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恩格斯
“卡尔·马克思在科伦陪审法庭面前”一书序言²²⁵

　　为了更好地理解下面的审讯，只要把有关这些审讯的主要事件汇集起来就够了。

　　由于德国资产阶级的怯懦，1848年3月受到毁灭性打击的封建官僚专制的反动势力已经大大恢复了元气，以致到10月底就面临了第二次决定性战斗。维也纳在经过长期的英勇抵抗之后终于陷落，这也给了普鲁士权奸搞政变的勇气。在他们看来，驯顺的柏林“国民议会”还是太狂放了。议会应当解散，革命应当结束。

　　1848年11月8日勃兰登堡-曼托伊费尔内阁组成。9日它决定把议会所在地由[人民版此字后面还有：柏林迁往勃兰登堡 ，让议会能够在刺刀的保护下“自由” 开会，而不受柏林革命影响的惊扰。议会拒绝迁移；市民自卫团拒绝起来反对议会。市民自卫团还没有起来抵抗，——中马库]内阁就把它解散了，并且解除了它的武装，宣布柏林戒严。议会于11月13日控告内阁叛国，以此作为回答。内阁就把议会从柏林的一个地方赶到另一个地方。11月15日议会决定，在议会不能自由地在柏林继续开会以前，勃兰登堡内阁无权动用国家资金和征税。

　　这个拒绝纳税的决议只有在人民武装抗税的情况下才能实现。而当时在市民自卫团手中还保留着足够的武器。尽管如此，几乎到处都只限于消极抵抗。只有少数地方准备以暴力对抗暴力。科伦莱茵省民主联合会委员会的呼吁书就是采取这种行动的最勇敢的号召，该委员会由马克思、沙佩尔和施奈德尔组成。²²⁶

　　进行斗争来反对在柏林胜利完成了的政变，这在莱茵地区不可能取得成果，对这一点委员会并没有发生误解。莱茵省有五个要塞；仅仅在莱茵本省、在威斯特伐里亚、美因兹、法兰克福和卢森堡就几乎驻有普鲁士全部军队的三分之一，其中有许多团是从东部各省调来的。市民自卫团在科伦和其他城市已经被解散并且被解除了武装。但是，问题并不是要在科伦这个本身于数周前才解除戒严的城市里取得直接的胜利。问题在于给其他省份作出一个榜样，从而挽回莱茵省的革命荣誉。而这一点是已经做到了。

　　普鲁士资产阶级——它曾经由于害怕当时正在觉醒的无产阶级突然发动，而把自己的重要的阵地一个一个让给了政府，它早就为自己过去的权力欲感到了后悔，它从3月开始就完全被吓昏了，因为威胁性地面对着它的，一方面是纠集在专制制度周围的旧社会的各种势力，一方面是逐渐觉悟到自己阶级地位的年轻的无产阶级，——这个普鲁士资产阶级采取了它在紧要关头一贯采取的做法：它屈服了。而工人并不那么愚蠢，在没有资产阶级的情况下去为资产阶级作斗争；对他们来说——特别是在莱茵——普鲁士问题本来就是纯粹地方性的问题；如果工人为资产阶级的利益而赴汤蹈火，那也是在整个德国范围内，是为了整个德国。“普鲁士的领导地位”²²⁷那时在工人当中就已经没有作用了，——这是一个有意义的征兆。

　　一句话，政府胜利了。一个月以后，在12月5日，政府得以彻底解散还在苟延残喘的柏林议会，并强行制定了一个新宪法，而这个宪法也只是在它完全变成一出制宪闹剧之后，才真正生效。

　　呼吁书发表的第二天，即11月20日，三个署名的人被传到法院侦查员那里，以煽动判乱罪对他们起诉。当时甚至在科伦也还谈不到逮捕。2月7日“新莱茵报”经受了它的第一次报刊案件；马克思、我和发行负责人科尔夫出席陪审法庭受审，并被宣判无罪。²²⁸第二天，审理了委员会案件。²²⁹人民已经预先做出了自己的判决，在十四天以前把被告施奈德尔选为科伦议员。

　　马克思的辩护词自然构成审讯的最高潮。这个辩护词特别从两方面来看是很有意思的。

　　第一，一个共产主义者不得不在这里向资产阶级陪审员们说明，他所进行的，使他成为站在他们面前的被告的这些事情，其实是他们的阶级，即资产阶级的事情，他们不仅有义务和责任去完成，而且应当由此得出最坚决的结论。仅仅这一个事实就足以表明德国的，特别是普鲁士的资产阶级在革命时期的态度。问题是应当由谁来统治，是纠集在专制君主制周围的社会势力和国家势力——封建大地主、军队、官僚、僧侣——还是资产阶级？正在形成的无产阶级之所以关心这一斗争，仅仅因为它将由于资产阶级的胜利而获得本身发展的场地，将在它总有一天会战胜其他一切阶级的斗争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但是，资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当与他们为敌的政府在他们主力所在地袭击他们，解散他们的议会，解除市民自卫团的武装并对他们本身实行戒严的时候，他们丝毫也没有采取行动。这时共产主义者补上了这个缺口，号召资产阶级去完成纯粹是它分内的事情。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应该组成与旧的封建社会相反的新社会，应该一致行动。号召当然没有奏效，同时却出现了这样的历史讽刺：现在，同一个资产阶级一方面审判革命的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者，另一方面审判反革命的政府。

　　第二，——这一点使辩护词在现在仍然有特别的重要性——它维护了革命观点，反对了政府的虚伪的法制，它这样做所采取的方式，在今天对某些人来说还可以当做范例。——我们那时号召过人民拿起武器来反对政府吗？是的，我们是这样做了。而且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破坏了法律，抛弃了法制基础吗？是的，然而政府早在我们破坏这些法律以前就撕毁了它们，把它们掷在人民的脚下，法制基础也就不再存在了。可以把我们作为战败了的敌人消灭，但不能判我们有罪。

　　各个官方政党，从“十字报”到“法兰克福报”²³⁰都指责社会民主工党，说它是革命党，说它不想承认1866年和1871年制定的法制基础，从而就置身于公法之外——所有的人，直到民族自由党为止，至少都是这样说。²³¹我且不谈这种怪论：仿佛某一个人维护某种意见就会置身于公法之外。真正的警察国家就是这样的，它认为，最好是悄悄地采取行动，而在口头上鼓吹法治国家。1866年的法制基础难道不是革命的基础吗？联邦宪法破坏了，又向联邦成员宣了战。²³²俾斯麦说，不，是别人破坏了联邦。对此我们可以这样回答，一个革命政党如果不能为每一次武装发动找到一些至少像俾斯麦为他在1866年的活动而找到的同样好的法制基础，那它就太愚蠢了。然后，内战被挑起了，因为1866年战争不是别的，正是内战。但是，任何内战^FN1都是革命战争。这次战争是用革命的手段进行的。人们同外国联合起来反对德国人，把意大利的军队和舰只引进战斗，把可以获得德国莱茵地区这一前景作为对波拿巴的钓饵。匈牙利军团被组织起来了，这个军团应当为了革命的目的去反对自己世袭的君主；在匈牙利依靠克拉普卡，正像在意大利依靠加里波第那样。胜利了，吞并了三个受命于天的王国：汉诺威、黑森选帝侯国、拿骚，这三个国家之中的任何一个至少都像普鲁士王国那样，是正统的、“世袭的”和“受命于天的”。²³³最后，把帝国宪法强加给联邦其他成员，这些邦，例如萨克森，就做普鲁士当年接受提尔西特和约一样，自愿地接受了这部宪法。²³⁴

　　对此我应当埋怨吗？不，我连想都没有想到要这样做。对历史事件不应当埋怨，相反地，应当努力去理解它们的原因，以及它们的还远远没有完全显示出来的后果。但是对于那些做过这一切事情的人，完全有权要求他们不要指责别人是革命者。德意志帝国是革命的产物，当然，这是一个特种的革命，但毕竟还是革命。一个人可以做的，别人做做也无妨。革命仍然是革命，不管由普鲁士国王完成，还是由锅炉修补工完成，都是一样。如果现存的政府利用现行法律来摆脱它的反对者，那末它所做的是任何一个政府所做的。但是，如果它以为要完全把他们吓倒只需要大喝一声：你们是革命者！那末它用这种办法最多只能吓倒庸人。整个欧洲却会响起一个回声“你自己就是革命者！”

　　但是，如果要求放弃从历史关系中必然产生的革命本质，而被这样要求的政党又是先被置于公法之外，即法律之外，然后又要求它承认正是对它说来是废止了的法制基础²³⁵，那简直就可笑极了。

　　关于这一点居然还要费一番唇舌，这又一次证明了德国在政治上的落后。在世界其他国家，每个人都知道，目前整个政治情况正是革命的结果。法国、西班牙、瑞士、意大利——有多少国家，就有多少受命于革命的政府。在英国，甚至连辉格党人马考莱也承认，现代法制是建立在一次又一次的革命（revolutions　heaped　upon　revolutions）的基础之上的。近百年来，美国每逢7月4日都纪念自己的革命。²³⁶在这些国家里，大多数都存在着一些在现存法制不能加以约束时就不再受其约束的政党。但是，如果有人在像法国这样的国家里指责保皇党人或波拿巴派是革命者，那他准会受到嘲笑。

　　只有在德国，——在那里，政治上还没有彻底解决过什么问题（否则它就不会被割裂为两部分，即奥地利和所谓德国），正因为这样，过去了的、但刚刚被克服了一半的时代的观念也就在人们头脑中不朽地存在下去（因此德国人才自称为思想家的民族），——只有在这样的德国还会要求一个政党不仅在实际上而且在精神上都受现存的所谓法制的约束；要求这个政党预先保证，无论出现什么情况，也不要推翻它与之斗争的法制基础，即使能做到也不要做，换句话说，它必须承担使现存政治制度永世长存的义务。要求德国社会民主党不再是“革命者的”用意只此而已。

　　但是，德国小市民——他们的意见仍然代表着德国的舆论——是特别的人。他们从来没有进行过一次革命。1848年革命是工人替他们进行的，而这次革命使他们感到害怕。但是他们却忍受了更多的革命。因为在德国，近三百年来革命是由诸侯进行的，而革命也就适合诸侯们的要求。他们在自己领土上的全部最高权力以至于他们的主权都是反叛皇帝的成果。普鲁士首先为他们做出好榜样。普鲁士只是在“大选帝侯”^FN2胜利完成反对其宗主波兰王国的暴动并建立不依附于波兰的普鲁士公国以后，才成为一个王国。²³⁷从弗里德里希二世以来，普鲁士的反德意志帝国的暴动是经常进行的；它“唾弃”帝国宪法的程度比我们勇敢的白拉克唾弃反社会党人法的程度还要严重。后来发生了法国革命，诸侯和小市民都同样悲哀和叹息不已地忍受了这次革命。根据1803年帝国代表会议的决议，法国人和俄国人用最革命的方法把德意志帝国分配给德国的诸侯，因为这些诸侯自己对于瓜分不能取得一致意见。²³⁸然后来了拿破仑，他让那些受到他特别保护的巴登、巴伐利亚和维尔腾堡的诸侯能够占据所有在他们领土之内和在他们领土之间而直接参加帝国的伯爵领地、男爵领地和城市。接着这三个叛国者成功地发动了反对它们皇帝的最后一次叛乱，在拿破仑的帮助下获得主权，从而彻底摧毁了古老的日耳曼帝国。²³⁹从此以后，德国实际上的皇帝拿破仑几乎每隔三年就把德国在他的忠实奴仆，德国的以及其他的诸侯中间重新分配一次。最后，终于从外国的统治下光荣解放出来了，维也纳会议，即俄国、法国和英国，为了奖赏，就把德国当做一块供普遍赔偿之用的土地分配和拍卖给没落的诸侯，居住在大约两千块互相隔离的小块土地上的德国小市民像绵羊一样被分配给三十六个不同的君主，在今天他们对这些君主中的大多数人还像对他们世袭的君主一样表现出“顺民的忠诚”。这一切难道不是革命的吗，施纳普汉斯基-利希诺夫斯基在法兰克福议会中大声说道：历史权利没有任何日期！²⁴⁰他说得多么正确。它确实是从来就没有日期的！

　　因此，德国小市民对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要求，就只有一个意义：这个党应当成为像小市民自己那样的小市民的党，决不要参加革命，而只是忍受革命。但是通过反革命和革命取得政权的政府也提出这样的要求，那就只能意味着：当革命由俾斯麦为了俾斯麦及其同伙而进行的时候，它就是好的，但是，当革命为了反对俾斯麦及其同伙而进行的时候，它就是坏的。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85年7月1日于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