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亲爱的爱德：

　　你信中就马克思《论蒲鲁东》一文所提出的问题，在我的序言^FN1中可以得到解答。我在那里直接引用了这篇文章。请告诉我，你们打算怎样安排材料²³⁰；我每天都能收到序言的校样，并将按照你们的计划来引用上面这篇文章，引用《批判》^FN2的摘录，可能的话还引用《演说》^FN3。

　　你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正确地指出²⁴¹，我们是中央党¹⁶⁷的唯一的重要对手。只要我们渗入中央党的堡垒——慕尼黑、美因兹、科伦、亚琛、杜塞尔多夫、埃森等地，就能使这个被人为地保持的对立派别的混合体瓦解，并使其中每个派别一一暴露出它们的真面目。那时就会发现，实际上天主教派党团所代表的无非是反动派的天主教这一翼，而在比利时和法国它则代表整个反动派。所以中央党的瓦解对俾斯麦先生会有致命的影响，因为俾斯麦极其需要这种成分复杂的政党。

　　关于重选进行的情况，我知道的消息不多，而且是些迟到的消息。²³⁴但愿在大多数场合下结果良好，因为新的成分现在进入党团越多越好。最坏的家伙（“有教养的人”）已经当选；将要补选的多半是工人，而工人只会使成分得到改善。

　　反社会党人法²³受到了谴责。国家和资产阶级在我们面前丢尽了脸。但这并不妨碍他们若无其事地照旧抱住不放，谁要是以为因此就会废除这项法令，谁就会犯大错误。在英国，老约翰·罗素在自己政治上死亡以后的二十年间，继续起着首相的作用。一般地说，废除一项法令需要作出决定，而这一点未必做得到。顶多在刑法典中加进一些新的条款，而这些条款比反社会党人法要我们作出的牺牲会更大。

　　我们现在应该提出积极的法案。²³⁵如果把法案坚决地，即对小资产阶级偏见毫不让步地表述出来的话，那末法案会是很好的。如果是盖泽尔式的四角形^FN4，那就很糟糕。标准工作日（十小时逐渐缩短到约八小时），国内和国际的工厂立法（其中国内的比国际的可以更进一步），关于责任制、伤亡事故和疾病、残废工人的立法的彻底修改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提供出充分的材料和理由。我们等着瞧吧。

　　1884年的选举对我们来说，同1886年对德国的庸人来说，是同样的情况。那时他们不费任何力气，甚至出乎他们的意愿，一下子就成了“大民族”。现在我们成了一个“大党”了，但这是由于我们进行顽强的工作和付出重大的牺牲而达到的。《Noblesse　oblige》〔“位高任重”〕。如果广大的人民群众不逐渐地成熟起来，我们就不可能把他们拉到自己方面来。法兰克福、慕尼黑、科尼斯堡不可能立即成为象萨克森、柏林、贝尔格工业区那样明显的无产阶级地区。领袖中间的小资产阶级分子暂时还会在某些地方的群众中找到他们以前得不到的支持。迄今为止以个别人的反动趋向表现出来的东西，现在可能（局部地）在群众中作为必然的发展因素重新出现。因此，可能的话，必须改变策略，以便引导群众前进，同时不让那些不中用的头头来领导运动。但是这也需要等待。

　　《资本论》第二册第三篇²⁴²的极为复杂的定稿工作，我明天开始。这项工作一结束，我希望就抽出时间来修改《农民战争》¹⁵²，现在将把它作为全部德国历史的转折点拿出来，为此就要在开头和结尾做一些重要的历史补充。只是斗争过程本身的叙述几乎没有变动。我认为，先印《农民战争》比印《杜林》更重要，后者我将很少改动，只做一些注释或者补充。你们打算怎么安排付印？

　　不管反社会党人法会有一些什么变化，依我看，苏黎世的报纸^FN5和印刷所应当保存下来。他们甚至连1878年以前那样的自由也不会再给我们了。他们会给盖泽尔分子和菲勒克分子充分的自由，并使这帮人有一个漂亮的理由来为自己辩护，说什么他们能干什么，就干什么。而我们只是在国外才会有必要的出版自由。不过，还有一种情况也是可能的，就是企图削弱普选权，因为怯懦会丧失理智，庸人是什么都做得出来的。当然，开始时各方面都会对我们说些恭维话，而对这些恭维话并不是人人都会无动于衷。例如，我们的朋友辛格尔就会愿意向人们证明：虽然他自己的肚子大，或者正是因为肚子大，但他根本不是一个吃人生番。

　　卡·考茨基大概已经收到了我昨天的信。

你的　弗·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