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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海尔曼·施留特尔

霍廷根―苏黎世
1885年2月22日于伦敦

尊敬的施留特尔先生:

  我急等《反杜林论》的校样寄来。

  同维干德的事情是这样的。26早在1875年或1876年在莱比锡就弄清楚了:《状况》一本也没有剩下,而且我这里还有注明“最后一批”字样的发货单原件。但是,如果这件事还为另外一方再次证实,那并没有坏处。我终于得到了法律上的结论,从结论看来,事情远非象初看起来那样简单。现在,当我知道可以怎么办时,我将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我一得到维干德的肯定答复,就立即通知您。

  早在1848年以前,当沙贝利茨在伦敦这里时,我就认识了他,他是共产主义协会118的成员。您见到他时,请代我向他致最衷心的问候。您关于所谓“查禁”的说明,对我来说很及时。282这很能说明德国书报销售业的特点。当然,在这里,在找到有足够胆量的经售人之前,也毫无办法。但是,广大的资产阶级读者层不买我们的书,而且这样的胆量也不能得到特别好的报酬。当被查禁的书籍仅仅是激进派或自由派的书籍的时候,当共产主义(1848年以前)还是被资产者当作卖弄的对象的时候,情况是不同的。

  《资本论》第二册手稿的最后部分明天寄出,后天我就开始搞第三册。当我心里还放不下这件事时,我就无法认真考虑其他任何事情。

  请转告爱德,我一抽出空来就给他写信。

  衷心问好。

您的 弗·恩格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