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马克思
驳卡尔·格律恩²⁰

　　“特利尔日报”²¹登了一篇标有“柏林3月20日”字样的文章，评论了我那本尚在印刷中的小册子“蒲鲁东先生的经济矛盾体系中的矛盾，或哲学的贫困”。柏林记者以为，“莱茵-摩塞尔日报”和其他一些报刊发表的那些关于这本小册子，关于蒲鲁东的著作²²及其译者格律恩先生的活动的报道，出自我的手笔。他一再沿用布鲁塞尔记者即上述报道的作者用的称呼，尊我为“前'莱茵报'²³的编辑”。我们这位朋友“凭着熟悉德国出版界的现状”，大肆诬蔑。我看，不仅是他的诬蔑，就是他的全部写作生活，都可以“凭着熟悉德国出版界的现状”来行事。我承认，他在“熟悉德国出版界的现状”方面是久经考验的；在这一点上，我自愧不如。但在这一次他的这一长处却没有“指靠得上”。

　　这个所谓的柏林记者只要看一下我在“批判的批判”²⁴里对蒲鲁东提出的意见，就会相信，虽然他所攻击的那篇报道可能寄自布鲁塞尔，但那篇报道却把蒲鲁东和格律恩先生“看作有同样价值的人物”，单就这一点也可以证明，它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是我写的。

　　我批评蒲鲁东的文章是用法文写的。蒲鲁东可以自己来答复这篇批评。他在他那本书没有出版以前写给我的信里，并没有表示，如果我要进行批评，他会委托格律恩先生及其伙伴为他进行报复。

　　“至于说到蒲鲁东的政治经济学著作的译者”，这位柏林朋友就只好写下自己的意见，说“我们这些在柏林的人”从格律恩先生的“法兰西和比利时的社会运动”一书“得到了许多各式各样的知识”，因此这本书的价值是无庸置疑的。不过这里必须好好考虑一下，“我们这些在柏林的人”取得了一些“知识”，尤其是取得了“许多各式各样的知识”，并且一下子就在质和量的方面都充实了起来，这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这些在柏林的人啊！

　　柏林记者或者说冒牌的柏林记者把我当成了布鲁塞尔记者或者上述记者，他说：

　　格律恩“不幸先于‘前“莱茵报”编辑’马克思博士向德国公众介绍了国外社会主义的成就，也许就因为这一点才会受到报复”。

　　无疑地，我们这位朋友是竭尽了牵强附会的能事！我愿意sub　rosa〔私下〕告诉他，在我看来，格律恩先生的“法兰西和比利时的社会运动”同法兰西和比利时的社会运动之间，除了一些人名和日期而外，没有任何共同的地方。但是同时我要对他说，我没有兴趣“向德国公众介绍”我在研究格律恩先生的“法兰西和比利时的社会运动”当中所取得的“成就”，因此我倒乐于把我一年以前写的详细评论格律恩先生的大作的手稿放到一边；现在只是由于这位柏林朋友的逼迫，才不能不把它交给“威斯特伐里亚汽船”²⁵杂志发表。这篇评论是对弗·恩格斯和我合写的“德意志思想体系”（对以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为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和以各式各样的预言家为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²⁶一书的补充。至于这篇手稿一直未能发表的原因，也许会作为“德国出版界的现状”的续评在另一个地方向读者加以说明。但是单独发表这篇与书报检查令毫不抵触的对格律恩一书的评论，并没有遇到任何困难；唯一的一点点障碍是我们认为这本书不值得专门进行批判，只是在评述所有平庸鄙陋的德国社会主义作品的过程中提到格律恩先生的时候，才不能不提到这部作品。然而现在，当这位柏林朋友发表了他的文章以后，再单独发表这篇评论，就多少有点滑稽了：它将表明，“德国公众”是怎样“熟悉国外社会主义的成就”，特别是“我们这些在柏林的人”是多么渴望和多么善于取得“许多各式各样的知识”。由此还可看出，即使我想阻碍格律恩先生的“法兰西和比利时的社会运动”的进展，我是否需要用此下策，在报纸上发表小块文章，进行无足轻重的攻击。最后，这位柏林朋友也不能不向大家证明，假如我真的打算象他所理解的那样“向德国公众介绍国外社会主义的成就，并且真的害怕有个先行者同我竞争，那我就会每时每刻都为自己的命运祈祷：“但愿上帝不要让我碰上一个先行者，不然最好就让格律恩先生做我的先行者吧。”

　　对于我“狂妄不羁地自以为已经达到了人类智慧的顶峰”这种说法，我还再说几句话。

　　除了格律恩先生，谁还能把这顶帽子硬扣在我的头上呢？格律恩先生（参看他的“建筑基石”²⁷的卷头语）认为，我在“德法年鉴”²⁸上发表的几篇文章也和蒲鲁东现在的政治经济学一样，猜中了世界最后的谜语。他现在又把蒲鲁东捧为具有真正观点的人，可是他也曾经恭维过我，说我（参看格律恩的“新轶文集”²⁹）“摧毁了立宪派和激进派的观点”。格律恩先生先给我灌够了毒药，然后可以振振有词地责备我，说我中毒了！但是请这位柏林朋友放心吧！我还安然无恙。

卡尔·马克思
1847年4月3日于布鲁塞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