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亲爱的倍倍尔：

　　在整个保加利亚的和东方的事件³⁵⁶中使我感到惊奇的是，俄国人只是现在才发现，由于兼并亚尔萨斯等等，他们已成了欧洲的主宰，而马克思早在1870年就对国际谈到过这一点^FN1。对这种情况的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战争以来各国都实行了（俄国是在1874年）普鲁士军事制度，而在这种制度下要建立一支相称的强大军队需要十至十二年。现在，这样的军队俄国和法国也都有了，因而现在可以动手了。正因为如此，俄国军队这个泛斯拉夫主义的核心，现在对政府大施压力，迫使沙皇^FN2不得不克制自己对法兰西共和国的反感，而提出两种唯一可行的办法：或者同法国结成同盟，或者使俾斯麦赞同俄国的东方政策。俾斯麦和威廉曾面临这样的抉择：要么是抗击俄国，那就或者导致法俄同盟和世界大战，或者由于泛斯拉夫主义者同虚无主义者结成同盟而使俄国革命不可避免；要么是向俄国让步，那就要出卖奥地利。俾斯麦和威廉不可能采取不同于现在的行动，这一点我认为从他们的观点看来是很清楚的，而霍亨索伦王朝的利益和德国的利益之不能相容现在暴露得非常明显，这正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德意志帝国由于以普鲁士为基础而面临着死亡的危险。

　　这一事件在冬季结束之前暂时还能多少掩盖一下，但是泛斯拉夫主义者的胃口是越吃越大的，而象目前这样有利的机会他们以后也决不会再有了。如果俄国人一旦占领了保加利亚，只要没有什么不可克服的障碍（例如德奥英联盟）阻止他们，那他们就要向君士坦丁堡推进。因此，俾斯麦大声疾呼，要英国必须采取积极反俄的政策，《旗帜报》根据他的指示现在几乎每天叫喊，说什么英国应该防止世界大战。

　　不管怎样，奥地利和俄国在巴尔干半岛上的矛盾十分尖锐，爆发战争的可能性超过了保持和平的可能性。而战争一旦爆发，那就不可能是局部战争。至于结局如何，即谁将成为胜利者，这是不能预言的。德国军队无疑是最好的，并有最好的指挥，但它只是许多军队中的一支。奥地利人的力量在军事上（军队的数量，特别是指挥）也难以估计；他们拥有最好的士兵，但老是吃败仗。俄国人一贯陶醉于自己庞大的（纸上的）兵力；他们在进攻方面极其软弱，但在保卫本土方面却是强有力的。他们的最大弱点，除了最高指挥部以外，就是缺乏指挥大部队的有能力的军官；这个国家造就不出这样多有教养的人。土耳其人是出色的士兵，但他们的最高指挥部即使不是卖身投靠，也是一贯很糟糕的。至于法国人，由于他们在政治上过分发展，不容许在本国实行一年制志愿兵这样的制度，再加上法国资产者（就个人来说）又根本不爱打仗，所以，他们也感到缺少军官。最后，除了在德国人那里以外，新制度无论在谁那里都还没有经受过考验。因此，所有这些大国，无论在数量上或者在质量上都是难以估计的。关于意大利人，可以有把握地说，在人数相同的情况下他们将被任何另外一支军队所击败。但是，在世界大战中，这些大国将怎样互相结合或互相对抗，这也是难以预料的。英国（它的舰队以及它的巨大的辅助资源）的威力将随着战争的继续而日益增长，如果它在开始时把自己的兵力留作后备，那末到最后，一个六万人的英国军团就能决定战争的结局。

　　所有这些估计都是以各国内部一切不变为前提的。不过在法国，战争会使革命分子上台执政；在德国，打败仗或者老头子^FN3死亡会引起整个制度的急剧变化，而这种情况又会导致各交战国的重新组合。总之，将出现一种混乱局面，肯定无疑的结果只有一个：规模空前的大屠杀，整个欧洲空前未有的衰竭，最后是整个旧制度的崩溃。

　　只有法国爆发革命，才能给我们带来直接的成功，这个革命将使法国人充当欧洲无产阶级的解放者的角色。我不知道，这种结局对欧洲无产阶级来说是否最为有利；那时，理想的法兰西沙文主义将达到难以置信的程度。德国在战败的影响下所发生的急剧变化，只有导致同法国媾和才有好处。最有利的结局将是俄国革命，但是它只有在俄国军队遭到十分惨重的失败之后才能发生。

　　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战争最初将在全欧洲范围内迫使我们的运动后退，在许多国家中甚至将把它彻底摧毁，并煽起沙文主义和民族仇恨；在战争可能引起的许多不能确定的后果中，对我们来说可以肯定的是，战后我们将不得不再从头干起，然而是在一个甚至比今天还要无比有利的基地上从头干起。

　　不管战争是否发生，至少已经使德国庸人从昏睡中惊醒了，而且他们终将再次被迫积极参与政治。由于在社会主义共和国（这将是我们的第一阶段）和半封建基础上的现代普鲁士波拿巴主义之间，还要经过许多中间阶段，所以，如果德国资产者最后将再一次被迫履行自己的政治义务而反对现存制度，使事情哪怕稍微前进一点，那对我们只会有利。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现在才如此迫切地等待着国会新的例会的召开。我现在连一份德国报纸都得不到，如果你能够不时地把那些报道重要会议，特别是报道对外政策的德国报纸寄给我，这将是对我的一个很大帮助。

　　李卜克内西也谈到很多关于俾斯麦向俄国人屈膝⁵⁰⁴因而在德国引起愤慨的情况。他在伊斯特勃恩海滨我那里住了几天，非常乐观，象往常一样“一切都好得很”。由于右翼先生们已经不再制造任何重大的争吵，并且不得不作一些让步，所以李卜克内西又能够讲得非常革命，并且尽可能扮演最坚决的角色了。我已十分明确地向他暗示，对这一事件我所知道的也许比他希望我知道的还要多些，但是由于他已走上完全正确的道路，所以我没有任何理由对他不采取十分热诚的态度。关于我同他的谈话，他给你写了些什么，我不知道，因此也就不能对此负责。

9月14日

　　我又一次被打断了，但我尽量在晚邮班之前把信写完，好让你至迟在星期四早晨收到这封信。匈牙利议会日内也要开会，那里关于保加利亚事件的谈论不会少。对我们来说最有利的是以和平方式或武力方式把俄国逼走，那时革命就会在那里爆发。泛斯拉夫主义者会参加到里面去，但第二天就会受到愚弄。马克思总是很有把握地谈到这一点——而我不知道有谁能象他那样清楚地了解俄国，了解俄国的国内事务和国外事务，他说，在俄国，旧制度一旦崩溃（是谁使它崩溃的无关紧要），议会一旦召开（是什么样的议会无关紧要），俄国的侵略政策就将完结，因为那时国内问题将压倒一切。而这个最后的反动堡垒一旦垮台，它给予欧洲的影响将是巨大的；这一点我们在德国将首先感觉到。

　　李卜克内西的船昨天早晨三点钟到达纽约，艾威林夫妇已经早几天到了那里。⁴⁸⁹如果那里也象此地这么热（我这里午后四点钟室内是摄氏二十五度），那他们发表演说时就得出不少汗。

　　法国的情况依然很好。在德卡兹维耳⁴³⁸经受过考验的鼓动方式，现在在维埃尔宗那里的罢工⁵⁰¹中又一次被使用着。当地人瓦扬在那里起着第一小提琴手的作用。激进派³⁴²在巴黎象俾斯麦在德国那样，正在为我们效劳。他们在自己搞欺骗活动的交易所里陷得很深，而克列孟梭尽管他本人不需要这种东西，但同这一类人仍然发生了过分密切的联系，所以不可能完全使自己置身于这一事件之外。这样一来，他和那些迄今一直靠拢激进派的工人之间的鸿沟便愈来愈深，而他所失掉的也就是我们所赢得的。我们的人在很巧妙地进行活动，法国人表现出来的纪律性使我感到惊奇。这正是他们过去所缺少的，现在他们正在学习这一点，而且是在真正革命传统的基础上学习这一点，这种传统在法国是不言自明的，那里丝毫没有我们的盖泽尔分子和菲勒克分子身上所充满着的种种庸人的疑虑。即使实行按名单选举²⁹¹，我们在法国下一次也将取得重大的成就。正因为在法国和德国一切都干得这样出色，正因为几年来平静的内部发展在一些不可避免的事件的帮助下必将大大地促使我们前进，正因为如此，所以我并不希望发生世界大战，——但是历史怎能管得了这些呢？它走着自己的道路，我们应当按照它的本来面目来对待它。

　　有一点你们可以向法国人学习。五十年来在那里的所有革命者中间有这样一条守则：被告拒绝向预审官作任何供词。预审官有权发问，而被告则有权不作答复，不承认自己和自己的同志有罪。大家永远公认，任何违背这一守则的行为都被看作是半叛变行为，这在所有审判中都能带来很大的好处。以后在公开审理案件时，想说些什么始终是自由的。要知道在预审时，官方总是伪造被告供词做成记录，然后千方百计诱使被告签名。这件事请你考虑一下。

你的　弗·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