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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黎世
1881年8月17日于约克郡布里德林顿码头

亲爱的伯恩施坦先生:

  我在海边已4经三个星期了;趁坏天气到来的机会,在我于星期一,即22日离开之前给您写一封短信。如果有时间,还要给考茨基写一封信FN1,不管怎样,他很快就会收到答复以及他的登在《劳动旗帜报》上的那篇文章11的印样。

  退还的那些反犹文章,您大概已经收到了;我把它们寄给了考茨基,因为您没有告诉我比较准确的地址。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拙劣而幼稚的东西。这个运动只具有在德国当资产阶级怯懦时由上面策动的任何运动所具有的那种意义:这是使保守派在选举中获胜的竞选手段。只要选举一过,或者运动在此之前就已超出了上面规定的限度(象目前在波美拉尼亚那样),它就会立即按照上面的命令象肥皂泡一样地破灭——“连痕迹也永远消失了”FN2。对于这类运动应当嗤之以鼻,而我高兴的是,《社会民主党人报》正是这样做的。此外,卡尔·希尔施突然急于想去柏林一趟,并且真的去了,他从那里给我来信说:

  “反犹太人运动完全是由上面布置并且几乎是由上面指挥的。我曾经到一些最简陋的酒馆里去过,没有一个人对我的鼻子感到厌恶;不论是在公共马车上,还是在铁路上——无论在什么地方我都没有听到任何反犹太人的话。推销反犹文章的半官方报纸只有很少的读者。德国人对犹太人怀有本能的敌意,但是我在工人和进步的小资产者和小市民中间所看到的对政府的仇恨更强烈得多。”

  关于柏林警察局的一千零一个密探,他说,大家都认得他们,

  “因此他们什么也不知道。他们非常愚蠢:老是坐在同一些啤酒馆里、同一些桌子跟前”203

  您的关于“知识分子”的文章204很好。您说,俾斯麦的国有化癖好是不值得我们为之辩护的东西,但它象正在发生的所有这类东西一样,不管愿意不愿意,都对我们有利;另外,您说,知识分子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如果有点价值,就会自己到我们这边来,如果还要我们去招募他们,那末,他们只会用旧酵母的残余损害我们;这些看法都很好。还有其他很多地方也很好,当然对一些个别提法总是可以提出一些异议的。一般说来,最近的一号FN3又非常好:在谋杀事件23和颁布非常法109以后,被领袖们抛弃了的正确的、有朝气的并且是充满胜利信心的调子,现在又重新出现了,代替了被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叫做“把裤子当喇叭”的那种调子。您对布莱德洛的痛骂好极了。205

  对个别地方提几点意见:

  (1)您完全不必这么夸奖瓦累斯。206这是一个可怜的,文学界的,或者不如说是耍笔杆说漂亮话的人,根本不是一个什么人物,他由于没有天才而转向极端派方面,以便利用一种倾向,所谓的观点,并借此把自己的恶劣作品塞给公众。在公社时期,他只是说说漂亮话,如果说他也作过什么事情,那也无非是带来了危害。不要轻信巴黎伙伴们(马隆就很轻信他们)关于这个荒诞可笑的吹牛者的话。在格雷维当了总统以后,他给格雷维的信207说明他是什么样的政治家:他请求格雷维由上面发布命令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等等;这封信使大赦推迟了几个月。

  (2)西班牙人绝非都是无政府主义者。在马德里有一个非常好的核心(从前的“新马德里联合会”208),此外,有一些很好的人员,特别是在瓦伦西亚和卡塔卢尼亚的一些不大的工厂城市里;还有一些分散在各地的人员。最积极努力和最有远见的是我们的朋友霍赛·梅萨,他现在巴黎,是一个优秀青年,与盖得及其他巴黎人进行合作和保持着联系。如果您需要关于西班牙的消息,可用法文给他写信(马隆可以直接把信转给他,或者通过盖得也行,我这里没有他的地址)。您就说是我介绍的。

  总之,我的意见是,象您这样的年青人,在自己的工作中成长得如此之快,而且又如此适合这一工作,当然应该继续做这个工作。克格尔是否也能干好,我很怀疑,况且他目前还在坐牢。他的理论观点我不了解;他是否有比办地方性和讽刺性报纸更大的能力,无论如何这还没有得到证实。英国人常说:let well alone——一动不如一静。老实说,我对任何变动都是不信任和不满意的。

  现在谈谈最最革命的代表大会209。拉法格弄到了一个意大利人,他是大会代表,但不知为什么被撵走了。此外,拉法格在一个卖葡萄酒和食品的法国商人——也是个无政府主义者——那里遇见了这一帮里的各种各样的人。查明:

  (1)代表大会代表有二十几个人,其中主要是持有其他地方的委托书的伦敦居民。还有几个法国人、意大利人和一个西班牙人。会议是公开举行的。但是没有一个人,也没有一名记者,没有一条狗,也没有一只猫去参加。白白地等了三、四天听众,结果什么也没等着,于是他们通过了一个了不起的决议:宣布会议为秘密的!

  (2)得到证实的第一点是:对于空空如也的整个无政府主义运动普遍存在着悲观失望情绪,这几个空谈家无论在什么地方都确实没有任何支持者。每个人都了解自己和自己地区的这种情况,尽管每一个人都用关于运动在自己地区取得巨大成绩的弥天大谎去欺骗别人,但是每一个人还是相信别人的谎话。幻想破灭得如此厉害,代表们甚至当着外人的面也不能掩饰对其本身空空如也感到惊讶不已的心情。

  (3)只有一次群众大会(当然他们邀请了记者参加),以及后来愚蠢的托利党人和更愚蠢的激进派在议会提出的荒谬的质询,在某种程度上挽救了代表大会。在目前虚无主义流行的条件下,报刊想靠报道一个至多有七百人参加的群众大会来捞取资本,这是意料中的事。

  所以,如果说《自由》谈到第63号代表210等等,那末,这是指委托书号码,委托书是由一个、两个或三个人发给的,空白的,或填有他们根本不认识的住在伦敦的某一个人的名字的,或者是由一二十个人发给去伦敦的代表的。实际到会代表总数是二十多一点,不是近三十,实际到会的外地代表,确实不足十名。

  请注意!使用这一切材料时应当谨慎小心,因为我的这些消息是第三手的。譬如,可以用疑问的口气:是否这么回事?要知道,这些先生们总是揪住任何一个不准确的词句不放。这已经是历次无政府主义者代表大会的老传统了。请看一下《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中这些人关于他们自己的汝拉联合会代表大会的报告,或是《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中关于分裂以后他们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报告。211他们的无政府状态,首先表现在每个人都想当军官,没有一个人想当士兵。顺便说一说,狂热的无政府主义者阿德马尔·施维茨格贝耳(这样一个名字!)把担任任何一种国家职务都痛骂为对无政府主义的背叛,不过,这并不妨碍他当瑞士联邦军的中尉!

  同时衷心问候考茨基,一遇雨天我就给他写信。

您的 弗·恩格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