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亲爱的倍倍尔：

　　李卜克内西在萨克森的落选³⁶⁵，使我为他个人感到遗憾，不过一般说来，这对他没有损害。博得众望，对他来说是一件太重要的事情，他为此作出了过多的牺牲。因此，对他有益的是：他终于懂得，向右派的一切让步都毫无益处，在受资格限制的选举中³⁶⁶更是如此，这种让步甚至没有给他带来小资产者的选票。

　　你讲的关于群众独立自主情绪的消息，使我十分高兴。当然，右翼先生们只有当他们中间有些人得到明显的教训之后，才会相信这一点；他们的生活圈子是由某些微不足道的小集团组成的，他们把在那里听到的东西当作是人民的声音。总有一天他们会恍然大悟。

　　在英国，在法国，在美国，经常萧条继续笼罩着一切关键性的工业部门，特别是制铁业和棉纺织业。虽然这种状况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一种不可避免的后果，但它是前所未有的：生产过剩达到如此庞大的规模，以致它竟不能引起危机！寻找投资出路的闲置资本大大过剩，以致这里的贴现率实际上是在年息1％和1 ¹/₂％之间摆动，而当天随时可以付清或收回的短期存款（money　at　call），年息几乎还不到¹/₂％。但金融资本家宁愿将他的资金这样存放，而不愿投入新的工业企业，这正好说明，在他看来，整个经济如何腐朽。这种对新的投资和旧的投机活动所表现的畏缩不前（在1867年的危机中就曾出现过这种情况），就是没有引起一次严重危机的主要原因。但危机大概总归是要来的，到那个时候，希望它会把英国的旧工会消灭掉。这些工会一直安然保有它们从一开始就沾染上的行会性质，这种性质日益令人难以容忍。你们大概认为，任何一个工人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加入各自的机械工工会、木工工会、泥瓦工工会等等吧？一点也不是这样。谁要想加入工会，必须先在某个已经加入该工会的工人那里当几年（大多是七年）徒工。这种方法是要限制工人的人数，但这是毫无用处的，它只能使师傅实际上什么也不干而获得了金钱的收益。这种情况在1848年以前还可以容忍。但从那时起，工业的巨大发展已经造成了整个工人阶级，这一阶级的人数和所做的工作同已加入工联的“熟练”工人一样多，或者甚至更多，但他们却不能成为会员。这些人完全是在工联的行会规章之下训练出来的。但你是否认为这些工联曾经想到过要取消这些过时的荒谬东西呢？丝毫也不是这样。我记不起在哪一次工联代表大会上有宣读过这类提案的情况。这些蠢货希望按照他们的样子来改革社会，而不是根据社会的发展来改革自己。他们对只会有损于自己的那套传统偏见抱住不放，不肯扔掉这些废物，以加倍增长自己的人数和力量，并在实际上恢复他们日益削弱的组织——本行业全体工人反对资本家的联合会。我相信，这一点会使你明了这里的特权工人行为中的很多事情。

　　在这里，首先必须让尽量多的正式的工人领袖进入议会。这么一来，事情很快就会顺利进展：他们将会迅速暴露自己。11月的选举³²⁴在这方面会产生不少效果，如果他们的自由党朋友们在最后一分钟不愚弄他们一下的话，他们当中有十至十二个人肯定能得到席位。按照新办法进行第一次选举，总是一种没有把握的事情，并且只能显示以这些选举为前导的那种革命的最小一部分情况。但是普选权——而在英国是新的选举权，由于英国缺少一个农民阶级以及工业占优势，新的选举权赋予工人的力量，相当于德国的普选权所赋予的力量——在目前是无产阶级运动的最好的杠杆，在这里它也将起同样作用。这就是为什么尽快搞垮社会民主联盟²²⁹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这个联盟的领导人纯粹是一些政治野心家、冒险家和文丐。他们的首领海德门正竭力促使事情向这方面发展。他不能等到象一首民歌³⁶⁷里所说的“时钟敲十二下”的时候，而是在猎取功名的过程中日益使自己出丑。这是拉萨尔的一种拙劣翻版。

　　我认为你对法国人的评论并不完全公道。巴黎的群众在多多少少中立的、不确定的社会主义的含义下是“社会主义的”，这种社会主义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从蒲鲁东、路易·勃朗、比埃尔·勒鲁等人的思想中逐渐蒸馏出来的。他们唯一有关共产主义的实验，就是卡贝的乌托邦的实验；这种实验的结果就是在美洲大陆建立了一个模范移民区，也就是说，从法国逃跑出来，然后在美国吵吵闹闹和陷于半破产。³⁶⁸凡是超出这个范围的东西，他们都是从德国那里得来的，而且毫不奇怪，法国这个国家——在那里，从1789年到1850年，政治思想不仅每次都首先得到尖锐的表述，而且译成了实践的语言——有点固执，不愿放弃革命理论方面的领导作用，特别是在光荣的公社之后更是如此，何况是在德国的面前，因为巴黎的工人事实上已在1870年战胜了德国，德军当时不敢占领巴黎；顺便说说，这是以往整个战争史上从未有过的。此外，请想一想，法国工人能从哪里获得更正确的见解呢？要知道，甚至《资本论》的法文版对他们来说也是一部不可理解的书；不仅对于他们，而且对那些有教养的阶层也是如此。他们所知道的唯一的东西，就是我的《社会主义的发展》，而这本书实际上已产生了惊人的作用。³⁶⁹在领导人当中没有一个人懂德语。我不把瓦扬计算在内，因为作为一个布朗基主义者，他有着和我们完全不同的策略。拉法格夫人现在终于在用漂亮的法文翻译《宣言》了。³⁵³甚至连那些领导人，对理论的掌握也是非常不完善的，如果你了解巴黎，你就会看出，在那里生活和进行鼓动是多么容易，而认真地工作却是多么困难。总之，法国工人能从什么地方获得正确的观点呢？

　　还有一件事，是关于选举的。在我国，投社会民主党人的票是容易的，因为我们是唯一真正的反对党，因为国会没有任何意义，所以一般说来，投谁的票以及在那些说自己“我们终究是狗”³⁷⁰的人当中投谁的票，归根到底都是无关紧要的。除非中央党¹⁶⁷还算是一个有其独立政策的政党。但在法国，情况就不一样了。在那里，议院是国家的决定性的力量，因而在那里不能把自己的选票白白扔掉。此外还应考虑到：在那里，甘必大分子比保皇派进步，激进派³⁴²又比甘必大分子进步。在实践中也证实了这一点。在德国，自从1870年以来，容克的反动势力一直很猖獗，并且发生后退的运动。在法国，现在有全世界最好的学校，实行真正的义务教育，在俾斯麦还没有办法对付僧侣的时候，法国已经把僧侣完全赶出学校了。除去社会民主党人人数在军队中有所增长外，我们的德国军队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是反动势力的更为卑鄙的工具。在法国，普遍义务兵役制使得军队与人民大大地接近了，同时正是军队首先使君主政体成为不可能（参照1878年）³⁷¹。但如果激进派现在上台执政并将被迫实行它自己的纲领，那就意味着：实行分权管理，实行象在美国和1792―1798年间在法国那样的省和市镇的自治，实行政教分离——国家和教会各自担负自己僧侣的费用。不论在德国或法国，现在我们都还不能指导历史的发展。但历史的发展却并不因此就停滞不前。只不过是，它在德意志帝国目前是在后退，而在法国则是不断地前进。一当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在事实上已显而易见地证明它们没有能力去领导国家并且束手无策时，就轮到我们了——这是一种缓慢的但是坚定不移的历史进程。（如果法国发生革命，那末在德国可能会提早一些轮到我们，不过这只能在欧洲的飓风把我们席卷进去的情况下。）因此，巴黎工人在一定意义上遵循了他们的正确本能，不断支持尽可能最激进的政党。只要激进派上台执政，这种本能就促使工人投入共产主义者的怀抱，因为激进派受到那个旧的混乱的社会主义（不是共产主义）纲领的束缚，因而必然垮台。那时，本能和理智两相符合，而无产阶级政党本身就成为尽可能最激进的政党，于是事情就会迅速向前推进。但英国人和法国人早已把他们革命前的童贞遗忘了，而我们德国人却仍然拖着这种有时是十分累赘的装饰物，因为我们还从未完成过一次独立的革命。彼此各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但是如果把三个国家的工人的不同态度用同一种片面的尺度去衡量，这是十分不公正的。

　　阿德勒写的那本十分肤浅并且主要是以施梯伯的著作^FN1为根据的书^FN2，考茨基已转给我了；我将帮助他对该书作一批判^FN3。

　　你不会设法再来一趟吗？如果你要到莱茵河区去办事，这是很容易做到的。

你的　弗·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