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致恩格斯

亲爱的恩格斯：

　　对我们的通信，应当采取一些措施。在得比内阁里，无疑有一个参加阅读我们信件的伙伴。此外，在我的家门口至少试探性地又设置了一个警卫（每天晚上）。因此，我认为现在不宜让普鲁士政府知道的事情，我绝对不能写信告诉你。

　　德纳对我非常粗暴。大约六个星期以前，我直接写信给他，谈了我的情况，并且请他把已经寄去的文章的稿酬立即寄来。但是，他定期发表文章，稿酬却仍然没有寄来。当然，尽管如此，我仍不得不继续准时地写下去。否则，受惩罚的还是我。

　　我用对美国的这种希望来安抚自己的房东，已经有五个星期了。今天，这个家伙又来了，并且把女管家和我臭骂了一顿。因为我终于使用了最后的手段，说了难听的话，他今天走时威胁说，如果我本星期内不给钱，他就要把我赶到街上去，事先还要派一个评价员¹⁵⁷到我家里来。

　　四五天以前，克路斯寄来一百三十本《雾月》^FN1。但至今我不能从海关那里取出，因为必须为此交纳十先令九便士。一旦我赎出这个臭玩意，我就把它寄到你知道的地方，并且立即据此开出一张期票。靠这个东西和靠给德纳写的文章，我现在应该得到三十多英镑的钱，可是为了一先令，我却常常要花费整天的时间。说实在的，当我看到我的妻子十分痛苦，而又意识到自己无能为力的时候，我情愿把灵魂预售给魔鬼。

　　科特斯和贝尔姆巴赫之所以被捕，是因为我通过前者给后者寄去了一件为辩护所必需的东西，这件东西相当厚（尽管纸薄字小）。¹⁵⁸政府以为得到了一个绝好的猎物。但是，经过进一步的审查，年青的泽特一定会想尽办法把这件事压下，因为这件东西对于他的天才等等有预料不到的非难，如果被陪审员知道了，它就只能促进被告的释放。

　　在《新普鲁士报》上，“格·维尔特”被称为科伦中央委员会委员，而且这是从起诉书中援引出来的。

　　告诉维尔特，我从敦克尔那里没有得到任何消息¹⁵⁹。

你的　卡·马·

　　案件一结束，不管其结果如何，我们两人应该发表一篇一两印张的《告公众书》。向全国讲话的更好时机不会再有了。此外，我们无论如何要消除掉这个案件所留下的可笑印象——这种印象，即使是温和的亨利希^FN2的道德品质和科学修养也不能把它清除掉。

　　舍尔瓦尔自己写信给伦敦德意志工人协会⁷⁸说，他是“密探，不过是高尚的‘库伯密探’¹⁶⁰”。我通过可靠的途径把必要的说明寄给了律师之一。

　　关于上面提到的发表有关“科伦案件”的东西，现在就应当打听一下了。我觉得，最好是你写信给康培；他如果自己太胆小怕事，他应该给你指定一个可靠的经理人。因为你是一个有支付能力的人，所以可以告诉经理人，如果到一定时间，譬如说三个月后，出售所得抵销不了自己的开支（确实如此），他可以拿到钱（根据期票），总之，这样的玩意儿，印刷费顶多不过二十五塔勒。

　　再见。这件事要考虑一下。我们不能不说话了，如果不能保证及时印刷，就不会再有适当的时机了。自然应该注意到，经理人不能是一个纯粹的骗子，因为这件事情即使在“商业”方面也是有利可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