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杜林论¹
三版序言

一

　　这部著作决不是什么“内心激动”的成果。恰恰相反。

　　三年前，当杜林先生作为社会主义的行家，同时兼社会主义的改革家，突然向当代挑战的时候²，我在德国的友人，再三向我请求，要我在当时的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人民国家报》³上批判地阐明这一新的社会主义理论。他们认为，为了不在如此年轻的、刚刚不久才最终统一起来的党内造成派别分裂和混乱局面的新的可能，这是完全必要的。他们比我能更好地判断德国的情况，所以我理应听从他们的意见。此外，还可以看到，这个新改宗者受到了一部分社会主义出版物的热诚欢迎，诚然，这种热诚只是对杜林先生的好意的表示，但同时也使人看出，这一部分党的出版物，正是估计到杜林的好意，才不加考察地也相信了杜林的学说。还有些人已经准备以通俗的形式在工人中散布这个学说。最后，杜林先生及其小宗派利用了一切广告和阴谋的手段，迫使《人民国家报》对于抱着这样巨大野心的新学说采取明确的态度。

　　虽然如此，但是在一年之后，我才下决心放下其他的工作，着手来啃这一个酸果。它正是这样的一种果子，只要一开始啃它，就不能不把它啃完；此外，它不仅是很酸的，而且也是很大的。这种新的社会主义理论是以某种新哲学体系的最终实际成果的形式出现的。因此，必须联系这个体系来研究这一理论，从而研究这一体系本身；必须跟着杜林先生进入一个广阔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他谈到了所有各种东西，而且还谈到一些更广泛的东西。这样就产生了一系列的论文，它们从1877年初陆续发表在《人民国家报》的续刊——莱比锡的《前进报》上，而在这里汇集成书，献给读者。

　　这样，对象本身的性质，迫使批判不得不采取同这一对象的科学内容即同杜林著作的科学内容极不相称的详尽程度。但是另外还有两种情况可以作为这一详尽程度的理由，一方面，它使我在这本书所涉及到的各种极其不同的领域中，有可能正面地发挥我对争论问题的见解，这些问题在现时具有较为普遍的、科学的或实践的意义。这在每一章里都可以看到，这书的目的并不是以另一个体系去同杜林先生的“体系”相对立，可是希望读者也不要忽略我所提出的各种见解之间的内在联系。我现在已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我在这方面的工作不是完全没有成效的。

　　另一方面，“创造体系的”杜林先生，在当代德国并不是个别的现象。近来在德国，天体演化学、自然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等体系，雨后春笋般地生长起来。最蹩脚的哲学博士，甚至大学生，不动则已，一动至少就要创造一个完整的“体系”。正如在现代国家里，假定每一个公民对于他所要表决的一切问题具有判断能力一样，正如在经济学中，假定每一个消费者对于他所要买来以供日用的所有商品都是真正的内行一样，——现在科学上认为也要遵守这样的假定。所谓科学的自由，就是人们可以撰写他们所没有学过的一切东西，而这被冒充是唯一严格的科学方法。杜林先生正是这种放肆的假科学的最典型的代表之一，这种假科学，现在在德国很流行，并把一切淹没在它的高超的胡说的喧嚷声中。诗歌、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科学等方面有这种高超的胡说；教研室和讲台上有这种高超的胡说；到处都有这种高超的胡说；这种高超的胡说妄想出人头地并成为深刻思想，以别于其他民族的单纯平庸的胡说；这种高超的胡说是德国智力工业最标本和最大量的产品，它们价廉质劣，完全和德国其他的制造品一样，可惜它们没有和这些制造品一起在费拉得尔菲亚的博览会上陈列出来⁴。甚至德国的社会主义，特别是在杜林先生的范例之后，近来也正在热中于大量的高超的胡说，造就出以“科学”自傲但对这种科学又“确实什么也没有学到”⁵的各色人物。这是一种幼稚病，它说明德国大学生开始转向社会民主主义方面，它和这一过程是分不开的，可是由于我们工人的非常健康的本性，这种幼稚病无疑地将被克服。

　　如果在那些我最多只能以涉猎者的资格出来说话的领域里，我也不得不跟着杜林先生走，那末这不是我的过错。在这种情况下，我大多只是限于举出正确的、无可争辩的事实去反驳我的论敌的谬误的或歪曲的断言。在法学以及自然科学的几个问题上，我就是这样做的。在其他情况下，谈的是理论自然科学的一般观点，就是说，是这样的一个领域，在那里，专门的自然科学家也不得不越出他的专业的范围，而涉及到邻近的领域——在那里，他象微耳和先生所承认的，也和我们任何人一样只是一个“半通”⁶。在这方面人们对于表达上稍有不确切之处和笨拙之处所给予的那种谅解，我希望也能够得到。

　　当我写完这篇序言的时候，我见到了由杜林先生草拟的出版商的广告：杜林先生的一本新的“权威”著作《合理的物理和化学的新的基本定律》已经出版。我深知自己在物理和化学方面的知识不够，可是我总相信，对于我的杜林先生我是很知底的。所以，甚至没有看到上述的著作，就可以预言，杜林先生在这本书内所提出的物理和化学的定律，在其谬误或陈腐的程度上，尽可以同他以前所发现的并在我的这本书中被批判的经济学、世界模式论等等的规律相媲美；而杜林先生所设计的低温计，或测量低温的仪器，不是用来测量温度高低，而唯一地只是用来测量杜林先生的无知的高傲。

1878年6月11日于伦敦

二

　　本书要发行新版，这是出乎我的意料的。本书所批判的对象现在几乎已被遗忘了；这书不但在1877至1878年间分篇登载于莱比锡的《前进报》上，以飨成千上万的读者，而且还以单行本和分册的形式大量发行。我在几年前所写的关于杜林先生的东西，现在怎么还能使人发生兴趣呢？

　　这首先是下述情况造成的：在反社会党人法⁷颁布之后，本书和几乎所有当时正在流行的我的其他著作一样，立即在德意志帝国遭到查禁。谁要是不死抱住神圣同盟⁸各国的传统的官僚偏见不放，谁就一定会清楚地了解这种措施的效果：被禁的书籍两倍、三倍的畅销，这暴露了柏林的大人先生们的无能，他们颁布了禁令，但却不能执行。事实上，由于帝国政府的照顾，我的若干短篇著作发行了比我自身努力所能达到的更多的新版；我没有时间对本文作适当的修订，而大部分不得不简单地听其照旧版翻印。

　　不过还有另一种情况，本书所批判的杜林先生的“体系”，扩及非常广泛的理论领域，这使我不能不跟着他到处跑，并以自己的见解去反驳他的见解。因此消极的批判成了积极的批判；论战转变为马克思和我所主张的辩证方法和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比较连贯的阐述，——而这一阐述包含了相当广泛的领域。我们这一世界观，首先在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中问世，经过了二十余年的潜伏时间，到《资本论》出版以后，就以日益增长的速度，扩大它的影响，并为日益广大的阶层所接受。⁹现在，它已远远越出欧洲的范围，在一切有无产者和无畏的科学理论家的国家里，都受到了重视和拥护。因此，看来有这样的读者，他们对于这一问题极感兴趣，他们由于本书所作的正面阐述而容忍现在在许多方面已经丧失目标的对杜林观点的论战。

　　顺便指出：本书所阐述的世界观，绝大部分是由马克思所确立和阐发的，而只有极小的部分是属于我的，所以，我的这部著作如果没有他的同意就不会完成，这在我们相互之间是不言而喻的。在付印之前，我曾把全部原稿念给他听，而且经济学那一编的第十章（《〈批判史〉论述》）就是由马克思写的，只是由于外部的原因，我才不得不很遗憾地把它稍加缩短。在各种专业上互相帮助，这早就成了我们的习惯。

　　现在的新版，除了一章，其余都按第一版翻印，未作修改。一方面，虽然我很想修改某些叙述，可是我没有时间作彻底的修订。而且我担负着编印马克思遗稿的责任，这比其他一切事情都远为重要。此外，我的良心也不允许我作任何修改。本书是部论战性的著作，我觉得，既然对方不能修改什么，那我这方面也理应不作任何修改。我只能要求有反驳杜林先生答词的权利。可是关于杜林先生对我的论战所写的东西，我没有看过，而且如无特殊的必要，我也不想去看；在理论方面，我对于他的清算已告结束。况且在我的书出版之后，柏林大学曾经以过分不公正的态度对待杜林先生，所以我对他必须更加遵守文字论战所应遵守的一切规则。自然，这个大学为了这件事受到了谴责。这个大学竟然在人所共知的情况下剥夺了杜林先生的教学自由，所以，如果人们在同样的人所共知的情况下把施韦宁格先生强加于这个大学，那末它是无权表示惊讶的。¹⁰

　　只有一章，我允许自己作些解释性的增补，这就是第三编第二章：《理论》。这里所涉及的仅仅是我所主张的观点的一个核心问题的表述，所以如果我力图写得通俗些，增补得完整些，我的论敌是不会有所责难的。此外，在这里还有外部原因。我为我的朋友拉法格把本书的三章（《引论》的第一章及第三编的第一、二两章）编成独立的小册子，以便译成法文出版；在法文版成为意大利文版和波兰文版所依据的文本之后，以《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为名的德文版也刊行了。这本书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就发行了三版，接着俄文的、丹麦文的译本也出现了。¹¹在所有这些版本里，只对上述的一章作了增补，而且如果我在刊行原本的新版时，拘守原文，而不顾它后来的已经成为国际性的版本，那末这将是一种迂腐行为了。

　　此外，我还想作修改的，主要有两点。第一，关于人类原始史，直到1877年，摩尔根才给我们提供了理解这一历史的关键。¹²可是在这之后，由于我有机会在自己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苏黎世版）¹³一书中运用在这期间我所能获得的材料，所以这里只要指出这部较晚的著作就够了。

　　第二，关于理论自然科学的那部分，这里叙述得极其笨拙，有些地方现在尽可以表达得更清楚些，肯定些。既然我认为自己没有权利对这部分加以修订，所以我理应在这里作一次自我批评。

　　马克思和我，可以说是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了自觉的辩证法并且把它转为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唯一的人。可是要确立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需要具备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马克思是精通数学的，可是对于自然科学，我们只能作零星的、时停时续的、片断的研究。因此，当我退出商界并移居伦敦¹⁴，从而获得了研究时间的时候，我尽可能地使自己在数学和自然科学方面来一个彻底的——象李比希所说的——“脱毛”¹⁵，八年当中，我把大部分时间用在这上面。当我不得不去探讨杜林先生的所谓自然哲学时，我正处在这一脱毛过程的中间。所以，如果我在这方面常常找不到确切的技术用语，如果总的来说我在理论自然科学的领域中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笨拙，那末这是极其自然的。可是另一方面，我意识到自己还没有把握（这点我在当时还不能克服），这也使我谨慎起来；没有人能指出我真正违反了当时人所共知的事实，或者不正确地叙述了当时公认的理论。在这方面，只有一个尚未被人承认的伟大数学家，写信给马克思，诉说我放肆地触犯了的名誉¹⁶。

　　不言而喻，在我对数学和自然科学作概括叙述时，我在细节上也确信那种对我来说在总的方面已没有任何怀疑的东西，这就是：在自然界里，同样的辩证法的运动规律在无数错综复杂的变化中发生作用，正象在历史上这些规律支配着似乎是偶然的事变一样；这些规律也同样地贯串于人类思维的发展史中，它们逐渐被思维着的人所意识到；这些规律最初是由黑格尔全面地、可是以神秘的形式阐发的，而剥去它们的神秘形式，并从它们的全部的单纯性和普遍性上把它们清楚地表达出来，这就是我们的目的。显然，旧的自然哲学，无论它包含有多少真正好的东西和多少可以结实的萌芽⁽¹⁾，是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的。正如本书比较详细地阐明的那样，旧的自然哲学，特别是当它处于黑格尔形式中的时候，具有这样的缺陷：它不承认自然界有任何时间上的发展，任何“前后”，只承认“同时”。这种观点，一方面是由黑格尔体系本身造成的，这个体系把历史的不断发展，仅仅归于“精神”，另一方面，也是由当时自然科学的总的状况造成的。所以在这方面，黑格尔远远落后于康德，康德已经以自己的星云说，宣布了太阳系的起源，同时又以自己的关于潮汐延缓地球自转作用的发现，宣布了太阳系的毁灭。¹⁹最后，对我来说，事情不在于把辩证法的规律从外部注入自然界，而在于从自然界中找出这些规律并从自然界里加以阐发。

　　不过，要系统地并且在每个领域中都来完成这一点，却是一件巨大的工作。不仅所要掌握的领域几乎是漫无边际的，而且就是在这整个的领域中，自然科学本身也正处在如此巨大的变革过程中，以致那些即使有全部空闲时间来从事于此的人，也很难跟踪不失。可是自从卡尔·马克思去世之后，更紧迫的责任占去了我全部的时间，所以我不得不中断我的工作。目前我只好限于本书所作的概述，等将来有机会再把所获得的成果汇集、发表出来，或许同马克思所遗留下来的极其重要的数学手稿一齐发表。²⁰

　　可是，也许理论自然科学的进步，会使我的工作的绝大部分或全部成为多余的。因为单是把大量积累的、纯粹经验主义的发现予以系统化的必要性，就会迫使理论自然科学发生革命，这场革命必然使甚至最顽固的经验主义者也日益意识到自然过程的辩证性质。旧的不变的对立，严格的不可逾越的分界线正在日益消失。自从最后的“真正”气体也被液化以来，自从证实了物体可以被置于一种无法分辨它是液态还是气态的状况以来，聚集状态就丧失了它以前的绝对性质的最后残余。²¹根据气体运动说的原理，在纯气体中，个别气体分子的运动速度的乘方，在同温时和分子的重量成反比，这样，热也直接进入本身直接可以计量的运动形式的行列。如果说，新发现的、伟大的运动基本规律，十年前还仅仅概括为能量守恒定律，仅仅概括为运动不生不灭这种表述，就是说，仅仅从量的方面概括它，那末，这种狭隘的、消极的表述日益被那种关于能的转化的积极的表述所代替，在这里过程的质的内容第一次获得了自己的权利，对世外造物主的最后记忆也消除了。当运动（所谓能）的量从动能（所谓机械力）转化为电、热、位能等等，以及发生相反转化时，它仍是不变的，这一点现在已无须再当作什么新的东西来宣扬了；这种认识，是今后对转化过程本身进行更为丰富多采的研究的既得的基础，而转化过程是一个伟大的基本过程，对自然的全部认识都综合于对这个过程的认识中。自从按进化论的观点来从事生物学的研究以来，有机界领域内固定的分类界线一一消失了；几乎无法分类的中间环节日益增多，更精确的研究把有机体从这一类归到另一类，过去几乎成为信条的那些区别标志，丧失了它们的绝对效力；我们现在知道有孵卵的哺乳动物，而且，如果消息确实的话，还有用四肢行走的鸟²²。如果早在许多年以前，由于细胞的发现，微耳和不得不把动物个体的统一分解成细胞国家的联邦，——这与其说是自然科学的、辩证法的，不如说是进步党的²³，——那末循环于高等动物体内的阿米巴状的白血球的发现，使得关于动物的（因而也是人的）个体性的概念也变得复杂多了。可是，正是那些过去被认为是不可调和的和不能解决的两极对立，正是那些强制规定的分界线和类的区别，使现代的理论自然科学带上狭隘的形而上学的性质。这些对立和区别，虽然存在于自然界中，可是只具有相对意义，相反地，它们那些被设想的固定性和绝对意义，则只不过是被我们人的反思带进自然界的——这样的一种认识，构成辩证自然观的核心。大量积累的自然科学的事实迫使人们达到上述的认识；如果有了对辩证思维规律的领会，进而去了解那些事实的辩证性质，就可以比较容易地达到这种认识。无论如何，自然科学现在已发展到如此程度，以致它再不能逃避辩证的综合了。可是，如果自然科学不忘记，那些把它的经验概括起来的结论是一些概念，而运用这些概念的艺术不是天生的，也不是和普通的日常意识一起得来的，而是要求有真实的思维（它也有长期的经验的历史，其时期之长短和经验自然科学的历史正好是一样的），——如果自然科学不忘记这些，那末，它就会使自己比较容易地经历这个过程。正是由于自然科学正在学会掌握二千五百年来的哲学发展所达到的成果，它才可以摆脱任何与它分离的、处在它之外和之上的自然哲学，而同时也可以摆脱它本身的、从英国经验主义沿袭下来的、狭隘的思维方法。

1885年9月23日于伦敦

三

　　这一新版，除了几处无足轻重的文字上的修改，都是照前一版翻印的。只有一章，即第二编第十章《〈批判史〉论述》，我作了重要的增补，理由如下。

　　正如第二版序言已经提到的，这一章所有重要的部分都是马克思写的。在预定作为杂志文章的初稿上，我不得不把马克思的手稿大加删节，而恰恰在所删掉的部分里，对杜林主张的批判，与对经济学史的独特阐述相比较，远远退居次要地位。但是这些见解恰恰又是手稿当中甚至直到现在还具有重大的和长远的意义的那部分。我认为，自己有责任把马克思阐明了象配第、诺思、洛克、休谟这些人在古典经济学产生过程中所应占的地位的那些部分，尽可能完全地并逐字逐句地发表出来；而他对魁奈的《经济表》所作的说明就更是如此了，这个表对整个现代经济学来说，仍然是不可解的斯芬克斯之谜^FN1。相反地，凡是专门涉及杜林先生著作的地方，只要不影响上下文的联系，我都把它删掉了。

　　最后，我感到十分满意，因为自从第二版以来，本书所主张的观点已经深入科学界和工人阶级的社会意识中，——而且这种情况出现在世界上一切文明国家里。

弗·恩格斯
1894年5月23日于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