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威廉·李卜克内西³⁸⁸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

　　关于俄国财政，见科尔布的《统计》1875年版^FN1第499页和以下各页。那里举出的各次借款中的最后一次是在1873年11月，为数1500万英镑。这以后，在1875年，好不容易又弄到一笔借款，也是1500万英镑，但在这同时，银行家们向俄国人宣布，如果没有议会担保，这次借款就是最后一次了。所以，在1869年预先把用于铁路建设的款子结算完了以后，俄国人又得到如下几笔借款：

　　六年（1870―1875年）共计6900万英镑，即138000万马克。

　　现在不得不另找门路。如：（1）国内公债。虽然这实际上是强迫借款，但结果几乎等于零，因为在国内没有能够收集到足够的资本，而政府不得不拿自己的钱（纸币）自己贷给自己，好造成一种印象，似乎认购的公债已经超额完成。（2）南高加索铁路公债为8904200英镑。这笔公债是在国外推销的（是1880年还是1881年？），以波提―巴库铁路作抵押，但这笔钱主要是用来修建这条铁路的，因而财政上的困难并没有消除。在这整个期间，把银行家的门坎都踏破了，但毫无结果。最后，财政大臣^FN2亲自出马去西方——巴黎、柏林、阿姆斯特丹；伦敦他没有去，因为完全没有希望。不论到哪里，他都失望地走开了，连柏林的宫廷银行家门德尔森好象也直截了当地要求议会担保，——不管怎么样他也拒绝了。因此，当时问题只在于俄国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内是否召开立宪会议，别的出路是没有的。但就在这时，吉尔斯到弗里德里希斯鲁去表示俯首听命，俾斯麦才在德国给他弄到1500万英镑，使俄国又苟延残喘一段时间。³⁸⁹

　　（由此可见，不经俾斯麦许可，俄国就不能开始任何战争，因为只有靠他的帮助，俄国才能弄到钱，而1500万早就花光了。所以，如果俄国仍然想打仗，或者想严重地进行战争威胁，那末俾斯麦就得对此负直接的责任。）

　　我不看《经济学家》，也不知道在哪里能搞到一套这个杂志，因为这里所有的阅览室由于有很多俱乐部而差不多都停办了。我告诉一下考茨基，让他看一看《经济学家》、《统计学家》、《硬币论者》和《金融市场评论》，如果他能找到这些杂志，让他给你作些摘录。

　　虽然你的信是11月26日上午十一至十二时发出的，但它在11月28日早晨才寄到这里；这里有人在胶水上搞了一点鬼，从我给你寄回的信封上可以看出。按说，信应该在11月27日傍晚寄到这里。话说回来，圣经放在圣坛上，就是让人打开看的。³⁹⁰

　　你在一读预算时的发言，倍倍尔已从德勒斯顿给我寄来了。讲得非常好；我惊奇的只是他们那么少打断你的讲话。但是，你到底还是使得他们非要你遵守秩序不可。^FN3

你的　弗·恩·

　　这封信的封口上是盖了伯爵冠和Ｊ、Ｃ两个缩写字的。

　　这里的选举进行得很好。³⁷⁵爱尔兰人第一次在英国全投一个党的票，即投托利党的票。他们以此向自由党表明，他们在英国也是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八十至八十五个地方自治派（其中一人甚至在利物浦当选！）在这里起了中央党¹⁶⁷在德国国会中所起的那种作用，能够推翻任何一个政府。现在帕涅尔得让人瞧瞧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

　　此外，取得胜利的还有新的“曼彻斯特主义”，³⁹¹即关税战理论。这个理论虽然在这里比在德国还更不值得一提，但它在工商业停滞了八年之后却深为年轻一代工厂主所接受。其次是格莱斯顿的机会主义弱点以及先是蛮不讲理然后作些小小让步的张伯伦的拙劣策略，这种策略产生了一个口号：教会在危急中³⁹²！最后是格莱斯顿的可怜的对外政策。自由党人假装他们相信新的农村选民会投他们的票。自然对这些选民是无法预料的；但是，为了得到绝对多数，自由党还得从剩下的三百个选区中争取到一百八十个，而这是他们无法做到的。帕涅尔几乎一定要成为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的独裁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