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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科伦
1893年10月18日和21日于伦敦

亲爱的奥古斯特:

  我刚才接到通知说,《前进报》出版社“打算”再版《反杜林论》,但它只要我给这个新版本作一些简要的注释,至于我本人有什么“打算”,连问我一下也不问。

  但是你该记得,我们在旅途中74曾经商妥把《反杜林论》交给狄茨,而篇幅较小的通俗作品给《前进报》。这点我打算通知在柏林的先生们,免得他们再抱幻想。现在先写信到科伦告诉你,因为我听路易莎说,你要从那里去斯图加特,这样你就可以和狄茨商讨这件事。我将向他提出下述出版条件(印数可以由他自己确定,但要先让我知道):

  (1)稿费为售价的15%,也就是每一马克付十五个分尼。在英国这里,我们从我作品的译本所得到的也是这个数目。由于我的这本书不大能够大量销售,所以他可以订出相应的价格。

  (2)稿费付给在维也纳的维克多·阿德勒博士。152

  (3)没有我的书面同意,狄茨不得将全部印数或部分印数的售价降低。我提出这一条,是为了不让用这本书(象过去常有的那样)来为某种陈货开辟销路。

  这就是全部条件。

  你知道,李卜克内西(星期天,在格卢涅瓦尔德)曾托我聘请拉法格担任固定通讯员的工作;我已答应他,一旦他通知我执行委员会同意给拉法格稿酬我就照办。最近《前进报》刊载一个巴黎通讯员写的关于巴黎马克思主义者代表大会153的报告。我问拉法格FN1(因为我从李卜克内西那里什么也听不到)这篇通讯是不是他写的,他回答说不是。于是我就问李卜克内西事情怎么样,他给我写信这样说:

  “在我出发去萨克森(我刚从那里回来)以前,我曾写信给奥古斯特,请他同拉法格把这件事妥善安排。凡涉及特别开支的事,我都要听从执行委员会的决定。”

  看来,又要让你对别人的疏忽承担责任。的确,执行委员会近来工作繁忙,但我始终认为,聘请一个报刊通讯员问题几分钟内就能解决。我觉得,李卜克内西对瓦扬的那种特别的交情日益增长,所以他并不太愿意同拉法格订立协定,否则他在巴黎代表大会之前就可以把这件事办妥,随后也就可以得到一份关于这次代表大会的可靠报告(这次代表大会,法国人既不允许记者进去采访,也不允许外人旁听)。

  我们这里来往的人很多。前天列曼和亚当斯-瓦尔特夫人到此,今天施穆伊洛夫又来了,他打算在这里结婚。我问了问亚·瓦尔特夫人关于她同福尔杰的协定问题;她未能给我任何明确的回答,但她答应问一问经办这件事的朋友,然后把结果告诉我。根据她所能告诉我的情况来看,她的译本的版权很可能以默契的方式转给了福尔杰。这样一来,除了在报纸上声明这个文本早已过时外,绝不能采取任何措施对付里夫斯。133

  我原想把我走的那天借你的二十马克寄还,但始终没有到城里去取德国纸币。下一次你就会收到这些钱的。如果我还欠你什么钱(这很有可能),请在下次来信中提醒我。

  拉萨尔的书信已交杜西打字。154她将按通常的收费定额同你们算账,由我付款。但是你们付给继承人多少稿费呢?字数究竟有多少,单凭手稿我还不能确定。

10月21日

  这封信昨天又未能发出,因为施穆伊洛夫不懂英语,又找不到别人,所以我不得不陪他到婚姻登记处帮他办理那些事先要办妥的手续。至少四个星期以后才能举行婚礼。

  奥地利的形势好极了。各党派普遍束手无策,皇帝FN2举棋不定,国会解散几乎已成定局,新的选举即将进行,——这一切使我们能够进行最好的鼓动,并把积垢多年的泥潭来个彻底翻动。各个贵族政党和资产阶级政党,好象巢穴被捣毁的蚂蚁一样,来回奔窜,乱作一团。本来就已经摇摇欲坠的旧制度,现在永远完结了,我们应注意使历史不再处于静止状态。这是不难办到的。

  当然,对德国不可避免地要产生相应的影响。完全象1848年一样,维也纳在3月13日发动以后,迫使柏林在18日跟着行动起来。布鲁塞尔142——维也纳138——柏林,现在就是这种自然的“字母顺序”。下一步就该轮到普鲁士和其他地方的选举制度、汉堡市的宪法等等。1870年以来的那种停滞和立法上的反动时期已经结束,各政府又处在人民的蓬蓬勃勃的政治运动控制之下,我们在暗中影响着这个运动,有时是消极的影响,有时是积极的影响。我们现在的情况同1848年以前的自由党人一样,而比利时―奥地利的选举胜利证明,我们是效力很大的酵母,足以使已经开始的发酵过程彻底完成。但是要使这个过程得到迅速和有力的发展,我们就先要在德国取得一些直接的或间接的成就,——在自由方面有所收获,扩大工人的政治权力,使他们取得更多的活动自由。这些都是能够做到的。

  如果你打算发表米凯尔书信的摘录,请注意不要一下子把弹药都用完。要记住:事情一公布出来,效力就过去了,而且不可能再重复,除非我们还有弹药储备。

  在奥地利,总罢工具有很大的危险,而且现在也还没有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总罢工的爆发将有利于塔菲内阁和他的选举改革。如果真是这样,那当然是绝大的历史讽刺。当英国矿工停工FN3时就已发现,这种糊涂概念引起了何等的迷误。基本思想是通过普遍的煤荒迫使资产阶级让步。如果工人采取攻势,也就是说,在商业行情良好的情况下,这种想法还有一定意义。相反,当商业情况不好,工厂主手中存货过多,矿场的存煤多于他们的销售量,资本家本身会主动利用同盟歇业来削减生产,同时也压低工资,——这时举行总罢工就会助长资本家的声势,缩减采煤量就会有利于他们。当时英国人的正确政策是:促使大陆矿工放弃罢工,以便尽量把煤从大陆运往英国。但总罢工的空谈把他们大家都弄糊涂了:随着英国的同盟歇业而来的是比利时和法国的罢工155,只要它一影响到英国,就只能对资本家有利。

  大矿主仍在抵抗;小一点的矿主则越来越让步。约有八万人已经复工,约二十万人还在罢工。大矿主用这样一种极端手段来威胁:把工人从矿场的住宅中赶出去。如果真有工贼愿意搬进这些住宅,矿主一定会这样干,而且会得到军队的协助。但是没有出现工贼,而为了这种纯粹的蛮横行为——其唯一目的就是使工人们面对着屋却无家可归,政府未必会同意再重复前不久在费瑟斯顿发生枪杀事件156那种不得人心的作法。如果这种事情终于发生了,那就要流很多血。工人们决不容许对他们采取这种极端手段。

  艾威林夫妇就要来了,他们说要来吃午饭。我们家里总是不断来人。好啦,祝你健康,代我向大家问好,如果你到斯图加特,也代我向狄茨和卡·考茨基夫妇问好。

你的 弗·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