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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致劳拉·拉法格

勒-佩勒
1890年10月19日于伦敦

亲爱的小劳拉:

  终于做完了!如果说这一星期我不算忙,但总“没闲着”,“干了”许多事。我清理了约四立方英尺1836―1864年间摩尔的旧信(就是说大部分是写给他的)。这些信是乱七八糟地放在你也许还记得的那个大筐子里的。扫除灰尘、整理和分类,费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才弄得稍有秩序。在这段时间里,我的房间很乱,到处都是已整理和未整理的纸堆,弄得我无法出去,也无法做其他事情。这是第一件事。其次是那些代表大会,给我带来的不是工作,而是来访者造成的时间上的损失等等。最后一件事是尼姆这一星期都很不舒服,星期四她自己愿意躺在床上,甚至要人请来医生,但医生告诉她不要总是躺着,每天至少可以起来坐几小时,她照办了。医生还不能确诊是什么病,有些肝病(黄疸病)的症状,胃口不好,身体很弱。但从昨晚起,她好了一些,也高兴一些。但愿她几天之内就可痊愈。

  我希望保尔已驱除了他体内的亲密朋友。如果还没有驱除,那便是他自己的过错。服一剂驱虫药,很快就可以把那讨厌的东西干掉。药能毒死虫子,但对他毫无害处。

  我们的代表大会都开得很成功,和可能派对比一下,就更显得出色。那个讨厌的东西不久就会把自己断送了。但我希望我们的朋友们让他们爱怎么干就怎么干,一点也不要用迎合他们或用别的方法去加以干预。他们一定会自作自受。我们这一方面的任何干预只能使瓦解和腐烂的过程中断一些时间。群众一定会逐渐到我们这边来。我们让那些首领们互相残杀的时间越长,我们在联合时要接受的这些人就越少。如果李卜克内西当时不那样急于要拉萨尔分子转向我们,他就不必要接受哈赛尔曼等人,而在半年后再把他们踢出去。253现在的法国和那时的德国一样,所有的首领都烂透了。

  使我感到很意外又很宽慰的是,海德门在最近一期《正义报》上声明赞成布鲁斯!404真是幸运!我已经开始担心自己会处在这样的地位,即不得不至少是被动地把海德门再当做朋友,而我是万分愿意把他当做敌人的。

  现在保尔也许是对的:可能派也许再次不参加他们自己的代表大会。[405]日期和地点好象是在哈雷定的386:布鲁塞尔,1891年8月16日。这是我所知道的全部情况,明天我会从杜西那里知道一切,她昨天离开哈雷,她到科伦的往返票昨天到期。

  我很高兴,费舍参加了党的执行委员会。你曾在这里见过他。他很聪明,很积极,有革命性,坚决反对市侩习气,作风和态度比大多数德国人更有国际主义精神。杜西写信说,利尔代表大会400以后,她感到德国国会议员,至少是其中一大部分人,有些市侩习气。这是我完全预料到的。因为我们的议员是不拿薪金的,我们便不能经常找到最好的人,而必须接受多少处于资产阶级地位的人们中最不坏的人。因此,我们的群众比党团好得多。党团可以庆幸自己的反对派都是些蠢驴和可疑的家伙(其中许多可能是警探)。如果党团反对倍倍尔、辛格尔和费舍,就必须采取行动反对党团,但我相信倍倍尔总是有力量能制服他们的。

  保尔提出有关倍倍尔和《吉尔·布拉斯》报的问题是非常幼稚的。他了解倍倍尔,了解《吉尔·布拉斯》报,难道他不认识自己了吗?我无论如何要把这份《吉尔·布拉斯》报寄给倍倍尔,并把这篇文章着重标出来,要他否认是自己的东西。即令是《吉尔·布拉斯》报,登那样的无耻谎言也太过分了。406

  杜西很喜欢利尔的代表,确实,他们看来是真正的优秀分子,他们所表现的品质,恰恰是受近时法国风尚所指责的,因为德国人在更大程度上表现出这些品质,虽然在1870年以前人们总是认为纪律性、组织性和团结性是最有代表性的法国品质。保尔有关这些代表的叙述,407我很感兴趣,我一定设法把它刊登在英国和德国的报纸上。法国人的很大优点是他们生于革命的环境中并在革命环境中受到教育。英国人和德国人都缺少这一优点,并在不同程度上生长在资产阶级的宗教(新教)影响之下。这使他们的习惯、态度和风俗都带上市侩的色彩,他们必须到外国,特别是到法国,才能去掉这种色彩。请注意利尔决议和哈雷决议的措词!

  很大的进步在于:现在我们缺少三国之中的任何一国都不成,但没有比利时人和瑞士人我们也完全可以过得去。

  尼姆和我向你问好。

爱你的 弗·恩·

  因为保尔在《新时代》FN1上讲了许多有关摩尔在你们这些女孩子小时候给你们做舰队的事,我附寄给他一份可能是仅存的摩尔造船术的样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