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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劳拉·拉法格

巴黎
1886年2月9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

  我们那些社会民主联盟中的聪明人不屑于小有成就。他们昨天一定要干预失业者(现在已达几十万人)的集会,为的是鼓吹La Révolution,即鼓吹一般革命,并要求那些愿意跟秦平先生走的群众举手赞成,不管秦平把他们带到什么地方去。至于到什么地方去,连秦平自己也不清楚。海德门也是本着同样的精神干下去的,他只会大喊大叫,借此壮胆。432当然,你知道参加下午三点在特拉法加广场集会的都是些什么人:有东头大量介于工人阶级和流氓无产阶级之间的贫民;也有暴徒和无赖这种乌合之众,他们足以把全部群众煽动起来随时去“瞎开心”,直到无谓的疯狂骚乱。就在这种成分占了上风的时候(当时在场的考茨基说:“本来的集会已经结束,开始打起来了,我便走开了”),上面提到的那些自作聪明的蠢货,领着这群暴徒排队经过派尔-麦尔和皮卡第莱,到海德公园去举行另一个而且是真正革命的集会。但是暴徒们一路上自行其是,捣碎俱乐部的窗户和商店的橱窗,先抢酒铺和面包店,然后又抢一些首饰店,以致我们那些革命大人物在海德公园不得不呼吁“保持安静和节制”!当他们大讲好话的时候,在公园外面从奥德利街一直到牛津街,都在又砸又抢,警察终于在牛津街进行了干涉。

  警察不在场这一点表明,这场乱子是有人蓄意纵容的,但是,海德门及其同伙上了圈套却是不可原谅的,结果暴露出他们不仅是无能的傻瓜,而且是一些无赖。他们原想洗刷他们竞选活动的耻辱399,现在却给这里的运动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他们以为,干革命(而且可以毫无理由,想在什么时候就在什么时候,想在什么地方就在什么地方),不需要别的,只要耍一些足以“带起”一帮人去胡作非为的卑鄙伎俩就够了,如召开塞满了人的大会,在报刊上撒谎,以及拉上二十五个人来支持他们呼吁群众不管用什么方式尽量“起来”,不是具体地反对哪一个人而是笼统地反对一切,结果如何全凭运气。我不知道,他们这次是否能那么容易地开脱掉。如果他们在周末前被抓起来,我不会感到奇怪。在这方面,英国法律规定得很明确:你愿意发表多少议论都可以,只要不随之发生什么事情就行;但是一旦随之发生骚乱性的“明显行为”,你就得对此负责。许多倒霉的宪章主义者——哈尼、琼斯等人都曾由于更小的事情而各被判刑两年。433而且,不是任何一个人只要他愿意,就能成为路易丝·米歇尔的。50

  我终于收到了几乎全部的第一卷FN1英译稿;剩下的一小部分,爱德华答应星期日给我。这星期我就动手看这部稿子。我不能动手的唯一原因,就是我在校订一位美国女士FN2译的我那本关于英国工人阶级的旧著FN3的英译稿,说来奇怪,她在美国居然为这本书找到了一个出版商!这项工作我是在晚上做的,要是打扰不多,这个星期就可以完成。只要我能确定开始付印的日期,我就去找基根·保罗,如果和他谈不妥,就到别处去接洽。不止一个出版商向我们作过暗示,愿意接受。在这方面我们的情况大大好转了。在这以后就搞第三卷,决不再让它中断。

  伯恩施坦怎么会推荐象克瓦尔克那样一个人FN4,我们感到很奇怪,我便问了他。下面是他的回答,现在照抄给你,以免有错:

  “关于推荐克瓦尔克的事情,我一无所知,我怎么能推荐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呢?可能我曾回答过别人的问话,说此人不是党员,但是对他也没有指责什么;就连这一点也仅仅是一种可能……在这里是否弄错了?我本人和克瓦尔克素不相识,而且从来没有同他通过信。因此,正象我所说的那样,我决不想争辩说我没有谈过有关克瓦尔克的情况,但是我决没有推荐过他。”FN5

  请原谅,我又拿这件事打扰你,但我是为了要把这段从德文原件中摘录的话寄给巴黎。其余的事,我写信给保尔。另外,祝杰维尔新婚事事幸福,但愿这不至于过多地打乱他的正常的生活习惯。他一旦按新的生活方式安顿了下来,他会成为一个最好的和最幸福的丈夫。

  这里大家一切如常。爱德华在托登楠大院路租到一个大厅,每逢星期日去演讲两次,听众很注意听讲,给的报酬大体上还可以。可是,这多少妨碍了他饭后喝波尔图酒,但对他说来这是件好事,因为这样就挫败了布莱德洛企图使他当不成公众演说家的计划。他有时还到外地的城市去,一个星期日(!)讲三次,星期六晚上讲一次。巴克斯有点象保尔,经常给《公益》写动人的文章,但是,当一种思想使他着了迷的时候,他就简直令人难以理解了,可怜的巴克斯做实际鼓动工作是极其危险的,因为他毫无经验。他会把书房里一些很不成熟的观点拿到会场上去,他感到必须做点事情,把事业推动起来,但又不知从何着手。不过,他很爽朗,很聪明,很勤奋,所以可以预期,他会克服热情的冲动。

爱你的 弗·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