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7.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²⁹⁰

　　……爱尔兰运动中有两派。第一派，最早的一派，是土地派，这一派，起先是由被英国人剥夺了土地的克兰首领以及天主教大土地所有者组织的、得到农民支持的强盗活动（这些强盗在十七世纪时称为托利，现代托利党人的名称就是直接从他们那里借用的），后来逐渐发展成为按地区和省组织起来的、农民自发反抗土地掠夺者——英国大地主——的运动。Ribbonmen（绿带会员），Whiteboys（白光团员），Captain　Rock^FN1，Captain　Moonlight（月光队长）²⁹¹等等的名称虽然改变了，但反抗的形式，即不仅枪杀可恨的大地主及其代理人（大地主的收租人）^FN2，而且也枪杀那些用暴力把别人从农场赶走而占据该农场的农民，以及进行抵制、写恐吓信，举行威胁性的夜袭等等，——所有这一切都象在爱尔兰的现代英国土地占有制一样古老，即最迟从十七世纪末叶起就存在了。这种反抗形式是压制不了的，暴力对它也无能为力，它只能随同产生它的原因一起消灭。但从本质来看，它具有地方的、分散的性质；它永远不会成为普遍的政治斗争形式。

　　实行合并（1800年）¹⁵⁴以后，城市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民族反对派很快就开始出现了，它也象在一切拥有没落小城市的农业国（例如，在丹麦）一样，把律师当成了自己的天然领袖。这些领袖也需要农民；因此他们不得不去寻找那种得到农民拥护的口号。因此奥康奈尔起先找到了解放天主教徒²⁹²的口号，后来又找到了取消合并的口号。最近，这一派迫于土地占有者的卑鄙行径，选择了另一条道路。土地同盟¹⁷⁸在社会方面追求更为革命的（也是在爱尔兰可以达到的）目的——彻底消灭掠夺土地的大地主，而在政治上却抱着相当和平的态度，只要求地方自治，也就是要求成立一个与全不列颠议会并存并从属于它的爱尔兰地方议会。而这一点通过立宪的道路也是完全可以达到的。被吓破了胆的土地所有者已经在叫喊必须（甚至托利党人也支持这个建议）尽快豁免农民所欠的地租，以便挽救尚可挽救的东西。另一方面，格莱斯顿也声称，扩大爱尔兰自治权是完全可以容许的。

　　除了这两派以外，在美国国内战争以后，又出现了芬尼亚运动²⁹³。参加过这一战争的几十万爱尔兰士兵和军官，是抱着为解放爱尔兰而筹建一支军队的秘密念头而去的。战后美英之间的纷争成了芬尼亚社社员的主要推动力量。如果事态发展到发生战争的地步，几个月之后，爱尔兰就会变成合众国的组成部分，或者至少会成为一个受它保护的共和国。英国根据日内瓦仲裁法庭的裁决心甘情愿对亚拉巴马号事件²⁹⁴承担和付出的赔款，是为了收买美国不去干涉爱尔兰而付出的一种代价。

　　从这时起，主要的危险已经消除。为了镇压芬尼亚社社员，警察的力量已足够了。每一次秘密活动中必然会发生的叛变也有助于此；不过变节的只是一些领袖，这些人后来就成了直接的奸细和伪证人。流亡到美国的领袖在那里的移民中间从事革命活动，而大部分都象奥顿诺凡－罗萨一样堕落下去了。凡是在这里看到过1849―1852年欧洲移民情况的人，对这一切都会感到熟悉，——当然，这只是用美国人固有的夸大的眼光来看。

　　现在，毫无疑问，很多芬尼亚社社员已经回来了，并恢复了旧日的武装组织。他们形成运动中的重要因素，迫使自由派采取比较坚决的行动。但是除了恐吓一下约翰牛之外，他们什么也不能达到。诚然，约翰牛在其本土以外的帝国范围内正在明显地变弱，但是，这里离它的家是那么近，它仍然能够轻而易举地镇压爱尔兰的任何起义。首先，在爱尔兰配置了一万四千名“警官队”——用步枪和刺刀武装起来并受过军事训练的宪兵。其次，有三万左右的常备军，并且还很容易调来同等数量的常备军和英国民军来加强它。此外还有舰队。约翰牛对起义的镇压，是以残酷无比著称的。如果没有外来的战争或战争危险，爱尔兰起义丝毫没有成功的机会，但这方面的危险只能来自两个强国：法国，尤其是合众国。不过法国根本就谈不上。在美国，各个政党为了争取爱尔兰人的选票，都在献媚，许下了很多诺言，但毫不兑现。它们并不想为爱尔兰而卷入战争。它们甚至希望左右爱尔兰的是一种促使爱尔兰人更多地流亡美国的局势。显然，一个二十年之后会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最富有和最强大国家的国家，是不大愿意去从事那种可能而且势必妨碍它本国蓬勃发展的冒险行动的。二十年之后，它就会完全以另一种语言来讲话了。

　　但如果产生了同美国作战的危险，英国会欣然满足爱尔兰人的一切要求，不过就是不会答应他们完全独立，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这种独立根本不符合它的愿望。

　　因此，爱尔兰人只剩下一条一个一个地逐步夺取阵地的立宪道路了，不过芬尼亚社社员的那种充满秘密性的武装阴谋会仍然是非常起作用的因素。但是这些芬尼亚社社员自己却愈来愈习惯于独特的巴枯宁主义；刺杀伯克和卡文迪什⁴⁹只能有一个目的：破坏土地同盟和格莱斯顿之间的妥协。而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妥协对爱尔兰说来是最好的结局。由于佃户欠了地租，大地主把几万名佃户赶出家园，而且是在武装力量的保护下行动的。阻止这种有系统地灭绝爱尔兰人口的做法（被赶走的人或死于饥饿，或被迫迁往美国）是当前第一要求。格莱斯顿准备提出一个法案，要仿照奥地利1848年封建义务赎金的办法来付清欠款：三分之一由农民支付，三分之一由国家支付，三分之一由大地主自认损失。土地同盟本身的建议也是如此。由此看来，凤凰公园的“壮举”如果不是道地的愚蠢，就是纯粹巴枯宁主义的、广告式的、毫无目的的“以行动进行的宣传”。如果这种宣传没有产生类似赫德尔和诺比林的愚蠢行为²³所产生的那种后果，那只是因为爱尔兰的情况毕竟不完全与普鲁士相同。因此，让巴枯宁主义者和莫斯特派把这种幼稚的行动去和暗杀亚历山大二世的行为相提并论吧，让他们拿尚未到来的“爱尔兰革命”去进行恐吓吧。

　　在谈到爱尔兰的时候，还有一点应当记住：决不可无条件地赞扬任何一个爱尔兰政治活动家，决不可在他入土以前对他表示支持。克尔特人气质和对农民的惯常剥削（爱尔兰的一切“有教养的”阶层，特别是律师就是靠此过活的）使得爱尔兰的政治活动家非常容易贪赃受贿。奥康奈尔竟然每年从农民那里拿整整三万英镑作为自己的鼓动费。为了实行合并，英国使用了一百万英镑来进行贿赂，有人指责一个受贿者说：“您出卖了自己的祖国”。这个人回答说：“对了，而且我感到万分高兴的是，我有一个可以出卖的祖国。”^FN3

　　德国历届政府、警察和法官对我们的人所采取的手段越来越卑鄙无耻，就是用最厉害的字眼来评论它们还显得太软弱无力。但是，既然单是一些厉害的字眼不一定使语言具有足够的力量，并且经常重复象坏蛋之类的字眼，其效力就逐渐减弱，因而只得使用越来越“厉害”的字眼，而这样就有陷入莫斯特―施奈特文风²⁹⁵的危险，那末，最好是采用其他办法，不要厉害的字眼而又能保证有力量和富于表达力。这种办法是有的，即主要是利用讽刺、讥笑、挖苦，这要比最粗暴的愤怒语言更能刺痛敌人。我认为，《社会民主党人报》最好是象最近几号所做的那样，在一切可行的地方采用早已行之有效的讽刺笔调。偶尔给以打击将更为有效。倍倍尔在这方面也完全同意我的意见。何况您的记者现在对那种猛烈抨击当前事件的做法也十分担心。

　　针对《平等报》刊印了《社会民主党人报》上谈到中部联合会代表大会开除它的拥护者的那段文章的译文，《无产者报》登载了一篇虚伪文章²⁹⁶，谈论什么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对外联络委员会和法国全国委员会进行友好通信的问题。您是否能告诉我一些关于此事的情况？我根本不知道存在着这样的对外联络委员会；莫非就是鼎鼎有名的联络局²⁹⁷？

　　《战斗报》已奄奄一息——这是个失败，而且是应得的失败。利沙加勒原来是一个毫无用处的记者；他和他的同僚马隆和布鲁斯在反对盖得等人——马克思派、nébulosités　allemandes^FN4等等的时候，诉诸巴黎人的仇恨德国的沙文主义情绪。但是，这一切都没有妨碍利沙加勒向《公民报》的所有者^FN5提出自己要参加该报编辑部！当然，编辑部立即拒绝了这一要求（这只是私下说说）。

　　马克思在阿尔让台自己的女儿^FN6家里，他避开巴黎，用恩吉安的硫矿泉水治疗慢性支气管炎和咳嗽；总的来说，他的健康得到了恢复并且感觉良好，但他还必须多加保重。

　　我让阿道夫·博伊斯特转交给您一本米拉波著的《柏林宫廷秘史》，不知他是否给您了？这本书《社会民主党人报》倒可以很好地加以利用。

您的　弗·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