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3.马克思致保尔·拉法格和劳拉·拉法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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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塞瓦斯田 1871年11月24[―25]日于伦敦 |
不是国际的事务，就是公社社员来访，使我一直没有时间写信。你们可以根据一个事实来判断我的时间紧张到了什么程度。在彼得堡，正在把《资本论》译成俄文，但是根据我的要求，第一章的翻译暂时推迟了，因为我打算把它改写得更通俗一些。自从巴黎事件以来，我一直不能实现自己的诺言，而最后，我不得不只作极少的修改，以便不耽误全书的出版。
至于对图尔的诬蔑，那全是一派胡言，是法国人第二支部散布的谣言。法国通讯书记赛拉叶立即写信寄往波尔多。那里现有的六个支部的回答是对著名的图尔投绝对信任票。
关于在伦敦和日内瓦发生的那些丑剧，我必须从头说起。
在一些法国流亡者当中，我们把泰斯、沙兰和巴斯特利卡吸收进了总委员会。后者刚被接受，就建议要吸收阿夫里阿耳和卡梅利纳。但是，“凡事总有个限度”FN2，我们认为，我们队伍中的蒲鲁东分子已经够多了。根据种种理由，把对这两个极受尊敬的人的选举，推迟到这次代表会议，而在代表会议以后，此事也就告吹了，因为代表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建议我们不要吸收过多的流亡者担任我们的委员FN3。因此，公民阿夫里阿耳和卡梅利纳大为恼火。
在这次代表会议上，《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这一决议，曾遭到巴枯宁分子——罗班、西班牙人罗伦佐和科西嘉人巴斯特利卡的激烈反对。巴斯特利卡这个头脑空虚而又极其自负的家伙遭到比谁都厉害的斥责，大家对他相当不客气。他的性格的主要特征——自尊心使他很不愉快。
另外还有一件事。
代表会议就“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问题和瑞士罗曼语区的分歧问题，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我也参加了），该委员会在我家里开了会351。曾把吴亭作为一方的见证人，巴斯特利卡和罗班作为另一方的见证人请来参加会议。罗班表现得极不体面而且很怯懦。在会议开始时他发了言，但他说完以后就宣布要退席，并起身往外走。吴亭对他说，他应该留下，因为问题是严肃的，他不愿意在他缺席的情况下来谈论它。罗班用一连串出色的战术动作走近了门口。吴亭严厉地阻止他，并对他说，他正要谴责他是同盟阴谋的主谋者。这时，魁梧的罗班为了保证自己安全撤退，便把门半开着，象一个真正的安息人那样352，一边往外走，一边向吴亭骂道：“哼，我鄙视你！”
9月19日，他通过德拉埃交给代表会议如下一封信：
“我是抱着调停争端的希望，作为瑞士分歧的见证人被邀请参加审查这一事件的委员会的。
既然认为我直接参与这一事件，那我就要正式声明，在讨论瑞士问题时，我绝不充当被告的角色，并且不参加代表会议的任何会议。
保·罗班 1871年9月19日”
许多参加代表会议的人，例如德·巴普，都要求立即把此人开除出总委员会，但是根据我的建议决定让他收回自己的信件，如果他拒绝收回，就由总委员会来处理这个问题。由于罗班固执己见，拒不收回信件，他终于被开除出了总委员会。
与此同时，他在9月28日给我寄来了如下一封委婉的信：
“马克思公民：
我个人对您十分感激，当我认为什么也不能动摇我对您的深情厚谊时，这也并不使我感到苦恼。而现在，当我不能让我的感激之情屈服于我的良心并遗憾地同您绝交时，我认为我有责任作这一声明。
我确信，您受个人憎恨的感情所支配，对一些国际委员提出了不公正的谴责或对这种谴责加以支持，而这些国际委员或者是您所憎恨的，或者是他们的唯一罪过就在于不愿受您的憎恨。
保·罗班”
我认为不必回答罗-罗-罗-罗班这头羊（拉伯雷已经知道它叫这个名字并特意从巴汝奇的羊群中选中了它353）。现在，我们来谈谈我们其他的羊吧FN4。
代表会议以后，阿夫里阿耳和卡梅利纳着手组织法国人支部（“伦敦1871年法国人支部”）。泰斯、巴斯特利卡（他已决定返回瑞士，他在临走前想为巴枯宁在伦敦建立一个据点）和沙兰（不值一提的小丑）也参加了。他们在《谁来了！》（关于这家报纸我在下面还要谈到）上发表了自己独特的与共同章程相抵触的章程354。顺便说一下，这些先生们（他们一共二十人，其中有些是警探；被总委员会公开痛斥为密探并被开除出国际的著名的杜朗就是他们的书记345）攫取了指派持限权代表委托书的代表参加总委员会的权利，同时规定，支部的任何成员不应该接受担任总委员会委员的任何委任，除非是作为本支部的代表派去参加总委员会。
甚至在总委员会没有批准他们的章程以前，他们就厚颜无耻地派了肖塔尔（这个蠢货在公社期间成了巴黎的笑柄）和卡梅利纳作为自己的代表来参加总委员会。人们客气地请他们回去并等候总委员会批准章程。我受委托对该章程进行评论。总委员会给这个新支部的第一封信FN5还是根据和解的精神写的。仅仅要求他们删去那些与共同章程和条例的文字和精神相抵触的条文。355
他们勃然大怒。阿夫里阿耳（在泰斯和卡梅利纳的协助下）花了两个星期的时间草拟了一份答复，为这个答复做最后文字润色的是韦梅希（《度申老头》）。
这个家伙与他们混在一起是由于他们同一些印刷工人（流亡者）共同创办了一家报纸《谁来了！》，它的临时编辑是勒·韦德（叔本华观点的哲学家）。韦梅希为了占据该报，就奉承他们，唆使他们反对总委员会。果然，他达到了目的。
他们派巴斯特利卡到瑞士，并从那里得到一项指示：总委员会受到泛日耳曼主义（这是指我！）、权威主义等等的压制。每个公民的首要义务就是行动起来推翻这个被篡夺了的总委员会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是来自巴枯宁（他通过日内瓦的同盟FN6书记俄国人尼·茹柯夫斯基、吉约姆等人进行活动），他的集团（其实，在瑞士人数极少）同安得列·莱奥女士、马隆、腊祖阿以及其他一些不满于自己只起次要作用或者根本不起任何作用的法国流亡者的小团体结成了联盟。323
顺便说一下，所有这些曾经担任巴黎联合会委员会委员或者冒充该委员会委员的蠢货，如鲁耳埃这个吹牛大王、狂号者和酒鬼，都怀着成为总委员会委员的希望（似乎是根据权利）而感到自慰。
泰斯（他被委任为总委员会的财务委员，而不是法国通讯书记）和巴斯特利卡声明退出总委员会，理由是他们的章程中有一条规定不许他们接受总委员会的委任。
我终于答复了这封由韦梅希老头最后加工的、佛来米精神大大超过法兰西精神的信。回信是非常厉害的，也是非常挖苦的，以致他们决定不再同总委员会通信了。因此，他们没有被承认为国际的支部。韦梅希老头当了《谁来了！》的主编。他在第42号上发表了一封信356，作者是肖塔尔、舒托（里果已经在《祖国垂危报》上揭露他是一个密探357）和向比埃特里宣誓退出国际和放弃政治的朗德克（见对巴黎国际会员的最后一次审判）358以及其他一些废物。他们在这封信中透露了代表会议的一项决议，这项决议说，德国工人（他们曾举行反对兼并法国两省的示威游行，随后又举行保卫公社的示威游行，而且其中许多人至今还遭受俾斯麦的迫害）尽到了自己的职责FN7。据说，这就是“泛日耳曼主义”的明证。
对于善良的泰斯、卡梅利纳和阿夫里阿耳，这样说未免太过分了。他们拒绝签名。作为《谁来了！》理事会的理事，他们就韦梅希在该报上连载的那部不道德的长篇小说359与他有过争执。不再需要这些先生的韦梅希，便在《谁来了！》上对他们进行了不指名的攻击。他为了自己的那些令人作呕的文章还同其他流亡者经常争吵，我认为，他昨天是吃了西卡尔的一记耳光360。现在人们非要把他赶出编辑部不可。等着瞧吧！人们认为凡尔赛收买他是为了败坏公社社员的声誉。总而言之，在伦敦，这些阴谋都破产了。法国人第二支部已处于彻底瓦解的状态（无疑，勒·吕贝、布莱德洛、贝森和其他人加速了这种瓦解）。另一个人数众多的、与总委员会一致行动的新的法国人支部已经成立343。
我们已吸收了安·阿尔诺、弗·库尔奈和加·朗维耶来代替已退出的总委员会委员。
同盟和安得列·莱奥、马隆等人在日内瓦出版了一个小报《社会革命报》（编辑是一个名叫克拉里斯的人），他们在报上公开攻击总委员会和这次代表会议，说什么泛日耳曼主义（首领是德国人和俾斯麦主义者）、权威主义等等，等等。汝拉联合会（还是那个集团，不过换了名称）在桑维耳耶（伯尔尼汝拉山区）召开了一次范围极小的代表大会，决定呼吁所有国际支部支持汝拉联合会，以便立即召开一次非常代表大会，来审查总委员会的活动，并取消代表会议的那些违反自治原则的决议，据说这些决议“公开破坏”了自治原则。361引起特别反对的是决议第二项的第2、3两条、第九项（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第十六项和第十七项340。他们不敢提到特别使巴枯宁感到不愉快的第十四项决议，因为这项决议向全欧洲揭发了他在俄国所干的卑鄙勾当。
马德里联合会委员会（受巴枯宁和巴斯特利卡操纵）的行为非常可疑。恩格斯从罗伦佐走后写过许多信，但从未收到回信。这些人信奉的是放弃政治的说教。恩格斯今天写信FN8告诉他们，如果他们继续保持沉默，就要采取措施。图尔无论如何应该行动起来。我将把重新修改和增补的章程和条例的新的英文本和法文本寄给他。
我们的对手是注定要失败的。我已经说过，古·杜朗是伦敦的分裂派支部的第一书记，此人是凡尔赛的密探，已被我们揭露。巴枯宁分子勃朗和阿尔伯·里沙尔（里昂的）已经卖身投靠波拿巴。他们打着波拿巴比梯也尔好的旗帜到这里来搜罗盟员。
最后，敌视日内瓦的流亡者在贝济埃的通讯员FN9——几乎是他们唯一的法国通讯员——被贝济埃支部揭发是一个警察局的密探（他是首席警官的秘书）346。
希望很快收到有关我亲爱的施纳普斯FN10和全家健康的好消息。
老尼克
FN11
关于泰斯。由于凡尔赛报纸对他和贝累大爷大肆吹捧，他在巴黎已经没有任何影响。
巴斯特利卡是巴枯宁党羽的头目。
我还要补充一句，日内瓦《社会革命报》对我们的指责，在用词上同我寄给你们的《日内瓦报》（欧洲最反动的报纸）和《泰晤士报》大致相同。《泰晤士报》上所提到的那个报纸就是《日内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