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亲爱的倍倍尔：

　　在你去国会³⁸¹之前，我还有几句话要说。

　　舒马赫在一封长信中为自己在轮船公司津贴问题上的立场辩护³⁸²，我在给他的回信²⁵中同样写得十分详细，坚持我原来同他相反的观点：如果要照顾某些选民的所谓偏见，不想无条件地反对用工人农民的钱来对资产阶级给予国家帮助，那末，据我看，这只有在下述条件下才是容许的，就是直接对城乡工人，首先是对国有土地上的农业工人合作社给予同样数额的国家帮助。

　　为了避免发生误解，我请他在同别的同志谈话中引用这封信时，务必把信的全部内容告诉他们。

　　李卜克内西突然十分勇敢地登上了前台。狱中的“沉思”³⁸³，忘了一半的《资本论》的重读，右派使他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他脚踏两只船的前途，——这一切看来对他大有好处。如果这能持久，我会很高兴。在决定性的时刻，他一定会采取正确的立场，可是在此以前，他的一切息事宁人和调和迁就的倾向还会给我们造成不少折磨人的麻烦事，他认为这是外交手腕，他在这方面确实比我们大家高明得多。

　　欧洲战争的威胁严重起来了。这些以往的民族的可怜残余——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希腊人，以及为俄国利益而受到自由派庸人赏识的其他一伙强盗，准备互相残杀并且眼看就要彼此咬断贪婪的咽喉。只要欧洲的战争与和平不取决于这些小民族中的哪一个，那该多好啊，这样，喜欢侈谈民族的庸人就会得到应有的下场。第一枪已经在德拉哥曼打响了³⁸⁴，但是谁也无法断言，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打最后一枪。

　　我们的运动进展得如此之好，情况到处如此有利于运动，最后，我们如此需要再有几年平静的发展，以便有可能巩固起来，以致我们决不能希望发生大的政治灾难。它会使我们的运动退居次要地位好多年，然后我们大概又得象1850年以后那样耽误很久，一切又要从头开始。

　　另一方面，战争可能在巴黎引起革命，这以后会间接地给欧洲其他地方的运动以强大的推动；可是那时，法国人就会成为领袖（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肯定会有极端沙文主义情绪），而以他们的理论成熟程度来说，他们担任这个角色最不适宜。1871年以来，法国人以他们特有的不自觉的合乎逻辑的一贯性，在政治上有了很好的发展，恰恰对这样的法国人来说，能有几年激进派的平静的统治倒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因为这些激进派精通流行于法国的用路·勃朗、蒲鲁东等人的思想拼凑起来的折衷社会主义，要是让他们有机会在实践中使自己的空谈遭到破产，那对我们有巨大的意义。

　　反之，一场大战如果爆发，就会有六百万士兵开上战场，并且耗费空前。这将是一场闻所未闻的流血和浩劫，归根到底是前所未有的大伤元气。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先生们这样害怕战争。但是可以预言：如果这场战争爆发，它将是最后一次战争；它将是阶级国家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包括财政上）和道义上的彻底破产。它可能会引起这样的情况：军事机器起来造反，并拒绝继续为一些可怜的巴尔干民族而互相残杀。阶级国家的呼声是：我们死后，哪怕洪水滔天^FN1。但是，洪水之后，出来的就是我们，而且只有我们。

　　总之，一切依然照旧：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它最终都会变成使我党执政、使全部老骗局垮台的手段。但是老实说，我倒希望这些能在不出现这场屠杀的情况下做到；屠杀并不是必要的。如果这一情况发生了，我希望我的年老多病的身体不致妨碍我在必要时重新跨上战马。

你的　老弗·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