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恩格斯致马克思

文特诺尔
1882年1月13日于伦敦

亲爱的摩尔：

　　首先附上二十英镑，计五镑的银行券四张：Ｇ/Ｋ53969、70、71、72，伦敦，1881年10月7日。此外，给了琳蘅十英镑，供她纳税，并使她手头能有点钱。最后，下星期我将有更多的现金，这样你回来以后我们就能安排下一步的计划。

　　你感到体力足以独自继续旅行，使我非常高兴。

　　施拉姆同毕尔克利的论战^FN1，我浏览过一部分材料，觉得很可笑。采什科夫斯基早在1842年前曾写过一本自然哲学植物学的书^FN2，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还给《德国年鉴》甚或《哈雷年鉴》^FN3写过稿。

　　我们的巴黎朋友现在自食其果了。我们两人对他们所作的预言，丝毫不差地全都应验了。他们由于急躁，把只要他们能够克制和善于等待就可以利用的大好形势给弄糟了。他们象小学生（以拉法格为首）一样陷入了马隆和布鲁斯为他们设下的圈套，——马隆和布鲁斯完全采用旧同盟³⁰的手法，只是用暗示来造谣中伤，他们从来不公开指名，而是秘密地口头说破这些暗示——他们陷入了圈套，进行了指名的公开回击，现在他们将被加上和平破坏者的罪名。此外，他们的论战也是幼稚的；这一点，只要读一下对手的回答，就马上可以看出。例如，盖得把若夫兰极其重要的地方放过去了，因为他讨厌这些，并且对下列事实保持沉默，即尽管他持反对立场，全国委员会³¹还是通过决定，认为若夫兰的纲领比最低纲领³²要激进一些，因此，若夫兰获得了党所授予的权力。若夫兰自然以胜利者的姿态向盖得指出了这一点。³³拉法格则把文章写得使马隆有可能这样来回答他：我们只是断定中世纪市镇市民反对封建贵族的斗争是阶级斗争，仅此而已，而您，拉法格先生，对这一点有争论么？现在，从巴黎寄来一封接一封的抱怨信，说他们无可挽回地被打败了，而且在最近的全国委员会会议上他们肉体上也要挨打；盖得极端绝望，正如他一个月前极端自信一样，除了分裂之外，他找不到别的拯救少数派的办法。现在，当他们惊奇地发觉他们必须自食其果的时候，他们就作出值得称赞的决定，把所有的个人恩怨放在一边。

　　我寄给你一份旧的《科伦日报》，但上面有一篇很有意思的关于俄国的文章³⁴。

　　此外，由马隆和布鲁斯起草、若夫兰署名的载于《无产者报》上的论战文章（反对盖得的），是一篇巴枯宁式论战文章的极好样板，完全是《桑维耳耶通告》³⁵的笔调，只是更为粗鲁。

　　降低赎金法令³⁶就这样颁布了。在巨量的欠缴税款中小小的几成能有多大意义呢！但没有收到的每一百万对于俄国国库却都是有意义的。

　　此外，俾斯麦比所能设想的还要走运：帝国国会以三分之二的多数掩护他去卡诺萨朝圣！³⁷但也是这届帝国国会唯一能取得一致的事情。绝妙的多数：封建主、教皇至上主义者、分立主义者、波兰人、丹麦人、亚尔萨斯人、几个进步党人、³⁸可怜的民主党人和社会党人！

　　说到朝圣：今天早晨我碰到了弗尼瓦尔，他身穿紧系腰带的蓝色夹大衣，头戴宽边帽，看起来活象一个前往圣地寻找圣安东胡子的朝圣者。

　　热情问候杜西。

你的　弗·恩·

注　　释

30 指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米·巴枯宁于1868年创建的组织。同盟的盟员宣布无神论、阶级平等和取消国家为自己的纲领。他们否认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斗争的必要性。同盟的这种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纲领得到了意大利、瑞士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工业不发达地区的支持。1869年同盟向总委员会申请加入国际。总委员会同意在解散同盟这个独立组织的条件下接受同盟的那些支部。实际上，同盟盟员参加国际以后，仍在国际工人协会内部保持了自己的秘密组织，并以巴枯宁为首进行了反对总委员会的斗争。在巴黎公社被镇压以后，同盟反对国际的斗争更加激烈，那时巴枯宁及其拥护者特别激烈地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加强在民主集中制原则上建立的工人阶级独立政党的思想。1872年9月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以绝大多数票通过了将同盟头目巴枯宁和吉约姆开除出国际的决定。——第34、259、362、369、395、412页。

31 这里所说的法国工人党全国委员会是由党内右翼领袖马隆和布鲁斯发起于1881年10月中旬，兰斯党代表大会（见注227）前夕建立的，并为该代表大会批准。右翼领袖建立全国委员会企图把党内马克思派的领袖——盖得和拉法格从党的领导岗位上排除出去。为了这个目的全国委员会在全部六个联合会都选派同样数量的代表（每个联合会五名）的基础上建立，这个时期法国工人党在组织上分为六个联合会：中部联合会联盟，东部联合会联盟，北部联合会，南部联合会联盟，西部联合会联盟和阿尔及利亚联合会。因为事实上在这个时候只存在前面三个联合会——其中有两个处于马隆和布鲁斯机会主义集团的影响之下——而其余的三个只存在于纸上，所以它们的“代表”（他们是右翼领导耍弄各种不体面的伎俩进入全国委员会的）不具有合法的全权。于是除了五名集体主义派-盖得派，即北部联合会的代表以外，全国委员会的其余二十五名成员都是马隆和布鲁斯的拥护者，这样，党的领导就落到了右翼分子的手里。1882年1月，为了回答关于把盖得派开除出中部联合会的决议，五个盖得派的代表退出了全国委员会（见注247）。——第34页。

32 指法国工人党的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在法国叫做集体主义派纲领）。1879年在马赛举行的社会主义者代表会议上成立法国工人党以后，以茹·盖得为首的一批法国社会主义者决定请求（通过保·拉法格）马克思和恩格斯帮助制订工人党的竞选纲领草案。1880年5月盖得抵达伦敦，在那里同马克思、恩格斯和拉法格一起共同制订了法国工人党纲领。纲领分为理论部分和实践部分。纲领的理论性的导言是马克思起草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参与制订纲领的实践部分（见本卷第223―224页）。纲领发表于1880年6月30日《平等报》，1880年7月10日《无产者报》和1880年7月20日《社会主义评论》。1880年在法国工人党哈佛尔代表大会上这个纲领作为“最低纲领”被通过。纲领的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264、634―636页。分裂以后，在1882年9月圣亚田代表大会上，这一纲领被机会主义分子（可能派）否决了，他们通过了一个新的改良主义纲领，但同时召开的马克思派的罗昂代表大会确认这一纲领仍然有效。
　　恩格斯这里所指的盖得同马隆、布鲁斯信徒们的论战，是由于法国机会主义分子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纲领而引起的。论战中，盖得尖锐地批判了试图修正纲领的全国委员会成员茹尔·若夫兰。巴黎十八个选区的党的小组于1881年底推选出若夫兰作为党的候选人参加巴黎市参议会的选举，若夫兰在巴黎蒙马特尔区发表的他的竞选纲领草案中，完全不顾马克思起草的纲领的理论部分，并且在纲领的实践部分中用一些含糊不清的说法偷换了实践部分的一系列原则上很重要的具体条文（关于八小时工作制和集体所有制等等）。1882年1月8日，马隆和布鲁斯集团利用自己在全国委员会中的优势坚持通过了一项决议，在决议中委员会同意把若夫兰提出的机会主义的竞选纲领作为党推荐的纲领。——第34、224、400、443页。

33 指1882年1月7日《无产者报》第171号发表的若夫兰给《平等报》主编盖得的信，若夫兰在这封信里一方面维护他在巴黎蒙马特尔区选举时提出的竞选纲领，另一方面断言，违反党的纪律的不是他，而是盖得，因为似乎他的活动是取得了全国委员会的同意，而盖得反对全国委员会的决议。——第34、259页。

34 显然指1881年7月25日《科伦日报》上发表的一篇短评《俄国》（《Ru?land》）。短评否认某些欧洲报纸的舆论，即似乎米·德·斯柯别列夫将军于1881年夏天访问巴黎是受俄国政府的委托为法俄同盟奠定基础，并就剥夺政治侨民避难权的条约等等进行谈判。《科伦日报》断言，斯柯别列夫访问巴黎是带有私人性质的访问。——第35页。

35 关于若夫兰的文章见注33。
　　桑维耳耶通告是在1871年11月12日桑维耳耶代表大会上由巴枯宁派的汝拉联合会通过的。这个通告的目的在于反对第一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871年）的决议，并且对总委员会的活动作了诽谤性的攻击。在通告里要求立即召开全体代表大会根据无政府主义原理来修改国际的章程。总委员会发表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写的内部通告《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以回答桑维耳耶通告，这个内部通告彻底揭露了巴枯宁主义者的分裂活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3―55页）。——第35页。

36 由于农民极端贫困的处境引起六十至七十年代农民运动的高涨，沙皇政府不得不同意稍微降低赎金。1881年12月28日颁布了一项法令，根据这个法令，对俄罗斯农民，每一份地降低一个卢布赎金，对乌克兰农民，则赎金原有额降低16％。——第35页。

37 指德意志帝国国会1881―1882年度会议关于废除1874年5月4日的限制宗教法庭活动法的辩论。在1882年1月12日会议上，三百五十五名议员中，二百三十三名投票赞成废除这项法令，一百一十五名反对，七名弃权。
　　这项法令是在所谓的“文化斗争”时期——俾斯麦政府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打着为世俗文化而斗争的旗号实行一些措施时期——德意志帝国国会通过的一项法令。这些措施的目的是反对支持德国分立主义倾向和反普鲁士倾向的天主教会的。
　　“去卡诺萨朝圣”，恩格斯说这句话是讽喻俾斯麦在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对教权派和教皇利奥十三作出的巨大让步。俾斯麦在同天主教会冲突的初期，1872年5月曾在帝国国会中宣称：“我们决不去卡诺萨”，并同教皇庇护九世争吵过，但在七十年代末，他为了首先同工人运动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日益增长的影响作斗争，需要天主教中央党的支持，便几乎废除了在冲突期间颁布的全部反天主教的法令，并且迫使反天主教政策的主要拥护者辞职，并同新教皇利奥十三和解。俾斯麦对教权派和教皇利奥十三作的让步，等于承认“文化斗争”毫无结果。
　　“去卡诺萨”一词的来源是：1077年德皇亨利四世为了祈求教皇格雷哥里七世取消开除他的教籍的决定，到卡诺萨城堡（意大利北部）去做了一次屈辱的朝圣。——第35页。

38 教皇至上主义者是天主教的一个极端反动的派别的代表人物，这个派别反对各民族教会的独立性，捍卫罗马教皇干涉任何国家内政的权利。在十九世纪下半叶，教皇至上主义的影响的加强，表现在欧洲若干国家建立了天主教党，表现在梵蒂冈宗教会议于1870年通过了教皇“永无谬误”等等教条。
　　恩格斯在这里说的教皇至上主义者是指所谓的中央党——德国天主教徒的政党，1870―1871年由于普鲁士邦议会的和德意志帝国国会的天主教派党团（这两个党团的议员的席位设在会议大厅的中央）的统一而成立。中央党通常是持中间立场，在支持政府的党派和左派反对派帝国国会党团之间随风转舵。它把主要是德国西部和西南部的各个中小邦的天主教僧侣中社会地位不同的各个阶层、地主、资产阶级、一部分农民联合在天主教的旗帜下，支持他们的分立主义的和反普鲁士的倾向。中央党站在反对俾斯麦政府的立场上，同时又投票赞成它的反对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措施。恩格斯在《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461―527页）和《今后怎样呢？》（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7―11页）两篇文章中对中央党做了详细的评价。
　　分立主义者是在德国西南部的中小邦的统治阶级当中于德意志帝国建立后产生的对普鲁士政府持反对派立场的派别的代表人物。这些德意志邦的天主教上层僧侣、地主和资产阶级，认为自己由于德意志在普鲁士领导下的统一而受到压制，抱有分立主义的情绪，不满俾斯麦的使德意志普鲁士化的政策，要求与中央政权分立，要求地方私法和特权不可侵犯等。居民主要信奉罗马天主教的德国南部各邦的分立主义者在德意志帝国国会中支持中央党。
　　波兰人、丹麦人和亚尔萨斯人是德意志帝国国会中的一些单独的党团，也是支持天主教中央党的。在帝国国会中存在这些党团说明，在德意志帝国内存在这样的少数民族，它们不满强行将一系列领土归并德国和不满强迫它们德意志化的政策。这一政策，俾斯麦特别残酷地在1814―1815年归并德国的一些波兰省份和由于1870―1871年普法战争划归德国的亚尔萨斯和洛林加以推行。帝国国会的丹麦人议员是1867年归并普鲁士和1871年加入德意志帝国的前丹麦省份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斯坦的代表。在这些民族党团当中，波兰派和亚尔萨斯派最为强大。除了所有这些党团共有的分立主义倾向之外，还有反对俾斯麦在“文化斗争”时期（见注37）的反教权主义政策的斗争，使波兰派和亚尔萨斯派（作为天主教徒的代表）团结起来。
　　进步党人是1861年6月成立的普鲁士资产阶级进步党的代表。进步党要求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德国，召开全德议会，建立对众议院负责的强有力的自由派内阁。1866年从进步党中分裂出来右翼，它投降俾斯麦并组织了民族自由党。与民族自由党不同，进步党在1871年德国完成统一以后继续宣布自己是反对党，但是这种反对态度纯粹是一纸声明。由于害怕工人阶级和仇视社会主义运动，进步党在半专制的德国的条件下安于普鲁士容克的统治。进步党政治上的动摇反映了它所依靠的商业资产阶级、小工业家和部分手工业者的不稳定性。1884年进步党人同由民族自由党分裂出来的左翼合并成为德国自由思想党。——第35、2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