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亲爱的伯恩施坦：

　　现在是12日午夜。我刚看完并寄出《资本论》第三版^FN1第二印张的校样（花的功夫不小），晚上剩下的时间，我想用来给您写信，即使开个头也好。

　　关于党内事务，我从《记录》³⁸的字里行间已经看出了一些，后来很快又接到倍倍尔的一个简短说明。在此以前，我早就写信告诉过倍倍尔，同右翼的这些蠢货们的分裂终究要发生的³⁹，但是在我们无法重新同群众直接接触的时候，也就是说，在还存在着反社会党人法²³的时候，加速这种分裂，我认为对我们不利。如果他们逼迫我们走这一步，那就应当让他们去违反党纪，而不是我们去违反党纪，这样我们的胜利就事先有了保证。如果他们不安分，就应当把他们往这方面引。至于李卜克内西，他会尽一切可能推迟危机的到来，但是当危机到来而他也确信无法再加以推迟的时候，他就会采取正确的立场。

　　我要做的事简述如下。

　　（1）整理遗物^FN2，而且几乎都得我亲自动手，因为除了我，没有人熟悉旧的书稿。这些东西一大堆，而且非常乱。缺的还很多，许多纸包和箱子甚至还没有打开！

　　（2）准备第三版^FN3，把法文版所作的种种修改和某些补充加进去，还要看校样。

　　（3）利用现有的机会出版英译本（我今天为这件事访问了这里的一个大出版商^FN4），然后亲自校订译文（由穆尔来译，他是很出色的翻译，是我们二十六年的老朋友，不过做事有些慢吞吞）。

　　（4）核对第二卷开头部分的三、四种稿本，做好付印准备工作，并把第二卷²全部誊清。

　　（5）有时同肖莱马玩上个把礼拜，他昨天又去曼彻斯特了。他总是带着工作，但是呵，上帝！^FN5

　　生活就是这样！

　　《福斯报》的一头蠢驴（这篇东西⁴⁰已经寄给我四次了），在善良的德国，显然制造了大量关于忧伤的马克思的忧伤情绪。等我特别愉快的时候，我也许要痛骂他一顿。这些蠢货要是有机会读一读摩尔和我的通信，简直会惊讶得目瞪口呆。海涅的诗篇同我们的泼辣而欢乐的散文相比，不过是儿戏而已。摩尔有时会狂怒，但从来不消沉！我重读旧稿，总是笑得前仰后合。这些书信也具有历史意义，我将尽自己所能，使这些书信落到适当的人手里。可惜我只有马克思从1849年起的书信，不过是完整的。

　　随信寄去《共产党宣言》末尾的一页草稿⁴¹，供您收藏留念。头两行是口授的，由马克思夫人笔录。

　　随本信附去的维尔特的这首诗，我本来可以及时寄给您在小品栏上发表，但是您的来信晚了十二小时，所以我只好等待，看小品栏是否照原样刊印出来。不过，您还能够把它登出去。⁴²维尔特的所有作品和道貌岸然的弗莱里格拉特相反，都是讽刺性的和幽默的。丝毫没有“一本正经”的痕迹。

　　关于废除反社会党人法问题，在德国，人们总是目光短浅。亚历山大三世在莫斯科抛出宣言，使俄国大失所望，正如1841年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使普鲁士人大失所望一样⁴³（不过那里的气氛更紧张得多），他这样做对废除这个法令所起的作用，比盖泽尔、布洛斯及其同伙怨天尤人所起的作用更大。如果有一天他被刺死（他一定会被刺死），那俾斯麦的全部内政制度就会一文不值。那时就会出现另一番情景。甚至只要老威廉^FN6一死（我指的不是威廉·布洛斯），就必然会有变动。目前这一代人没有亲身经历，因而根本无法想象年老的王储^FN7在革命形势到来时能干出什么样的事情来。况且他还是一个象“我们的弗里茨”那样犹豫不定、优柔寡断的傻子。甚至不排除这样的可能：疯狂的法国政府会挑起同全世界的争吵，以至在巴黎把事情弄到发生某种冲突的地步。突尼斯、埃及、马达加斯加、东京⁴⁴，而现在他们甚至还打算同英国人争诺曼底沿岸附近的几个连五十个居民都不到的岩石岛屿。我只希望巴黎不发生任何事情，因为那里群众中的愚昧，只有伦敦这里才能超过它。

　　此外，忠实的俾斯麦象六只骆驼那样在为我们效劳。他的最新理论说什么帝国宪法，无非是各邦政府之间的一种协议，它们随时可以用别的东西来代替而无需通知帝国国会，——这话是我们求之不得的。就让他试一试吧！其次，引起冲突的明显意向以及他在国会中的愚蠢而又无耻的伯迪克尔之流，——这也都对我们有利。在这种情况下，“反动的一帮”⁴⁵的论调当然应该停止，这种论调主要适用于装腔作势的演说（或真正革命的形势）。要知道对我们有利的历史的嘲弄正是在于：这个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一帮中的各种分子正在互相倾轧，互相争吵，互相吞并，这对我们有好处，这样就会形成清一色的一帮的对立面。只有蠢人才会认为，只要把他们都叫做“反动的”一帮，就能对付他们。恰恰相反，所有这些形形色色的坏蛋必然会首先相互残杀，两败俱伤，声名狼藉，相继暴露出自己的无能，从而为我们准备立足之地。拉萨尔的一个极其重大的错误，就是他在鼓动时，把他从黑格尔那里学到的一点辩证法的皮毛也都忘得一干二净。而且他总是只看到一面，这同李卜克内西一模一样，可是后者还偶尔从诸根据^FN8中看到正确的一面，所以毕竟还是比伟大的拉萨尔高明。

　　德国目前资产阶级运动中的不幸，恰恰在于人们正在组成“反动的一帮”，但这种局面一定会结束。至少有一部分资产阶级被迫（不管是迫于国内或国外局势）走上真正的运动的道路以后，我们才可能前进。正因为如此，对我们来说有现存的俾斯麦制度就够了；正因为如此，他只有在发生冲突或者引退的情况下才能对我们有益；正因为如此，现在是用半革命或彻底革命的方法来废除反社会党人法的时候了。至于废除的只是“小戒严”⁴⁶还是整个法令，一般刑法会不会加强，所有这些争论，在我看来，就象争论马利亚在分娩时和分娩后算不算处女一样。有决定意义的是国内和国外的一般政治条件，这些条件是在变化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可是，在德国，人们仅仅从德国现状万古不变这一前提出发来考察问题。同时还存在着一种同反动的一帮这个观念相联系的看法，即目前的制度一推翻，我们就会掌握政权。这真是胡说八道。革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参照1642―1646年和1789―1793年），要使条件成熟到我们能够利用，还要使我们成熟到能够利用条件，必须有一个一切中间党派轮流掌握政权并相继破产的过程。那时才会轮到我们，而且我们也可能再次遭到暂时的失败，虽然在事物的正常发展情况下，我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

　　今天我通过大陆包裹快递公司（德国和瑞士的包裹邮务代办处）给霍廷根―苏黎世“人民书店”^FN9寄去一包定购的照片^FN10，邮资未付。现附去账单一张。请从这笔款子中留下一英镑七先令，存入我的账户，四法郎买烈性酒、订购书刊等（邮汇余款时，为了方便，凑成整数，稍多一点或少一点，当然都无关紧要）。现在这里还有四寸的照片五百张，六寸的二百八十张，先定的先得到。目前除了狄茨，您还没有其他竞争者。堆在我身上的事很多，这从下述情况中可以看出：今天我为您和狄茨检查了照片，又重新包装（每件事从头到尾都是我亲自动手），还得把照片送到代办处（离这里有两英里半）。瞧，我得在这样的情况下进行工作！

　　博尔德是头蠢驴，我们认识他已经很久了。马克思那里有他寄来的近一百本笔记，一直没有打开过。让他见鬼去吧！

　　只要大陆旅途还不大安全，我就不去瑞士。早些时候就不能肯定，马克思是否能够在今年夏天到法国去或路过法国而不致招来麻烦。一个被驱逐出境的人，如果不同意采取我无法采取的那种步骤，就应当准备万一。这一点我是知道的。

　　您谈党内事务决不会使我厌烦。一个住在国外的人，对于这个不管怎样在欧洲居于领导地位的工人政党的这种内部斗争的详细情况，总是不可能了解得很充分的。我的朋友李卜克内西原则上把这一切都对我保密，他的报道都象朝霞一般火红，晴天一般蔚蓝，而且充满着青年的希望。

　　为了纪念1848年的六月战斗，寄去马克思发表在《新莱茵报》的一篇文章^FN11。在起义者失败的时候，他是全欧洲报界唯一站在起义者一边的。

　　衷心问好。

您的　弗·恩·

6月13日

　　1847年马克思和我写了一部无比大胆的著作³⁷，痛斥了至今仍然盘踞在帝国国会里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您认为把该文作为小品文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是否适合时宜？这是所有用德文写的著作中最大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