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马克思致斐迪南·多梅拉·纽文胡斯

最尊敬的同志：

　　我长时间没有回信，是因为我想在答复您1月6日的信时附上一份修正表，这些修正您在再版《资本与劳动》¹⁴²时也许是必须作的。由于家务事忙乱以及一些事先预料不到的工作和其它的干扰，这份表我还没有完成，因此暂且先寄给您这封短信，没有附表，因为如果我继续沉默会引起您的误会。我认为必须修改的地方都是一些细节；主要的东西，问题的实质，已经讲清楚了。

　　感谢您的友好的献辞；您用这一献辞亲自向我们的资产阶级敌人提出了挑战。

　　《伟人传》¹⁴³的作者^FN1是一个学校视察员之类的人，他写信请我把我的传记材料寄给他；此外，他还让他的出版者找我的妹夫尤塔，要尤塔说服我答应他的请求，因为我往常对这类请求都加以拒绝。这位先生——《伟人传》的作者——给我写信说，他不同意我的观点，但承认这些观点的重要性，并对我表示尊敬等等。就是这个人后来厚颜无耻地把声名狼藉的普鲁士间谍施梯伯的诽谤谰言写入了他的小册子，即硬说——大概是在某一个波恩讲坛社会主义者¹³⁰的怂恿下——我有意捏造引文；然而这位正人君子甚至没有花功夫去读读我发表在《人民国家报》上的同极可尊敬的布伦坦诺进行夜战的文章¹⁴⁴，如果他读了我的文章，他会看到布伦坦诺起先是在《协和》杂志（工厂主的刊物）上责备我“在形式上和实质上都进行了伪造”，后来又作狡辩，似乎他对此不是这样理解的等等。一家荷兰杂志愿意向我提供篇幅来驳斥那个“学校视察员”，不过我对这种臭虫的叮咬根本置之不理。就是在伦敦的时候对这种文坛上的谎言我也从来是不屑一顾的。要是采取相反的态度，那我就不得不花费我的大部分时间从加利福尼亚起到莫斯科止到处辟谣。在比较年轻的时候，我有时给以迎头痛击，随着年龄而增长的智慧，使人避免徒劳无益地浪费精力。

　　您告诉我的要在即将召开的苏黎世代表大会上讨论的“问题”¹⁴⁵，在我看来是提得不正确的。在将来某个特定的时刻应该做些什么，应该马上做些什么，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但是，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是虚无缥缈的，因而实际上是一个幻想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唯一的答复应当是对问题本身的批判。如果一个方程式的已知各项中没有包含解这个方程式的因素，那我们是不能解这个方程式的。此外，一个由于人民的胜利而突然产生的政府陷入窘境，这决不是什么特别的“社会主义的”东西。恰好相反。胜利的资产阶级政治家由于自己的“胜利”立刻感到束手束脚，而社会主义者至少可以无拘无束地采取行动。有一点您可以深信不疑，这就是如果在一个国家还没有发展到能让社会主义政府首先采取必要的措施把广大资产者威吓住，从而赢得首要的条件，即持续行动的时间，那末社会主义政府就不能在那个国家取得政权。

　　也许您会向我指出巴黎公社；但是，且不说这不过是在特殊条件下的一个城市的起义，而且公社中的大多数人根本不是社会主义者，也不可能是社会主义者。然而，只要懂得一点常理，公社就可能同凡尔赛达成一种对全体人民群众有利的妥协——这是当时唯一能做到的事情。只要夺取法兰西银行，就能使凡尔赛分子的吹牛马上破产，如此等等。

　　法国资产阶级在1789年以前所提出的一般要求，除了有相应的改变之外，大体上同无产阶级当前提出的最基本的直接要求是一样明确的，而无产阶级的这些要求在资本主义生产占统治地位的一切国家里是大致相同的。但是，在十八世纪有哪一个法国人曾经事先、先验地哪怕是极模糊地意识到用什么方式实现法国资产阶级的要求呢？对未来的革命的行动纲领作纯学理的、必然是幻想的预测，只会转移对当前斗争的注意力。世界末日日益临近的幻梦曾经煽起古代基督徒反对罗马帝国的火焰，并且给了他们取得胜利的信心。对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秩序所必然发生而且经常在我们眼前发生着的解体过程的科学理解，被旧时代幽灵的化身——各国政府日甚一日地折磨得狂怒起来的群众，同时生产资料大踏步向前的积极发展，——所有这些就足以保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一旦爆发，革命的直接的下一步的行动方式的种种条件（虽然绝不会是田园诗式的）也就具备了。

　　我确信，建立一个新的国际工人协会的决定性的时刻还没有到来；因此，我认为，任何工人代表大会或社会党人代表大会，只要它们不和这个或那个国家当前的直接的条件联系起来，那就不仅是无用的，而且是有害的。它们只能在没完没了的翻来复去的陈词滥调之中化为乌有。

友好地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