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致卡尔·考茨基

亲爱的考茨基：

　　你的两封来信已收到，十分感谢。倍倍尔和席佩耳的信现退还。

　　柏林人还在继续对我进行抵制，我一封信也没有收到，他们显然还没有作出任何决定。然而，《汉堡回声报》发表了一篇社论。如果考虑到这些人还受到拉萨尔主义的强烈影响，甚至还相信既得权利体系，那末，这篇社论写得还是很不错的。⁴⁸我从这篇文章和《法兰克福报》还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敌对报刊的攻击即使还没有精疲力竭，也已经达到了顶点。只要顶住这种冲击，——据我看，直到现在这种冲击是很软弱的——人们就能很快从最初的惊恐中镇静下来。但是，阿德勒的驻柏林记者（阿·布劳恩？）却因为我发表这份手稿竟向我表示感谢。再有两三起这样的反应，反抗就会瓦解。

　　1875年5―6月间，他们对倍倍尔隐瞒、而且是有意地隐瞒了这份手稿，这在倍倍尔告诉我他的出狱日期是4月1日时，我马上就清楚了。我还写信对他说，他应该看到这篇文章，如果没有发生“什么不好的情况”的话。对这个问题，如有必要，我将在适当时候要求对我作出答复。这个文件长期在李卜克内西手里，白拉克费了好大劲才从他那里要了回来。李卜克内西想把这个文件一直保留在自己手里，以便在最后修改纲领时加以利用。至于如何利用，现在已经很清楚了。

　　请把拉法格的文章⁴⁹的手稿按挂号印刷品寄给我，我来处理这个问题。另外，他的关于帕德列夫斯基的文章^FN1相当好，对于驳斥《前进报》对法国政治的失实报道是很有用的武器。总之，威廉^FN2在这方面很不走运。他到处吹捧法兰西共和国，而他自己的特约记者盖得却到处骂法兰西共和国。³⁵

　　据席佩耳说，党团准备发表一项声明⁴⁵，对此我根本不予理睬。如果他们愿意，我准备申明：我没有向他们请示的习惯。至于发表这份手稿他们高兴与否，这跟我毫不相干。我乐意为他们保留就这个或那个问题表示异议的权利。如果情况不致发展到我非对声明表态不可，我是不会想去答复的。我们就等着看吧。

　　关于这个问题，我也不准备给倍倍尔写信，因为，第一，他本人应该先告诉我，他对这个问题的最后意见是怎样的；第二，党团的每一项决议都是全体成员签名的，不管表决时是否每个成员都表示赞成。不过，如果倍倍尔以为我会让自己卷入一场不愉快的论战，那他就错了。要我卷入这场论战，首先他们要说一些我不能置之不理的谎言等等。相反地，我简直是满怀和意，也没有任何理由发火，我渴望架设任何一种桥梁——浮桥，机架桥，铁桥或石桥，甚至是金桥，以便跨越倍倍尔隐约看到在远处可能存在的深渊或鸿沟。

　　真奇怪！现在席佩耳写道，许多老拉萨尔分子以自己的拉萨尔主义感到自豪，而他们在这里时⁵⁰，却异口同声地断言：在德国再没有拉萨尔分子了！这种说法正是使我打消某些疑虑的一个主要原因。而现在倍倍尔也认为，许多好同志受到很大挫伤。这样的话，本来就应该把当时的情况如实地告诉我。

　　其次，如果在十五年后的今天，还不能直截了当地谈论拉萨尔在理论上的胡诌和妄测，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呢？

　　然而，当时由于反社会党人法³⁸的存在，党本身及其执行委员会、党团以及其他等等，除了因为通过这样一个纲领而受到谴责（而这是无法逃避的）外，没有受到任何其他谴责。在这项法令实施期间，根本谈不上修改纲领的问题。而法令一废除，修改纲领的问题就提到日程上来了。这样，他们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另外，还要使人们不要再总是过分客气地对待党内的官吏——自己的仆人，不要再总是把他们当做完美无缺的官僚，百依百顺地服从他们，而不进行批评。

你的　弗·恩·

　　关于艾威林在北安普顿代替布莱德洛为候选人一事，你也许已经听说了。邀请他的是社会民主联盟⁹地方分部和煤气工人。他到了那里，并发表了演说，颇受欢迎。他获得九百至一千张选票是有把握的。但是，他付不出选举费用保证金。一个托利党的奸细要向他提供这笔钱，他愤怒地拒绝了。结果他没有被提名为候选人，但从此他却是公认的北安普顿工人候选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