人也破天荒第一次听到了这个莫斯科公国人的傲慢的语言316。那么，伊万是怎样完成这种丰功伟绩的呢？他是个英雄吗？俄国历史学家们自己却都揭示出他是一个公认的懦夫。
让我们按照开始和完成的顺序来简略地考察一下他进行过的一些主要斗争——与鞑靼人斗争、与诺夫哥罗德斗争、与拥有封土的王公们斗争，以及最后与立陶宛―波兰的斗争。
伊万把莫斯科公国从鞑靼人的枷锁下解救出来，并不是通过一次勇敢的攻击，而是通过二十年左右的耐心工作。他不是打碎这个枷锁，而是偷偷地摆脱了它。因此，推翻鞑靼统治看来更象是自然的产物而不象是人为的事业，在这个鞑靼魔怪终于咽气时，伊万来到他临终的床边，与其说象一个带来死亡的勇士，还不如说象一位前来诊断并推究死因的医生。任何一国人民，一旦摆脱外国统治，声望总是提高的；可是伊万手下的莫斯科公国却显得声望下降了。只要把西班牙反抗阿拉伯人的斗争317和莫斯科公国反抗鞑靼人的斗争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来。
在伊万即位的时期，金帐汗国早就削弱了，这是由于它内部有激烈的纷争；外部则有诺该鞑靼人318同他们的分离、帖木儿·塔梅尔兰的侵袭、哥萨克人的兴起以及克里木鞑靼人319的敌对。与此相反，莫斯科公国则由于坚定地奉行伊万·卡利塔所规划的政策，已经成为一个庞然大物，它虽为鞑靼的束缚所摧残但同时却又由于这种束缚而紧密地联结在一起。那些汗象着魔似的，一直充当莫斯科公国扩张和集权的工具。他们经过盘算后曾加强了希腊教会的权势，但是在莫斯科大公们的手里，希腊教会却成了对付他们的致命武器。
这个莫斯科公国人要起来反抗金帐汗国，无需什么发明创造，只需仿照鞑靼人自己就行了。可是伊万并没有起来反抗。他卑贱地自认为是金帐汗国的一个奴才。他靠收买一个鞑靼女人，诱使汗下令从莫斯科公国撤回蒙古使臣。他用这类不知不觉鬼鬼祟祟的办法蒙骗汗接连作出一些完全是毁灭自己权势的让步。因而他并不是征服，而是窃取权势。他不是把敌人驱逐出堡垒，而是用计把敌人调离开。他在汗的使臣面前照旧卑躬屈节，自称臣属，但又编造遁词逃避纳贡，使用的是一个潜逃的奴隶不敢对抗自己的主子而只得偷偷逃出他的掌心时的那全套策略。蒙古人终于如梦初醒，战斗就打响了。看到一点点武装冲突场面就发抖的伊万，竭力掩饰自己的恐惧，并竭力以撤销敌人想要报复的目标来消弭敌人的盛怒。只是由于他的盟友克里木鞑靼人的干预，他才得到解救。为了抗击金帐汗国的第二次入侵，他大张旗鼓地集结了数量如此悬殊的兵力，以致一传说他们的人数就避免了这次攻击。在第三次入侵中，他丢下二十万大军临阵脱逃，当了可耻的逃兵。他在无可奈何被拉回来后，又企图对当奴才的条件讨价还价；他终于把自己这种奴隶的恐惧传布到他的军队里，使它陷入全面溃退。正当莫斯科公国惶惶不安地等待无可避免的灭亡时，忽然听说金帐汗国因都城受克里木汗袭击而被迫撤兵，并在归途中被哥萨克人和诺该鞑靼人所歼灭。于是转败为胜。伊万推翻了金帐汗国，但不是他自己打的，而是以佯攻的办法诱使它发动进攻，使它残存的有生力量消耗殆尽，并遭受它自己的那些已被伊万设法结为盟友的同族部落的致命打击。他利用一个鞑靼人制服了另一个鞑靼人。正如他亲自招来的莫大危险未诱使他表现出一丝一毫的英雄气概一样，他的奇迹般的胜利一时一刻也没有冲昏过他的头脑。他小心翼翼地不敢贸然把喀山汗国并入莫斯科公国，而是把它交给他的克里木盟友芒吉－吉雷家族的君主们，仿佛是受莫斯科公国委托代管的样子。他用取自那个战败的鞑靼人的战利品束缚住这个战胜的鞑靼人。但是，如果说在目击他的耻辱的人面前，他是非常谨慎而不肯摆出征服者的架势的话，那么，这个骗子却完全明白，鞑靼帝国的倾覆在远处会多么令人眼花缭乱，会带给他多么光荣的光环，并且会多么便于他堂堂皇皇地步入欧洲强国的行列。因此，他就对外摆出一副装腔作势的征服者姿态，而且的确在高傲专横和盛气凌人的假面具后面，成功地隐蔽了这个对于亲吻大汗最低贱使臣的马镫仍然记忆犹新的蒙古奴才的死皮赖脸。他以较为压低的声调模仿他以前的主子曾使得他丧魂落魄的那种语言。现代俄国外交中某些常见的词句，诸如宽宏大量、有损君主尊严之类，就都是从伊万三世的外事诏令中借用来的。
在喀山汗国降服之后，他便对俄罗斯诸共和国中为首的诺夫哥罗德发动了一场蓄谋已久的征伐。如果说，在他看来，摆脱鞑靼人的枷锁是使莫斯科公国强大的第一个条件，那么，取消俄罗斯的自由则是第二个条件。由于维亚特卡共和国曾宣布在莫斯科公国和金帐汗国之间保持中立，普斯科夫共和国连同其十二个城市又表示了不满的迹象，伊万就奉承后者并且佯装忘记了前者，从而集中全部力量对付大诺夫哥罗德。他很清楚，大诺夫哥罗德一垮台，俄罗斯其他共和国的命运也就注定了。他以分享这一肥美赃物为诱饵，使拥有封土的王公们都追随他。同时他又诱骗大贵族们，挑起他们对诺夫哥罗德民主制的盲目仇恨。这样，他拼凑起三支大军去攻打诺夫哥罗德并以悬殊兵力压倒了它。可是随后，为了不遵守他对王公们的诺言，为了不丧失他那条“你卖力气我得利”的不变原则，同时由于担心诺夫哥罗德不经过预先的处理，还消化不了，他认为适宜的作法是突然表现得节制，满足于一项赔款和对他的宗主权的承认；然而在这个共和国的降书上，他却塞进了一些模棱两可的词句，使他成了它的最高裁判者和立法者。接着，他又在诺夫哥罗德煽动象在佛罗伦萨一样激烈的贵族和平民之间的不和320。他利用平民的一些抱怨为借口再度进驻该城，并把他深知对他心怀敌意的那些贵族戴上镣铐押送到莫斯科，这就破坏了这个共和国古来的法律，即“任何公民均不得在本国领域之外加以审讯或判刑”。从这个时刻起，他就成了最高的主宰者。编年史家说：“自从柳里克以来，还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件；基辅和弗拉基米尔的大公们从没有见过诺夫哥罗德人把他们当作法官那样来服从。只有伊万才能使诺夫哥罗德屈辱到这种地步。”伊万花了七年功夫，运用他的司法权威来败坏这个共和国。然后，当他发觉它的力量已经消耗净尽时，他认为显露真相的时机已经成熟了。但是要摘下他节制的假面具，他却需要由诺夫哥罗德方面来破坏和平。正象他原来假装平心静气一样，现在他又假装怒不可遏。他收买了这个共和国的一个使节在一次公开接见时称他为君主，接着就立即要求享有一个专制君主的全部权利——共和国自行消灭321。
正如他预料的那样，诺夫哥罗德以起义、屠杀贵族和投降立陶宛来回答他的篡夺。这时，这位与马基雅弗利同时代的莫斯科公国人就以义愤填膺的声调和姿态抱怨说，“是诺夫哥罗德人请求他作他们的君主的；而当他顺从他们的愿望，终于接受了这一称号时，他们又拒绝承认他，他们竟厚颜无耻地当着全俄罗斯的面公然斥责他撒谎；他们胆敢杀害那些仍然忠贞不渝的同胞，胆敢背叛上天和俄罗斯人的神圣土地把异教和外国统治引进国内。”正象他在第一次进攻诺夫哥罗德后曾公开联合平民反对贵族一样，现在他与贵族密谋反对平民。他以莫斯科公国及其封邑的联合力量进攻这个共和国。当它拒绝无条件投降时，他就求助于鞑靼人以恐怖制胜的老办法。整整一个月之内，他把诺夫哥罗德越困越紧，在它周围大肆烧杀劫掠，同时悬刃以待，静静地注视着这个被派系弄得四分五裂的共和国经历了疯狂的绝望、沉沦的沮丧和听天由命的各个阶段。诺夫哥罗德被奴役了。俄罗斯其他共和国也都一样。
看看伊万是怎样抓住这一胜利的时机铸造武器来反对那些被用来取得这场胜利的工具，是很有意思的。他把诺夫哥罗德教会领地同王权相结合，从而获得了收买大贵族的手段，因此可以唆使他们反对王公；并且获得了赏赐大贵族的随从的手段，因此可以唆使他们反对大贵族。至今仍然值得注意的是，莫斯科公国也象现代俄国一样，始终是怎样煞费苦心地来搞掉各个共和国。首当其冲的是诺夫哥罗德及其拓殖地区，随后是哥萨克人的共和国322，最后轮到波兰。要了解俄国对波兰的并吞，就必须研究自1478年至1528年诺夫哥罗德如何被搞掉的情况。
看来，伊万夺下蒙古人禁锢莫斯科公国的锁链，仅仅是为了用它来束缚俄罗斯各共和国。看来，他奴役这些共和国，只是为了使俄罗斯王公们共和化。在二十三年当中，他承认他们的独立，容忍他们的吵闹，甚至屈从于他们的凌辱。可是由于金帐汗国瓦解和一些共和国覆灭，他已经变得如此强大，而另一方面王公们又由于这个莫斯科公国人对他们的大贵族们施加的影响而已经变得如此衰弱，以致于伊万这方面只消显示一下力量就足以决定这场斗争了。然而在一开始，他仍旧没有背离他的谨慎小心的办法。他挑出俄罗斯封邑中力量最强的特维尔王公作为他行动的第一个目标。他先是迫使特维尔王公采取攻势并同立陶宛结盟，然后斥责他是卖国贼，然后恐吓他作出一系列破坏自己防御手段的让步，然后又用这些让步给他造成的被自己臣民误解的情况作文章，然后再让这一套办法自行得出它的结果。事情就以特维尔王公放弃斗争并逃入立陶宛而告结束。特维尔一与莫斯科公国合并，伊万就以吓人的精力推行他筹划已久的计划。其他的王公几乎毫无抵抗就被贬黜为单纯的地方长官。这时还剩下伊万的两个兄弟。其中一个被说服放弃了封土；另一个受假惺惺表示的兄弟情意之骗，被诱入宫廷和解除戒备，遭到了杀害。
我们现在就谈到伊万的最后一次大斗争——同立陶宛的斗争。这场斗争从他即位时开始，直到他死前几年才结束。在三十年期间，他把这场斗争局限于外交战，制造并扩大立陶宛和波兰之间的内部纠纷，拉拢对立陶宛心怀不满的俄罗斯封邑，煽动它的仇人起来反对它而使它瘫痪；他们是：奥地利的马克西米利安、匈牙利的马特维·科尔文，特别是他通过联姻笼络住的摩尔达维亚大公斯特凡，最后还有芒吉－吉雷，这个人不论是反对立陶宛还是反对金帐汗国都是同样有力的工具。然而在卡齐米尔国王去世和软弱的亚历山大继位的时候，立陶宛和波兰的王位暂时分离了；这两个国家在争斗中两败俱伤；波兰贵族由于只顾去削弱王权，压低克梅通323和市民的地位，就抛弃了立陶宛，使它在摩尔达维亚的斯特凡和芒吉－吉雷的同时入侵面前只好退却；于是，立陶宛的弱点就变得显而易见了；这时候伊万明白显示力量的时机已经成熟，他这方面进行一次成功的快速行动的条件已经充分具备。但他仍然局限于进行一次戏剧性的作战演习——集结压倒优势的兵力。事情完全如他所料，佯装的作战欲望就足以使立陶宛投降了。他强订条约，迫使承认他在卡齐米尔国王在位期间偷偷蚕食的地方，同时还逼亚历山大和他结盟并和他的女儿结婚。他用这个结盟禁止亚历山大防范自己岳父所发动的进攻，他用他的女儿在不容异端的天主教国王和受迫害的信奉希腊正教的臣民之间，燃起了宗教战争之火。在这场大混乱之中他才终于斗胆拔出剑来，夺取了受立陶宛统治的俄罗斯封土，远达基辅和斯摩棱斯克。
一般来说，希腊正教是他最强有力的行动手段之一。但是要对拜占廷的遗产提出要求，要以拜占廷皇帝后裔的外衣来掩盖他那蒙古奴才的烙印，要把莫斯科公国的暴发户王位和圣弗拉基米尔的光辉帝国联系起来，要使他自己成为希腊正教新的世俗首脑，伊万在全世界应该把谁挑出来呢？罗马教皇。在教皇的教廷里住着拜占廷的末代公主314。伊万以宣誓叛教的办法从教皇那里拐走了她，——而他又命令他自己的都主教豁免了他的这次宣誓。
只要改换一下姓名和日期，就可以明显看出伊万三世的政策和现代俄国的政策并不是什么相似，而是一模一样。而伊万三世则不过是把伊万一世·卡利塔遗留下来的莫斯科公国的传统政策加以完善化而已。伊万·卡利塔这个蒙古人的奴才，是靠运用他的最大敌人即那个鞑靼人的威力来反对他的次要敌人俄罗斯的王公们，从而获得他的权威的。但除非采取欺诈手段，他就不能运用那个鞑靼人的威力。他在主子面前不得不隐蔽自己实际积聚的力量，而又必须向和他一样的奴才们炫耀自己并没有掌握的那种威力。为了解决他的问题，他就得把最卑贱的奴才的全部阴谋诡计整理成一套体系，并且以奴才的那种耐心的辛勤去实现这套体系。公开的力量本身只有作为一种阴谋才能加入到一套阴谋、腐蚀和暗中篡权的体系中来。他不先施毒，就无法进行打击。目的的单一性在他那里变成了行动的两面性。狡诈地使用敌对的力量来扩大自己，通过对那种力量的使用本身来削弱它，最后通过它本身产生的效果来推翻它——伊万·卡利塔的这一政策是由统治种族和被奴役种族二者的特性所激发出来的。他的政策也就成了伊万三世的政策。
这也就是彼得大帝的政策和现代俄国的政策，不管被使用的敌对力量在姓名、地点和性格上可能经历了什么样的变化。彼得大帝确实是现代俄国政策的创立者，但他之所以如此，只是因为他使莫斯科公国老的蚕食方法丢掉了纯粹地方性质和偶然性杂质，把它提炼成一个抽象的公式，把它的目的加以普遍化，把它的目标从推翻某个既定范围的权力提高到追求无限的权力。他正是靠推广他的这套体系而不是靠仅仅增加几个省份，才使莫斯科公国变成为现代俄国的。
总结一下。莫斯科公国是在蒙古奴役这所恐怖而卑贱的学校中养育和成长起来的。它只是由于成为一个奴性艺术的大师才积聚起力量的。甚至在获得解放之后，莫斯科公国还在继续扮演着它那奴才兼作主子的传统角色。彼得大帝终于把蒙古奴才的政治手腕和蒙古主子继承成吉思汗征服世界遗志的狂妄野心结合在一起。
六
斯拉夫族的一个特点会使任何观察家惊讶，几乎到处他们都僻居在内陆地区，而把滨海地区让给非斯拉夫部落。芬兰－鞑靼部落占有了黑海海岸，立陶宛人和芬兰人占有了波罗的海海岸和白海海岸。斯拉夫人不管在哪里到达海边，如在亚得里亚海沿岸和波罗的海沿岸一部分地方，他们很快就不得不服从外族的统治。俄罗斯人民分享了斯拉夫族的这一共同的命运。他们在历史上初次出现的时候，他们的发祥地是伏尔加河及其支流、德涅泊河、顿河和北德维纳河等河流的发源地和上游流域。他们的领土除芬兰湾尽头外，没有一处与海相连。在彼得大帝以前，俄罗斯人也并未表现出有能力征服除白海出海口以外的任何出海口，而白海一年有四分之三的时间被冰块封冻，不得通航。彼得堡现在所在之处是过去一千年来芬兰人、瑞典人和俄罗斯人纷争的场所。从默麦尔324附近的波兰根到托尔尼欧325的其余全部海岸，从阿克尔曼326到列杜特－卡列327的全部黑海海岸是后来才被征服的。而且，好象为了证明斯拉夫人的抗海特性，在这全部海岸线中，波罗的海海岸没有哪一部分实际属于俄罗斯人，黑海东岸的切尔克西亚328和明格列里亚329也是如此，只有白海海岸适合耕种的部分，黑海北岸某一部分和阿速夫海岸一部分实际上居住着俄罗斯人，然而尽管他们处在新的环境中，他们仍不从事航海生涯，而是固执地坚守他们祖辈流浪汉的传统。
彼得大帝一上台就破除了斯拉夫族的所有传统。“俄国需要的是水域”——他对坎特米尔亲王讲的这句辩驳之词被铭刻在他的传记的扉页上。他第一次对土耳其作战330的目的是为了征服阿速夫海；他对瑞典作战261是为了征服波罗的海；他第二次对土耳其政府作战282是为了征服黑海；他对波斯进行欺诈性的干涉331是为了征服里海。对于一种地域性蚕食体制来说，陆地是足够的；对于一种世界性侵略体制来说，水域就成为不可缺少的了。只是由于把莫斯科公国从一个单纯内陆国家变成濒海帝国，莫斯科公国政策的传统局限性才得以打破，并融化在那种把蒙古奴才的蚕食方法和蒙古主子的世界性征服的倾向混杂在一起从而构成现代俄国外交的生命源泉的大胆综合中。
曾有人说，没有任何一个大国曾经或者能够在彼得大帝原有的帝国所处的那样一种内陆地位中生存；也没有任何一个大国曾经甘心看着自己的海岸和河流入海口被人夺走；俄罗斯既不能让顿河、德涅泊河和布格河的入海口以及刻赤海峡332留在靠游牧和掠夺为生的鞑靼人手中，也不能让涅瓦河口这个俄罗斯北部物产的天然出海口留在瑞典人手里；波罗的海诸省，单是从它们的地理形势来看，就自然属于任何控制着它们背后的土地的国家。总之，彼得至少在这个地区只是夺得了对于他的国家的正常发展所绝对必需的东西。从这个观点看来，彼得大帝只是想通过他对瑞典的战争建立一个俄国的利物浦，并赋予这个俄国的利物浦一条不可缺少的沿海地带。
可是，他们忽略了一件重大的事实：彼得用出色本领把帝国的都城从内陆中心迁到滨海地区，他以特有的胆略把新都建在他征服的第一块波罗的海海岸上，距离边境几乎在步枪射程之内，就这样有意给他的领土制造了一个外偏中心。把沙皇的宝座从莫斯科迁往彼得堡，这在从里巴瓦333到托尔尼欧的海岸线尚未全部征服（这项工作直到一八○九年征服芬兰之后才完成）的情况下，就是把它置于一个不能保证安全，甚至不能保证不受屈辱的地位。阿尔加罗蒂说，“圣彼得堡是俄国得以俯瞰欧洲的窗户。”它从一开始起就是对欧洲人的一种挑衅，就是激发俄国人进行新的征服的一种诱因。而现在，在俄属波兰构筑的工事只不过是执行这同一思想的进一步措施而已。莫德林、华沙、伊万城334不仅是旨在钳制一个反叛国家的要塞，它们对西方构成威胁，正与百年前彼得堡直接对北方构成威胁一样。它们是要使俄国变成泛斯拉夫国，正如波罗的海诸省过去要使莫斯科公国变成俄国一样。
彼得堡这个帝国的外偏中心从一开始就表明：一个圆周尚有待于划定。
因此，仅仅对波罗的海诸省的征服并没有把彼得大帝的政策与其祖先的政策区别开，都城的迁移才显示出他征服波罗的海诸省的真正意义。彼得堡与莫斯科公国不同，它不是一个种族的中心，而是一个政府的所在地，不是一个民族的悠久业绩，而是一个人物的瞬时创造；不是使一个内陆民族的特征得以传播的媒介，而是使这个特征消失的滨海地区；不是民族发展的传统核心，而是一个为进行世界性阴谋而精心选中的巢穴。通过迁都，彼得斩断了把老莫斯科公国沙皇们的蚕食体制与大俄罗斯种族天赋的才能和抱负连接在一起的天然纽带。通过把都城建在海边，他向俄罗斯种族的抗海本能提出了公开挑战，并把那个种族贬低到只是他的政治结构中的一个砝码的地位。从十六世纪以来，莫斯科公国除西伯利亚方面外没有取得重大扩展，而且在十六世纪以前，向西和向南的不牢靠的征服只是直接借助于东方才得以实现。通过迁都，彼得宣告了他打算反过来借助于西方来影响东方和各紧邻国家。如果对东方的借助由于亚洲各国人民的停滞特性和有限交往而大受限制的话，那末对西方的借助则由于西欧的活动特征和频繁交往而顿时变得毫无限制和无所不包了。迁都表明了这种对借助对象的有意识改变，而波罗的海诸省的征服为实现这种改变提供了手段，因为它立即使俄国在北方各邻国中居于优势地位；使俄国与欧洲所有地方保持经常的直接接触；奠定了同海上强国建立物质联系的基础，这些国家由于俄国征服了波罗的海诸省而开始依赖俄国供应造船材料；这种依赖关系，在莫斯科公国这个出产大量造船材料的国家没有自己的出海口，而原来掌握这些出海口的强国瑞典没有拥有这些出海口背后的土地时，是不存在的。
如果说，主要借助于鞑靼诸汗以进行蚕食活动的莫斯科公国的沙皇们不得不使莫斯科公国鞑靼化，那么，决心借助于西方以进行活动的彼得大帝则不得不使俄国文明化。他一把波罗的海诸省攫取到手，就立即掌握了实现这一过程所必需的手段。这些省份不仅给他提供了外交官和将领，即借以推行他那一套对西方的政治和军事行动的人才，同时还向他供应了大批官僚、教师和军训教官，以便训练俄罗斯人，给他们涂上那样一层文明的色泽，使他们能适应西方民族的种种技术设备，却不受其思想的感染。
无论阿速夫海、黑海或里海都不能为彼得打开这条直接通往欧洲的通道。此外，还在他在世的时候，塔干罗格、阿速夫335、黑海，连同那里新建的俄国舰队、港口和码头，都重新被放弃或是丢给了土耳其人。征服波斯之役331，也证明是一次不成熟的行动。在构成彼得大帝全部军事生涯的四次战争中，他的第一次战争，即对土耳其的战争330（这次战争的成果在第二次对土耳其的战争282中丧失了），一方面，固然是对鞑靼人的传统斗争的继续，另一方面，它只不过是对瑞典战争的序幕。第二次对土耳其的战争是对瑞典战争的插曲，而对波斯的战争则是对瑞典战争的尾声。就是这样，持续二十一年之久的对瑞典战争，几乎占据了彼得大帝的全部军事生涯。无论是从这次战争的目的、结局，还是从它的持续时间来考虑，我们都可以公正地把它称为“彼得大帝的战争”。他的全部事业都以征服波罗的海沿岸为转移。
现在，假定我们对于他在军事方面和外交方面的各种行动的详情一无所知。单是莫斯科公国之变成俄国是由于它从一个半亚洲式的内陆国家转变成为波罗的海至高无上的海上强国而实现的这一事实，难道不足以促使我们得出下面这样一个结论吗？即英国这个当时最大的海上强国——一个也扼守着波罗的海门户、从十七世纪中叶起就在那里保持着最高主宰者姿态的海上强国——必定曾经插手过这一巨大的变化，必定曾经是彼得大帝各项计划的主要支柱或者主要障碍，必定曾经在瑞典和俄国之间旷日持久的和殊死的斗争中左右过局势，如果我们没有发现它竭尽全力去挽救瑞典人，那么我们可以肯定它曾尽其所能千方百计地扶持过俄国人。然而，在通常所谓的历史中，英国几乎没有在这场大戏的前台抛头露面，它被描写为一个观众，而不是一个演员。真实的历史将表明，金帐汗国311诸汗之有助于实现伊万三世及其先人的计划，并不超过英国统治者之有助于实现彼得一世及其后人的计划。
我们重印的几本小册子，是与彼得大帝同时代的英国人写的，它们全然没有后来的历史学者们那种共同的幻觉。它们断然把英国叫作俄国的最强有力的工具。现在我们将简要地加以剖析、并用以结束这篇外交内幕导言的小册子，就持同样的立场。它的书名是《真理合乎时宜才是真理；或为我国内阁现行的反对俄国人的措施辩解，等等。谨呈下院，1719年伦敦版》289。
我们重印的前面两本小册子，用一位崇拜俄国的现代人的话说，是在“彼得统率包括英国在内的所有北方列强的联合舰队在波罗的海上游弋，而这些舰队以在他号令之下航行为荣”的时候或者比这稍晚一些的时候写成的。可是，到《真理才是真理》出版的1719年，事态似乎完全变了。这时候，查理十二已经去世，英国政府装出与瑞典站在一边并对俄国作战的样子。还有一些与这本匿名小册子有关联的情况也值得特别注意。这本小册子声称是一份报告的撮要，而这份报告是作者在1715年8月从俄国回国后，奉乔治一世之命编写并提交给当时的国务大臣唐森子爵的。
“现在，——作者写道——我不期而有幸能够在这里承认我曾经是第一人如此幸运地预见到，或者说，如此直言不讳地警告过我国宫廷：我国当时绝对需要与沙皇决裂，并把他重新逐出波罗的海。”“我的报告曾揭示沙皇对其他国家、甚至对德意志帝国285所抱的目的。德意志帝国虽然是一个内陆大国，但是，沙皇曾经建议它兼并利沃尼亚278，使它成为选侯国，以便沙皇至少也能够被接纳为一个选侯。我的报告也曾提请人们注意沙皇当时盘算采用专制君主的称号。由于他是希腊教会的首脑，他也会被其他君主们承认为希腊帝国的首脑。我不想说我们会多么不情愿承认这个称号，因为我们已经让一位大使用皇帝陛下的称号称呼他，而瑞典还从来没有屈就到这一步。”
这位作者在一段时间内曾经供职于英国驻俄国大使馆。据他说，他后来“被免职是出于沙皇的愿望”，因为沙皇获悉：
“我向我们朝廷对他的活动作了本书所述的报告。关于这点，请允许我诉诸国王，并请唐森子爵作证，唐森子爵曾亲耳听到国王陛下说过我是无辜的。”“然而，尽管如此，过去五年来，我一直不断地乞求偿付一笔拖欠已久的债款，这笔债款的绝大部分是为执行已故的女王陛下FN5委予的一项使命而借下的。”
至于斯坦霍普内阁突然采取的反俄国的态度，这位作者对之颇表怀疑。
“我并不打算通过本文来打消公众给予内阁所应得的赞扬，但是内阁应该就下述问题对我们作出满意的说明，即内阁是出于什么动机直到昨天还在每一件事情上折磨瑞典人，尽管他们在过去完全和现在一样是我们的盟友，内阁又是出于什么动机直到昨天还竭尽全力来加强沙皇，尽管沙皇与大不列颠之间没有任何条约约束而仅仅存在着友好关系。……在我写到这里的时刻，我获悉，不到三年之前曾经让俄国人不在我们的保护之下就以皇家海军姿态第一次出现在波罗的海上的那位绅士，现在又一次得到目前执政的人们的授权，要与沙皇在这些海域上第二度会晤了；这是出于什么理由，或是为了达到什么良好目的呢？”
这里暗指的那位绅士是海军上将诺里斯，他攻打彼得一世的波罗的海战役看来的确象是纳皮尔海军上将和邓达斯海军上将最近指挥的几次海战所遵循的原型。
把波罗的海诸省归还给瑞典，这既是大不列颠的政治利益所要求的，也是大不列颠的商业利益所要求的。这就是这位作者论证的要旨：
“贸易已经成了我们国家的命脉。船队仰赖于造船材料，正如生命仰赖于食物一样。我们与地球上所有其他国家进行的全部贸易充其量不过是赚钱的贸易，而我们与北方进行的贸易则是绝对必不可缺的，并且可以恰当地称之为大不列颠的神圣通道，因为它是大不列颠最主要的对外通道，无论对于支撑我国全部贸易还是对于维护我国国内安全来说都是如此。正象羊毛制品和矿产品是大不列颠的大宗商品一样，造船材料是俄国的大宗商品，也是沙皇最近从瑞典国王那里夺取的所有那些波罗的海省份的大宗商品。由于那些省份已归沙皇所有，帕尔努336完全荒芜了。在列维里，我们没有留下一个英国商人，以前在纳尔瓦的全部贸易现在已经转到彼得堡……过去，瑞典人永远也不能够垄断我国臣民的贸易，因为那些海港在瑞典人手中只不过是商品转口的通道，而生产和制造这些商品的地区则位于那些港口的背后，在沙皇的领土上。可是，如果把这些波罗的海港口丢给沙皇，那么它们就不再是通道，而会变成沙皇自己统治下的内陆地区的专门货物堆栈了。沙皇在白海已经有了阿尔汉格尔斯克，让他在波罗的海再有任何一个海港，那就等于把控制欧洲所有造船材料总库的两把钥匙都交给他掌握，因为大家都知道，丹麦人、瑞典人、波兰人、普鲁士人在他们一些领土上只不过生产那些商品中的某些单项而已。如果沙皇把‘我们不可或缺的材料的供应’就这样垄断起来，那么我们的船队会怎样呢？此外，说实在的，我们与世界各地的全部贸易的保障又在哪里呢？”
所以，如果说英国的商业利益要求把沙皇赶出波罗的海，那么，“我们国家的利益就应该象马刺一样，驱使我们加紧这一努力。所谓我们国家的利益，照我的理解，既不是指一个内阁的党派措施，也不是指一个宫廷的任何对外政策的动机，而正好是指那种今天是而且永远应该是同维护国王的安全、舒适、尊严和收益以及大不列颠的公共福利直接有关的事情。”至于说到波罗的海，“自从我们取得制海权的最初时刻起”一直被认为是我们国家的根本利益的就是：第一，防止任何新的海上强国在那里崛起；第二，保持丹麦和瑞典之间的均势。
“显示我们当时的真正英国政治家的智慧和远见的一个例证，是1617年的斯托尔波沃和约337。詹姆斯一世是这个和约的调停人，根据这项和约，俄国被迫放弃了它当时占有的全部波罗的海省份，而成为欧洲这一边的一个完全内陆强国。”
瑞典和丹麦同样是根据防止波罗的海兴起一个新的海上强国的政策行事。
“谁不知道，皇帝FN6想在波美拉尼亚338取得一个海港的企图，曾和任何别的动机一样促使伟大的古斯塔夫甚至举兵深入奥地利皇室领域的腹地？在查理·古斯塔夫的时候，波兰除了在当时是北方大国中最强大的国家之外，还在波罗的海拥有一长条海岸和若干港口。但是，波兰国王的遭遇又如何呢？丹麦人当时虽然和波兰结盟，然而即使是波兰人为了援助他们反对瑞典而要在波罗的海拥有一支舰队，他们也决不会允许。他们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遇到波兰船只，都加以摧毁。”
至于在已确立海上地位的波罗的海国家之间保持均势的问题，英国政策的传统同样是清楚的。“当瑞典的势力有粉碎丹麦之势而令我们感到有些不安的时候”，我们国家的荣誉就是靠恢复当时失去平衡的均势而保持下来的。
英吉利共和国339向波罗的海派出了一支分舰队，导致了1658年的罗斯基勒条约298。这一条约后来又在哥本哈根得到进一步确认（1660年）299。丹麦人在国王威廉三世时期点燃的星星之火，同样迅速地被乔治·罗克通过订立哥本哈根条约扑灭了。
传统的英国政策就是这样。
“那个时期的政治家们从来没有想过，为了恢复天平的平衡，要找出那种扶植一个第三海上大国的巧妙办法来构成波罗的海的更公正的均势……是谁采取了这种与王牌城市泰尔340作对的主意呢（这个城市的商人都是王公，它出海经商的人在全球备受尊重）？但是我没有点任何人的名。所以，除了不打算对事实公开表态的人之外，没有人会对我发怒。后代将有点难于相信，这居然是现在掌权的某些人干出来的事情……居然是我们完全由自己出力，不要沙皇担任何风险，给沙皇打开了圣彼得堡的大门……”
万全的政策将是回到斯托尔波沃条约，不让俄国人继续“在波罗的海落脚”。然而，可以说，“由于我们在比较易于做到的时候不抑制俄国势力的滋长，在目前情况下将难以恢复我们已经失掉的优势了”。可以认为，更合乎时宜的将是一条中间路线。
“假如我们认为，这个俄国人拥有一个通向波罗的海的出口，从而在欧洲所有君主中有了一个能够通过向国外市场运销产品而使他最受惠的地区，——假如我们认为这一情况同我国的利益是协调的，那么，另一方面，就有理由期望沙皇陛下，就他那一方面而言，不再谋求任何能够扰害别人的东西，只满足于拥有商船而不要求任何军舰，以报答我们如此迁就他的利益和改善他的国家的处境。”
“所以，我们应该消除他想超出内陆大国的希望，”但是，“也应驳斥种种说我们对待沙皇比对待任何别的君主更坏的指责。为此，我不准备举热那亚共和国或者在波罗的海这里的另一个国度库尔兰公国341作例子。但是，我要举出波兰和普鲁士，这两个国家现在虽然都有加冕的国王，然而也都满足于享有开放贸易的自由，而不坚持要有一支舰队。我还要举出土耳其人和俄国人之间的法尔奇乌条约282，根据这一条约，彼得不仅被迫归还了阿速夫，放弃了他在那些地方的全部军舰，而且只得满足于在黑海仅仅享有通商自由。即使只给他一个通向波罗的海的出口供贸易之用，也大大超过了还在不久前他与瑞典的战争刚刚结束时他在道义上所能期望获得的东西。”
如果沙皇拒不同意这样一种“补救性的折衷方案”，我们“感到惋惜的就只是我们贻误了时机，未能运用上帝曾使我们掌握的一切手段来迫使沙皇接受一项有利于大不列颠的和约”。战争将不可避免。在那种情况下，
“就应该既鼓励我们的内阁执行它的目前措施，也激发每一个忠实的不列颠人的满腔怒火：俄国的一个沙皇，多亏我们的指教才掌握了他的航海技能，多亏我们的容忍才建立了他的赫赫功绩，居然转瞬之间就拒绝大不列颠提出的条款，而这些条款他在短短数年之前还曾从土耳其政府方面欣然接受过。”
“不论从哪一方面来说，让瑞典收复俄国人从波罗的海之王那里抢走的那些省份都是符合我们的利益的”。自从大不列颠“把俄国扶植成为那里的一个海上大国以来，它就不再能够控制那个海上的均势了……如果我们履行了威廉国王和瑞典国王缔结的联盟的各项条款的话，那个英勇的国度早就会成为一个强大得足以阻挡沙皇来到波罗的海的屏障了……时间必将向我们证实，把俄国人赶出波罗的海现在应该是我们的内阁的首要目的。”
|
卡·马克思撰写 部分发表于《设菲尔德自由新闻报》（1856年6―8月） 发表于伦敦《自由新闻》（1856年8月―1857年4月） 原文是英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