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7.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亲爱的伯恩施坦先生：

　　我仍未收到校样^FN1（刚寄到，11月3日）。然而我收到了倍倍尔寄来的1882年伤亡事故和疾病保险法案，但不是纯粹俾斯麦社会主义的、未受帝国国会投票影响的最初的草案¹⁸³。我很希望收到的正是这个草案以及另一个有关伤亡事故保险银行的草案；没有这个就什么都做不成³³⁹。

　　收到“波兹南侯爵”^FN2，十分感谢。关于其他铁路的详细情况我不需要。有1879年年初或年中（在铁路国有化的某些情况开始为人所知以前）以来的股票行情就足够了；那时和现时的行情的不同足以表明，国家是怎样收买资产阶级的。

　　从许多方面来说，拉萨尔都是一个好的法学家，并且对罗马继承法有足够的研究，能以自己的知识博得法学家的敬佩（这是他喜欢用的说法；在英国博物馆参观罗塞达碑的³⁴⁰时候，他对马克思说：“你看怎样，我是否值得花半年功夫博得埃及学家的敬佩？”）。在德国，如果某人从一定的理论观点出发对某一点有所发展，这就足够了，并且法学家现在忘记了，拉萨尔所发展的理论，是逐字逐句地从黑格尔的法哲学和历史哲学中剽窃来的，况且在运用于罗马继承法时这种理论还是不正确的；罗马继承法不象黑格尔所说的是从“意志”中发展而来的，而是从罗马的gens即氏族家庭公社的历史中发展而来的，关于氏族家庭公社，大部分法学家也都知道得不多。其实，我只是想说，我得破除那种说拉萨尔是有创见的思想家的神话^FN3，而这是完全必要的。

　　我不知道《无产者报》上刊登的拉法格的信^FN4，我打算向巴黎方面去要报纸，但未必能从那里得到。如果报纸还在您那里，请给我寄来。我会还您的。总之，马隆应该当心点：拉法格那里有一堆他写的有损其名声的信。

　　皮卡尔的荒谬文章，当然，在《公民报》上被宣布不予赞同³³⁷，马克思本人看到过。不过，那个给您寄去文章，并用蓝铅笔在一些地方划了着重号的人并不懂法语；他把皮卡尔借甘必大领导的……爱国主义同盟的……资产阶级剥削者之口说出的话当作《公民报》沙文主义的表现而加了着重号！我把这段话用红铅笔打了着重号。皮卡尔喜欢做盖得的反对派，因此他塞进这篇文章，以捉弄盖得；如果那里是一个正正经经的编辑部，就不会刊登这种胡说八道的东西。

　　现在来说说“《公民报》编辑们在果达尔问题上极不体面的举动”¹⁰⁵。我们偶然之中清楚地知道了这件事情；在巴黎，无论是当事人，或者完全是局外人，都不止一次地向马克思讲过这件事。在某次会议上发生了那个事件之后，果达尔来到《公民报》编辑部，盖得对自己过去的无政府主义伙伴仍有点私人感情，在那里非常友好地接待了他。在心平气和的谈话之间，果达尔突然毫无理由地打了盖得一记很重的耳光。其他人都跑过来。果达尔带着无政府主义的胆怯退缩到角落里：人们还不至于会虐待他这个俘虏吧！而幼稚的《公民报》工作人员，没有狠狠揍他一顿，却进行劝说并且决定，应当真的把他放走，因为他是俘虏！！可惜果达尔就这样没有尝尝棍棒的滋味，趁机马上跑掉了。但是第二天晚上，明知大多数编辑不在，十二个武装的（拿着粗棍子等等）无政府主义者闯入编辑部，并以种种威逼手段要求赔罪。然而马萨尔态度强硬，他们便只好什么也没捞到就走了。而中部的联合会²⁴⁷立刻知道了发生的事情，它好几个晚上都派了工人保卫编辑部，无政府主义者先生们就再也没有出现了。

　　现在我倒要请您告诉我，“极不体面”等等究竟在什么地方。

　　从您的信的整个内容我得出的结论是，您没有定期收到《公民报》，因此，您除《平等报》和《无产者报》以外，必然局限于在巴黎的同志的报道，而这些同志自己所采用的完全是马隆及其同伙的消息，并且看样子对他们表现了相当轻信的态度。但是，党的机关报主要是受身处异国首都的同志——他们又是常常变动的——的影响来判断另一国家的工人运动，依我看来，这无论如何是不应当容许的。在国外的德意志协会，无疑是关于国外运动的消息的最坏来源。它们往往不能了解运动的全貌；它们多半只局限于一些狭窄的固定联系，因而不能跟上周围运动的步伐，并且，即使它们的影响等于零，它们还是认为，到目前为止，它们比起德国本国的群众来仍是了不起的。假如我们对此地协会¹⁵⁹的不稳定的多数的意见哪怕是稍加考虑，难道我们能够自由地判断英国的运动或非运动吗？在纽约的德意志协会不就是那样不加批判地对待美国工人运动的吗？每个协会首先要求的是别人承认它的作用，因此，如果它没有一个很有魄力又很有理智的领导，就容易堕入外国那些玩弄诡计的人的罗网。

　　您屡次硬说“马克思主义”在法国威信扫地，所根据的也就是这个唯一的来源，即马隆的陈词滥调。诚然，法国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完全是这样一种特殊的产物，以致有一次马克思对拉法格说：“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如果《公民报》去年夏天的销售量为二万五千份，并取得了那样的地位，以致使利沙加勒为了夺取它^FN5竟拿自己的名誉下赌注，那末，这在一定程度上毕竟好象同流传的所谓威信扫地的情况相矛盾。但更加同这点相矛盾的是这个事实：威信扫地没有妨碍这些人享有这样的威望，即他们被驱逐出《公民报》以后，当天就创办了一家新的大型日报³²⁶，几乎完全靠工人和小资产阶级（ouvriers　et　petits　indus-triels，——拉法格语）的支持使该报整整两周免受旧《公民报》所有者^FN6的阴谋诡计的破坏，并已经找到一个资本家，他们明天就要同他就报纸^FN7问题最后达成协议——行还是不行。在这样雄辩的事实面前，马隆大概只好把自己的“威信扫地”留给自己。而马隆先生本人的“威望”如此之高，以致当他请求罗什弗尔给他在《不妥协派报》上发表的文章增加稿费时，那人答复他说：“如果您写得少些，我会付给您多些”。让马隆试试口袋里一文不名能否在巴黎创办日报，以表明他享有怎样的威望！

　　这个问题就谈到这里吧。我请拉法格给《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寄《平等报》作为交换^FN8，他今天写信给我说，他将这样做，因此请您也给《平等报》编辑部寄《社会民主党人报》。如果您将来没有按时收到《平等报》，您只要写几个字——发个明信片就行了，通讯处是：巴黎波尔―罗亚尔林荫路66号保·拉法格。

　　至于福尔马尔的文章³¹²，第一篇写得很好，很有说服力，它把矛头指向那些叫嚷不惜任何代价废除反社会党人法¹⁰⁹的人。第二篇文章我只是匆忙地看了一遍，当时我正准备出发并且身边有三、四个人在闲谈。否则，对于他在文章末尾要求党采用过分粗暴的语言，我不会象实际上所做的那样，掉以轻心。在这个问题上，倍倍尔是正确的³³⁴，但是我认为，他对于这一点看得太重了。第二篇文章的真正缺点（我虽然发现了这个缺点，但没有重视），在于幼稚地设想即将到来的革命应当从整个世界分为两军开始：“这里是韦耳夫派！这里是魏卜林派！”³⁴¹；一方面是我们，另一方面是整个“都是反动的一帮”³³⁵。这就是说，革命应当从第五幕开始，而不是从第一幕开始，——第一幕是一切反对党共同反对政府及其弊端，从而取得胜利，在这以后，在胜利者当中，一些政党一个接一个地被淘汰，退出舞台，这就会最后使人民群众完全转到我们方面来，到那个时候，福尔马尔的有名的决战方能开展。但这一点在这里是次要的，文章的实质在于证明如果按照“右翼”先生们的愿望行事，当然我们可以摆脱反社会党人法，但党要接受比这个法律本身更坏的条件，不过这些先生们又可以出版象汉堡《审判报》之类的报纸，并把这些报纸冒充为党的机关报。在这一点上，我完全同意福尔马尔，这个看法我也写信告诉了倍倍尔^FN9。

　　昨天我邮汇给您（里斯巴赫旧公路137号）十二先令即十五法郎十生丁，交付我和马克思的订阅费。请告诉我下次付款的日期。

　　祝贺报纸印数接近七千份^FN10！

您的　弗·恩·

　　经您修改之后，序言^FN11中提到有关维登代表会议³⁴²的任何话都是多余的，因此我把它删去了。请寄给我两份校样^FN12。已校好的我将在今天或明天寄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