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结果

　　我们已经相当详细地考察了英国城市工人的生活条件，现在我们可以从这些事实做出结论并且再用这些结论来和实际情况互相印证。我们来看一看，生活在这种条件下的工人本身变成了什么样子，这是些什么样的人，他们在体格方面、智力方面和道德方面的面貌是怎样的。

　　如果一个人伤害了另一个人的身体，而且这种伤害引起了被害人的死亡，我们就把这叫做杀人；如果杀人者事先知道这种伤害会送人的命，那末我们就把他的行动叫做谋杀。但是，如果社会⁽¹⁾把成百的无产者置于这样一种境地，即注定他们不可避免地遭到过早的非自然的死亡，遭到如同被刀剑或枪弹所杀死一样的横死，如果社会剥夺了成千人的必需的生活条件，把他们置于不能生存的境地，如果社会利用法律的铁腕强制他们处在这种条件之下，直到不可避免的结局——死亡来临为止，如果社会知道，而且知道得很清楚，这成千的人一定会成为这些条件的牺牲品，而它仍然不消除这些条件，那末，这也是一种谋杀，和个人所进行的谋杀是一样的，只不过是一种隐蔽的阴险的谋杀，没有人能够防御它，它看起来不像是谋杀，因为谁也看不到谋杀者，因为谋杀者是所有的人，同时又谁也不是，因为看起来被杀的人似乎是自然地死去的，因为这与其说是犯罪，不如说是渎职。但这仍然是谋杀。我现在就来证明：英国社会每日每时都在犯这种英国工人报刊有充分理由称之为社会谋杀的罪行；英国社会把工人置于这样一种境地：他们既不能保持健康，也不能活得长久；它就这样不停地一点一点地毁坏着工人的身体，过早地把他们送进坟墓。我还要证明：社会知道这种状况对工人的健康和生命是怎样有害，可是一点也不设法来改善。社会知道它所建立的制度会引起怎样的后果，因而它的行为不单纯是杀人，而且是谋杀，当我引用官方文献、政府报告书和议会报告书来确定杀人的事实的时候，这一点就得到了证明。

　　一个生活在上述条件下并且连最必需的生活资料都如此缺乏的阶级，不能够保持健康，不能够活得很长，这是不言而喻的。虽然这样，我们还是再一次地特别从工人的健康状况这一角度来把这些情况一个一个地考察一下。人口向大城市集中这件事本身就已经引起了极端不利的后果。伦敦的空气永远不会像乡间那样清新而充满氧气。250万人的肺和25万个火炉集中在三四平方德里的地面上，消耗着极大量的氧气，要补充这些氧气是很困难的，因为城市建筑本身就阻碍着通风。呼吸和燃烧所产生的碳酸气，由于本身比重大，都滞留在房屋之间，而大气的主流只从屋顶掠过。住在这些房子里面的人得不到足够的氧气，结果身体和精神都萎靡不振，生活力减弱。因此，大城市的居民患急病的，特别是患各种炎症的，虽然比生活在清新的空气里的农村居民少得多，但是患慢性病的却多得多。如果说大城市里的生活本身已经对健康有不好的影响，那末工人区里的污浊空气的危害又该多么大呵，我们已经看到，一切能使空气变得更坏的东西都聚集在那里了。在乡间，就是在房子旁边有一个污水坑，也不会那么有害，因为那里空气可以四面八方地自由流通。但是在大城市的中心，在四周全是建筑物、新鲜空气全被隔绝了的街道上和大杂院里，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一切腐烂的肉皮菜帮之类的东西都散发着对健康绝对有害的臭气，而这些臭气又不能自由地散出去，势必要把空气搞坏。这样，大城市工人区里的脏东西和死水洼对公共卫生总要引起最恶劣的后果，因为正是这些东西散发出制造疾病的毒气；被污染了的河流冒出来的水蒸气也是一样。但是还远不止于此。真正令人发指的，是现代社会对待大批穷人的方法。他们被引诱到大城市来，在这里，他们呼吸着比他们的故乡——农村坏得多的空气。他们被赶到城市的这样一些地方去，在那里，由于建筑得杂乱无章，通风情形比其余一切部分都要坏。一切用来保持清洁的东西都被剥夺了，水也被剥夺了，因为自来水管只有出钱才能安装，而河水又弄得很脏，根本不能用来洗东西。他们被迫把所有的废弃物和垃圾、把所有的脏水、甚至还常常把最令人作呕的脏东西倒在街上，因为他们没有任何别的办法扔掉所有这些东西。他们就这样不得不弄脏了自己所居住的地区。但是还不止于此。各种各样的灾害都落到穷人头上。城市人口本来就够稠密的了，而穷人还被迫更其拥挤地住在一起。他们除了不得不呼吸街上的坏空气，还成打地被塞在一间屋子里，在夜间呼吸那种简直闷死人的空气。给他们住的是潮湿的房屋，不是下面冒水的地下室，就是上面漏雨的阁楼。给他们盖的房子盖得让坏空气流不出去。给他们穿的衣服是坏的、破烂的或不结实的，给他们吃的食物是坏的、掺假的和难消化的。这个社会使他们的情绪剧烈地波动，使他们忽而感到很恐慌，忽而又觉得有希望，像追逐野兽一样地追逐他们，不让他们安心，不让他们过平静的生活。除了纵欲和酗酒，他们的一切享乐都被剥夺了，可是他们每天都在工作中弄得筋疲力尽，这就经常刺激他们去毫无节制地沉湎于他们唯一能办到的这两种享乐。如果这一切还不足以毁灭他们，如果他们抗住了这一切，那末他们也会在危机时期遭到失业。这时，他们保留下来的不多的一点东西也要被剥夺得干干净净。

　　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最贫穷的阶级怎么能够健康而长寿呢？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工人的死亡率极高，除了流行病在他们中间不断蔓延，除了他们的体力愈来愈弱，还能指望些什么呢？我们来看看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

　　我们从各方面都可以证明：位于城市中最糟的区域里的工人住宅，和这个阶级的一般生活条件结合起来，就成为百病丛生的根源。前面引证过的“机工”杂志中的那篇文章说得完全正确：肺部的疾病是这种生活条件的必然结果，而这类疾病也确实是在工人中间最常见。伦敦的特别是伦敦工人区的坏空气，最能助长肺结核的发展，在街上可以遇到许多面容憔悴的人，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在早晨，当大家忙着去上工的时候，如果到街上去蹓跶一下，那就会大吃一惊，怎么竟遇到这许多看上去或轻或重地患有肺结核的人。甚至在曼彻斯特，人们看起来也还不至于这样。这些每走一步都可以碰到的脸色苍白、身形瘦削、胸部窄小、眼睛凹陷的幽灵，这种虚弱无力、萎靡不振、没精打彩的面孔，我只是在伦敦才看到过这许多，虽然肺结核在英国北部的工厂城市里每年也都要夺去不少人的生命。除其他肺部疾病和猩红热外，和肺结核同样厉害的，首先是一种在工人中间有最可怕的破坏力的病疫——伤寒。根据官方关于工人阶级卫生状况的报告，这种灾害的到处蔓延，是直接由于工人的住宅很坏、通风不良、潮湿和肮脏而引起的。这个报告（不要忘记，它是由英国第一流的医生们根据其他医生的陈述写成的）断定，只要有一个空气不流通的大杂院，只要有一个没有污水沟的死胡同，就足以引起热病，特别是当居民住得很挤而附近又有腐烂的有机物的时候就更是这样，而且事实也几乎总是这样。这种热病的性质几乎到处都相同，而且几乎在一切场合下都会转为明显的伤寒。这种疾病在一切大城市的工人区里，甚至在较小的地方的某些修筑得坏而保持得又不好的街上都可以发现，而传布得最广的还是在贫民窟中，虽然它在较好的区域里自然也找得到个别的牺牲者。在伦敦，这种疾病已经猖獗好久了。它在1837年闹得特别厉害，这才有了上面提到的那个官方报告。根据萨斯伍德·斯密斯博士的关于伦敦热病医院的年报，1843年该院收容的病人有1462人，比过去的任何一年都多418人。在伦敦东区、北区和南区的潮湿而污秽的地方，这种疾病特别猖獗。病人多半是不久以前才从乡下来的工人，他们在路上、甚至到达伦敦以后都受尽了千辛万苦，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地睡在街上，找不到工作，终于得了热病。这些人进入医院时非常虚弱，必须服用极大量的葡萄酒、白兰地酒，氨制剂以及其他兴奋剂。全部病人中有16.5％死亡。在曼彻斯特也发现这种恶性的热病；在旧城、安柯茨、小爱尔兰等处的较坏的工人区，这种病几乎从来没有绝迹过，但在这些地方，也如同在英格兰各城市里一样，这种病还没有蔓延得像预料中的那样厉害。但是在苏格兰和爱尔兰，伤寒猖獗的程度却超出一切想像之外。在爱丁堡和格拉斯哥，在1817年物价腾贵期间，在商业危机后的1826年和1837年，伤寒都特别猖獗，而每次都延续了三年左右，才稍微缓和一个时候。在爱丁堡，在1817年流行病猖獗的时候，忠热病的将近有6000人，在1837年流行病期间则将近有10000人，而随着流行病的每一次重新来临，不仅患者的人数增加了，而且疾病的严重性和死亡率也增高了⁽²⁾。但是这种疾病在以前所有各期的肆虐情形，和1842年危机之后的猖獗比起来，就算不得什么了。整个苏格兰的穷人有1/6患了热病，乞丐般的流浪者以惊人的速度把这种灾害从一个地方带到另一个地方，但是并没有影响到社会的中上等阶级。在两个月中患热病的人比过去十二年还要多。1843年在格拉斯哥患热病的占居民的12％，共达32000人，其中有32％死掉，可是在曼彻斯特和利物浦，死亡率通常不超过8％。这种病的危险期是在第七天和第十五天；在第十五天上，病人的皮肤通常现出黄色，我们的权威认为，这种情况证明了，疾病的原因还应当从精神上的不安和忧虑方面去寻找⁽³⁾。在爱尔兰，这种流行病也是相当常见的。在1817—1818年的二十一个月中，住过都柏林医院的热病患者有39000名，据艾利生郡长说（“人口原理”第2卷），在后来的某一年中，甚至达60000名。1817—1818年流行病猖獗的时候，在科克住过热病医院的病人占居民的1/7，在同一时期，在里美黎克患热病的达全体居民的1/4，而在瓦特福德的贫民窟里竟占19/20⁽⁴⁾。

　　如果回想一下工人是生活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如果考虑一下，他们的住屋是怎样拥挤，每一个角落是怎样塞满了人，有病的和没病的又怎样都睡在一间屋子里，睡在一张床上，那末人们就只能惊奇，这样一种容易传染的热病竟没有蔓延得更广一些。如果注意到病人所得到的医疗极端不够，许多人根本听不到医生的忠告，连饮食方面应注意的最普通的事项也不知道，那末这死亡率就显得太小了。对这种病很有研究的艾利生博士，也和前面引证过的那个报告的作者一样，认为穷人的贫困和悲惨的处境是生病的原因；他说，正是匮乏和生活需要的不能满足，使身体容易感染疾病，并使流行病变得特别危险，使它迅速蔓延。他证明，在苏格兰和爱尔兰，在商业危机或歉收所造成的每一个艰难的时期中都有伤寒病流行起来，而且这种病几乎是专在工人阶级中间肆虐的。更值得注意的是，据他说，患伤寒的人多数都是当家人，也就是一家人里面最不能缺少的人；他所提到的爱尔兰医生大部分也证明了这一点。

　　引起其他许多疾病的直接原因，与其说是在于工人的居住条件，不如说是在于饮食方面。工人吃的食物一般都很不容易消化，对小孩子是完全不合适的；可是工人既没有钱也没有时间给自己的孩子弄到比较合适的食物。此外，还有一种很流行的习惯，就是给孩子喝烧酒，甚至食鸦片。由于这一切，再加上其他对孩子的身体发育有害的生活条件，孩子们就患上了遗害终身的各种消化器官病。几乎所有的工人都或多或少地患消化不良症，可是他们以后还是不得不吃那种使他们消化不良的食物。而且他们又哪里能知道这是有害的呢？即使他们知道，在他们的生活条件和习惯没有改变以前，他们又怎么能遵守比较适合的饮食规定呢？——但是，由于消化不良，他们还在童年时代就又染上了其他疾病。几乎所有工人都患着瘰疬，患瘰疬的父母常有患瘰疬的孩子，特别是在带有父母遗传下来的腺病质的孩子们又受到最初引起这种病的原因的影响的时候。婴儿发育期间的营养不良所产生的第二个后果是佝偻病（英吉利病，关节结节性赘瘤），这种病在工人的孩子中也是极常见的。骨头的硬化延缓，骨胳的成长整个地受到阻碍，除佝偻病的普通现象外，还常常可以看到腿和脊柱的弯曲。至于这些疾病在商业停滞、失业以及危机发生时工资低落的时期怎样由于工人生活变化无常而变得更加厉害，那就用不着我来说明了。几乎每一个工人在一生中都至少要过一段吃不饱饭的生活，这使得虽然质量坏但数量毕竟还够的食物所已经引起的后果更加严重起来。正是在最迫切地需要营养的时候只能吃个半饱的孩子们（这样的孩子在每一次危机期间真不知有多少！甚至在工业繁荣时期也是很多的！）是不能不极度衰弱，不能不患瘰疬和佝偻病的。而他们也正是这样，这从他们的外表就可以看出来。大批的工人的孩子所遭遇到的缺乏照顾的命运，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使整个工人阶级都衰弱了。如果再加上工人的衣服不适用，因而也不能防止伤风，非到病得最后躺倒就不能停止工作，一生病家庭就陷入极度的困境，通常得不到任何医疗等等情况，那就可以约略地想像到英国工人阶级的健康状况是什么样子了。而个别劳动部门中的工作在目前条件下所产生的不良后果，我还不打算在这里谈。

　　此外，还有其他种种因素使相当多的一部分工人的健康恶化。首先是酗酒。各种引诱，各种可能的诱惑都联合在一起，使工人走向酗酒。烧酒几乎是他们唯一的快乐的泉源，而且一切都似乎在促使工人去接近它。工人下工回家时已经筋疲力尽，困倦不堪，而家里又那么不舒适、不亲切、潮湿而且肮脏；他迫切地需要消遣，他必须有点什么东西使他感到还值得工作，感到明天的苦日子还能忍受；身体不健康、特别是消化不良所引起的疲惫、烦闷和忧郁的心情，由于其他的生活条件，由于生存没有保障，由于不能摆脱各种偶然事件的支配和无法改善一下自己的生活状况而达到了无可忍受的地步；他的身体已经被混浊的空气和恶劣的食物弄得很衰弱，迫切地需要某种外来的刺激；他的社交的要求只能在酒馆里得到满足，因为他没有别的地方可以会见自己的朋友。在这种条件下，工人怎么能不受酒的极强烈的诱惑，怎么能抵抗这种诱惑呢？相反地，由于精神上和肉体上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工人都不能不沉溺于酗酒。促使工人酗酒的，除了这些宁可说是肉体上的原因，还有其他许多情况起着作用：多数人这样做，教育又不够，年轻人不可能不受到诱惑，酗酒的父母常常直接影响自己的孩子（他们自己就给孩子们酒喝），人们相信喝醉了至少可以在几小时内忘却生活的困窘和压迫；这一切所起的作用是这样厉害，实在不能责备工人们爱喝酒。在这里，酗酒已不再是一种染上了就要受到责备的恶习。它逐渐成为一种必然现象，成为一定条件作用于没有意志（至少在这方面没有意志）的对象时所必然产生的后果。应该在这件事情上负责的是那些使工人沦为这种对象的人。但是，正像绝大多数工人必然要沉溺于酗酒一样，酗酒本身也必然要给它的牺牲者的肉体和精神以毁灭性的影响。它日益加强工人的生活条件所引起的容易感染疾病的倾向，它促进肺部疾病和胃病的发展，也极度地助长伤寒的发生和蔓延。

　　使工人阶级遭受肉体上的痛苦的另一个原因，是生了病不可能有高明的医生来诊治。的确，有许多慈善机关在设法弥补这种缺陷，例如曼彻斯特医院每年医治22000个病人，其中有住院治疗的，也有只接受医生的诊断和药品的。但是，对于一个每年有四分之三的居民需要医疗（根据盖斯克尔的计算⁽⁵⁾）的城市来说，这又算得了什么呢？英国医生索取的诊费很高，工人是出不起的。因此，他们只好根本不看病，或者求助于收费低廉的江湖医生和归根到底是害多利少的假药。在英国的一切城市里这种江湖医生都有好多，他们靠各式各样的广告、招贴及其他诡计在最穷的阶级中招揽顾客。此外，还有极多的包治百病的所谓特许专卖药（patent　medicines）出卖，什么莫里逊氏丸、帕尔氏生命丸、曼威灵博士丸以及成千种的其他丸药、香精和香膏等等，所有这些药剂都有一个特点，就是能医治世界上的一切疾病。这些药品固然很少含有直接有害的东西，但是经常大量服用，对身体到底还是有害的；而因为所有的广告都告诉外行的工人说，这些药品吃得愈多愈好，所以无怪乎工人们不管有没有必要，总是大量吞服这些药品。帕尔氏生命丸的制造者往往在一星期之内就卖出20000—25000盒这种万应灵药，这些丸药有的人用来治大便不通，有的人用来治泻肚子，有的人却用来治热病、虚弱以及各种各样的疾病。正如我们德国的农民喜欢在一定的季节里拔火罐或放血一样，英国工人喜欢吃特许专卖药，结果是戕害了自己，同时却填满了这些药品的制造者的钱袋。这些特许专卖药中最有害的一种，是用鸦片制剂（主要是鸦片的酒精溶液）制成的水药，即市上出售的所谓“高弗莱强身剂”。在家里工作并且要照顾自己的或别人的孩子的妇女们就给孩子们吃这种水药，使他们安睡，或者如她们中的许多人所想的，使他们强壮起来。由于她们不知道这种“强身”剂是如何有害，她们常常几乎是在孩子们一生下来的时候就给他们吃这种药，并且一直用这种药灌他们，直到他们死去为止。孩子的身体对鸦片的作用的感应愈来愈迟钝，服用量就愈来愈增加。如果这种水药不再起什么作用，就给孩子吃纯粹的鸦片酒精溶液，常常是一次15—20滴。诺定昂的验尸官曾向一个政府调查委员会做证说⁽⁶⁾：据一个制药者自供，他在一年内为配制“高弗莱强身剂”就使用了1300磅糖浆。这种治疗对孩子们会引起怎样的后果，那是容易想像的。他们逐渐变得面色苍白，精神萎靡，身体衰弱，大部分不到两岁就死了。这种药剂在英国的一切大城市和工业区里都有很广的销路。

　　这一切所引起的后果就是工人的身体普遍衰弱。在他们中间很少看到强壮的、体格好的和健康的人，至少多半在室内工作的产业工人是如此，而我们在这里所谈的也仅仅是他们。他们几乎全都身体衰弱，骨瘦如柴，面色苍白，除了他们在工作时特别用劲的那些肌肉，其他肌肉都是不发达的。几乎所有的人都消化不良，因而都或多或少地患着忧郁病，总是愁眉苦脸，不高兴。他们的衰弱的身体无力抵抗疾病，因而随时会病倒。因此，他们老得快，死得早。死亡统计表就无可反驳地证明了这一点。

　　根据出生、死亡、婚姻登记处主任詹格莱安的报告，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死亡率每年稍低于2.25％，即每45人中每年有1人死亡⁽⁷⁾。至少1839—1840年的平均数是这样的；次年死亡率稍稍降低了一点，每46人中才有1人死亡。但在大城市中，死亡率就完全不同了。我手头有几份官方的死亡统计表（公布在1844年7月31日的“曼彻斯特卫报”上），根据这些统计表，下面几个大城市的死亡率是这样：在曼彻斯特，如包括索尔福和却尔顿在内，是1：32.72，不包括索尔福和却尔顿在内，是1:30.75；在利物浦，如包括西得比这个郊区在内，是1:31.90，不包括西得比在内，是1:29.90；可是，根据柴郡、郎卡郡和约克郡（这一地区包括许多农业区或半农业区以及许多小城市，总人口为2172506人）的综合材料，死亡率是1:39.80。城市工人的生活条件如何恶劣，从郎卡郡的普莱斯科特的死亡率就可以看出；这是一个煤矿工人聚居的地方，而因为煤矿中的工作对健康的影响并不很好，所以在这方面它还不如农业区。但是这些工人是住在乡下的，他们的死亡率是1:47.54，就是说，比整个英格兰的平均数字约低2 ¹/₂。所有这些材料都引自1843年的死亡统计表。在苏格兰的各城市里，死亡率还要高：在爱丁堡，1838—1839年是1:29，而1831年在旧城甚至是1:22；在格拉斯哥，根据考温博士的统计（“格拉斯哥的出生率和死亡率的统计”）¹⁰⁴，自1830年以来，平均是1:30，而有些年份则是1:22或1:24。平均寿命大大缩短这种情况主要发生在工人阶级方面，而各阶级的平均寿命，因为上等阶级和中等阶级的死亡率较低，所以显得比较长，这从各方面都可以得到证明。有一个最新的证明是曼彻斯特的医生普赫霍兰德提供的，他受官方委托，调查过曼彻斯特郊区梅德洛克河畔的却尔顿⁽⁸⁾。他把房屋和街道各分为三等，得出如下的死亡率：

一等街，一等房屋：死亡率是1:51 　　一等街，二等房屋：死亡率是1:45 　　一等街，三等房屋：死亡率是1:36 　　二等街，一等房屋：死亡率是1:55 　　二等街，二等房屋：死亡率是1:38 　　二等街，三等房屋：死亡率是1:35 　　三等街，一等房屋：缺 　　三等街，二等房屋：死亡率是1:35 　　三等街，三等房屋：死亡率是1:25

　　从霍兰德所提供的其他许多表格里可以看出：二等街的死亡率比一等街高18％，三等街比一等街高68％；二等房屋的死亡率比一等房屋高31％，三等房屋比一等房屋高78％；而肮脏的街道经过清扫以后，死亡率就降低了25％。他用下面的话结束自己的报告，这些话从一个英国资产者的口里讲出来，要算是很坦白的了：

　　“既然我们发现某些街上的死亡事比别的街上高3倍，而整个等级的街又比其他等级的街高1倍，既然我们又发现死亡率在糟糕的街上几乎总是高的，而在情况较好的街上几乎总是低的，那末我们就不能不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我们的大批的同胞，我们的成百的近邻每年都因缺乏最普通的预防措施而被毁灭了（destroyed）。”

　　关于工人阶级卫生状况的报告中有些资料也证实了同样的事实。1840年，利物浦上等阶级（贵族、自由职业者等等）的平均寿命是三十五岁，商人和光景较好的手工业者是二十二岁，工人、短工和一般雇佣劳动者只有十五岁。在议会报告书里还可以找到许多类似的事实。

　　死亡数字之所以这样高，主要是由于工人阶级的幼儿的死亡率很高。小孩子的娇嫩的身体最不能抵抗恶劣的生活条件的不利的影响。如果父母都工作，或者其中死了一个，孩子就常常没有人照顾，这种情况很快就会造成恶果；因此，像曼彻斯特这个地方，根据我们在前面刚提到过的那个报告，工人的孩子有57％以上不到五岁就死掉，可是，上等阶级的孩子在五岁以前死亡的却只有20％，而农业区各阶级所有的孩子在五岁以前死亡的平均也不到32％⁽⁹⁾，这就没有什么可以奇怪的了。在前面引证过几次的“机工”杂志中的那篇论文里面，我们找到了关于这方面的更精确的材料。该文的作者把城市和农业区里各种小儿病的死亡数字加以比较，证明曼彻斯特和利物浦的流行病所引起的死亡率，一般说来比农业区高2倍；城市中患神经系统疾病的比农村中多4倍，而患胃病的则比农村多1倍多，同时，城市中因肺部疾病而死的人数和农村中的比较起来是2.5:1。在城市里，因天花、麻疹、百日咳和猩红热而死的小孩子比农村中多3倍，因脑水肿而死的多2倍，因痉挛而死的多9倍。为了再引证一个权威的材料，我在这里举出一个表，这个表是威德博士从1832年的议会工厂委员会报告中借用来放在他的“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历史”（1835年伦敦版第3版）里面的。

在每10000年死亡人口中	5岁以下	5-19	20-39	40-59	60-69	70-79	80-89	90-99	100岁以上
拉特兰德郡－卫生状况良好的农业区	2885	891	1275	1299	1189	1428	938	112	3
艾塞克斯郡－沼泽地农业区域	3159	1110	1526	1413	963	1019	630	177	3
工厂出现以前1779-1787年的卡赖尔市	4408	911	1006	1201	940	826	533	153	22
工厂出现以后的卡赖尔市	4974	1136	1114	1114	553	532	298	38	3
工厂城市里子	5286	927	1198	1198	593	512	225	29	2

　　除了贫穷阶级被压迫及其利益被忽视所必然引起的这一切疾病，还有其他的原因促使幼儿的死亡率上升。在许多家庭里，妻子和丈夫一样地出外工作，结果孩子就完全没有人照顾，他们或者被锁在家里，或者被交给雇来照看他们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有成百的孩子死于各种各样的不幸事件，那还有什么奇怪的呢？任何一个地方也不像英国的大城市有这样多的孩子被车辗死，被马踩死，任何一个地方也不像这些城市有这样多的孩子摔死、淹死或烧死。孩子们因烧伤或被开水烫伤而致死的特别多。这种事情，在曼彻斯特的冬季数月里几乎每周都要发生一次，在伦敦也一样地多，只是报上很少登出来罢了；我手头只有1844年12月15日“每周快讯”上的一篇报道。根据这篇报道，从12月1日到7日这一星期中就发生了六起这样的事件。这些惨遭横死的不幸的孩子们完全是我们的社会混乱以及热中于保持这种混乱状况的有产阶级的牺牲品。但是也很难断定，甚至这种可怕的痛苦的死亡对这些孩子来说是否不是一件好事，因为这种死亡使他们摆脱了充满贫穷和苦难的、痛苦多而欢乐少的、漫长的一生。英国已经到了这种地步，资产阶级也天天在报纸上读到这一切，可是他们却无动于中。然而，如果我根据我所引用的那些不能不为他们所熟悉的官方或非官方的证据，控告他们犯了社会谋杀罪，他们是没有权利申辩的。他们应该想办法结束这种可怕的情况，否则就把管理公共事务的权力移交给工人阶级。对后一种办法，他们丝毫也不感到兴趣；而前一种呢，只要他们还是资产阶级，还不能抛弃资产阶级的偏见，他们就无力做到。事实上，虽然在现在，在几十万牺牲者已经倒下去以后，他们终于采取了一些微小的预防性的措施，公布了一个对住宅乱七八糟地挤在一起的情形总算稍微限制了一下的首都建筑法案¹⁰⁵，虽然他们夸耀他们这种不仅没有触动罪恶的根源而且连卫生警察的最平常的要求都不能满足的措施，但是他们还是不能以此来洗清他们的罪名。英国资产阶级现在只有两条路，或者不顾这种落到他们身上的无可反驳的谋杀的罪名，继续把统治权握在自己手里，或者就自己引退，把政权让给工人阶级。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是宁愿选择第一条道路。

　　现在让我们从工人的身体状况转到精神状况。既然资产阶级所关心的只是工人的最起码的生活，那我们也就不必奇怪它给工人受的教育只有合乎它本身利益的那一点点。而这一点实在并不怎么多。英国的教育设施和人口数目比起来，少得很不相称。工人阶级可以进的不多的几个日校，只有少数人才能够进去，而且这些学校都是很坏的，教师都是已经失去了工作能力的工人或者是做什么工作都不适合的人，他们只是为了生活才来当教师，大多数连自己也没有具备最必要的基本知识，缺乏教师所应当具备的道德品质，并且一点也受不到公众的监督。这里也受着自由竞争的支配，照例也是有钱人在这上面占便宜，而穷人吃亏，因为对穷人来说竞争恰好不是自由的，他们没有相应的知识来做正确的选择。没有一个地方实行义务教育；在工厂里，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所谓义务教育也只是在名义上存在，当政府在1843年的议会会议上要想真正实施原来只是徒有其名的义务教育的时候，工业资产阶级就倾全力来反对，尽管工人表示坚决赞成。此外，有大批的儿童整个星期都在工厂和家里工作，因而不能上学。而为白天做工的人办的夜校几乎根本就没有人去，去了也得不到什么好处。青年工人累了十二小时之久，还要叫他们在晚上八点到十点去上学，这也未免太过分了。那些去上学的人多半在上课的时候就睡着了，“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中有几百个证据都证实了这一点。固然也开办了主日学，但是那里教师极端缺乏，而且只是对那些已经在日校里学过一点的人，才能有些好处。从一个星期日到下一个星期日相隔的时间太长了，一个完全没有受过教育的孩子很难在下一次上课时不忘记他在上一次，即一星期前上课时学到的东西。关于这一点，“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中有成千的证据，委员会本身也坚决认为，无论是日校或主日学都远不能适应国家的需要。这个报告中举了一些关于英国工人阶级的愚昧无知的例子，这样的愚昧无知甚至在西班牙和意大利那样的国家里也是很少有的。但是事情怎么能不这样呢？工人受教育，对资产阶级好处少，但可怕的地方却很多。政府在5500万英镑的庞大预算中用于国民教育的只是4万英镑这样一个可怜的数目。假若没有各宗教教派的热狂，教育经费也许还要少得可怜，而这种宗教热狂带来的害处至少可以和它在某些方面的好处相抵。但是国教教会成立了自己的National　Schools〔国民学校〕，每一个教派也都成立了自己的学校，而它们这样做的唯一目的就是要把本教教徒的孩子保留在自己的怀抱里，可能的话，还要从别的教派那里把某些不幸的孩子的灵魂抢夺过来。结果是，宗教，而且恰好是宗教的最无聊的一面（即对异教教义的辩驳）成了最主要的课程，孩子们的脑子里塞满了不能理解的教条和各种神学上的奥妙东西，从童年时期起就培养起教派的仇恨和狂热的偏执，而一切智力的、精神的和道德的发展却被可耻地忽视了。工人曾不止一次地要求议会建立纯世俗的国民教育制度，而把宗教教育交给每一个教派的牧师，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届内阁同意采取这样的措施。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内阁大臣是资产阶级的驯顺的奴才，资产阶级又分成无数的教派；每个教派都只有在他们能够使工人同时接受这个教派所特有的教条作为抗毒素的时候，才同意工人受教育，因为不这样的话，让工人受教育是危险的。又因为这些教派相互之间直到现在还在为争夺最高的统治权而斗争，所以工人阶级就只好暂时不受教育了。不错，厂主们吹嘘他们已经把大多数工人教得能念书了，但这里所谓能念书是怎么一回事，从“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中可以看出来。只要谁认识了字母，就说他已经能念书，于是厂主们也就心安理得了。但是英文的正字法是很复杂的，因而念书是一种真正的艺术，只有经过长期的学习才能学会，如果注意到这一点，工人阶级的愚昧无知就完全可以理解了。完全会写的只是很少的一些人，而要写得合乎正字法，就连许多“有教养的”人都不行。在国教高教会派的、教友会的、以及其他一些教派的主日学里，根本就不教学生写字，“因为这对于礼拜天来说是一种过分世俗的作业”。工人所受的其他各种教育是怎样的，从以下的几个例子中可以看出来。这些例子都引自“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这个报告可惜没有谈到真正的工厂工业。

　　该委员会委员格棱吉说：“在北明翰，经我考试过的孩子，一般地连一点勉强可以说是有用的知识都没有。虽然几乎所有的学校里那只有宗教教育，但是就在这方面他们一般也都是极端无知的。”该委员会委员霍恩说：“在乌尔未汉普顿，我看到过这样一些例子：一个上过日校和主日学的十一岁的女孩子‘从来没有听说过另一个世界，也没有听说过天堂或阴间的生活’。一个十七岁的男孩子不知道2×2等于多少，说不出两个辨士合多少法寻（1/4辨士），甚至当人们把这些钱放到他手里的时候还是说不出。有几个男孩子从来没有听说过伦敦，甚至连威伦霍尔也没有听说过，虽然这个地方离乌尔未汉普顿只有一点钟的路程，而且两地的交通还是很频繁的。他们当中有几个人从来没有听到过女王的名字或者像纳尔逊、威灵顿、拿破仑这样的人物的名字。但值得注意的是，那些甚至连圣保罗、摩西或所罗门都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人，对大盗狄克·杜平、特别是以越狱闻名的小偷杰克·谢伯的生平、事迹和个性却知道得清清楚楚。”——“一个十六岁的男孩不知道2×2是多少，也不知道4个法寻等于多少；另一个十七岁的男孩说，10个法寻就是10个‘半辨士’，还有一个也是十七岁的男孩子，对几个很简单的问题只简短地回答说，‘什么也不知道’（he　was　no　judge　o'nothin'）。”（霍恩。“报告”附录第2部分Ｑ18，№216、217、226、233等）

　　这些孩子被人们用宗教教条硬灌了四五年，结果并没有比原来多知道一点什么。

　　有一个孩子“正规地上了五年主日学，他却不知道耶稣基督是谁，虽然也听到过这个名字；他从来没有听说过十二使徒、参孙、摩西、亚伦等”（同上，文件ｑ39页，Ｉ.33）。另一个孩子“正规地上了六年主日学，他知道耶稣基督是谁，知道他死在十字架上，知道他‘为了替我们的救主赎罪’而流了血；他从来没有听说过圣彼得或圣保罗”（同上，ｑ36页，Ｉ.46）。还有一个孩子“在七年之内上过好几个主日学，只能读一些小书和简单的单音节的字；他听说过十二使徒，但不知道圣彼得或圣约翰是不是也在内，以为圣约翰大概就是圣约翰·威斯利”（美以美教派的创始人），如此等等。（同上，ｑ34页，Ｉ.58）对于耶稣基督是谁这一问题，霍恩还得到过这样一些答复：“他是亚当”，“他是一个使徒”，“他是教主的主的儿子（he　was　the　Saviour's　Lord's　Son）”；而一个十六岁的男孩子却这样回答：“他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伦敦国王。”——在设菲尔德，该委员会委员昔蒙兹要一些主日学的学生念书；他们说不出他们念的是些什么东西，他们刚念到过的使徒是些什么人。关于使徒的问题，在他依次问过一切孩子而得不到正确的回答以后，一个看起来很机灵的小男孩满有把握地喊道：“我知道，先生，这是些害麻疯病的人！”（昔蒙兹。“报告”附录第1部分Ｅ22页及以下各页）

　　陶业区和郎卡郡的情形也是一样。

　　这里可以看出，资产阶级和国家在工人阶级的培养和教育方面做了些什么。幸而这个阶级的生活条件本身就给他们一种实际的教育，这种教育不但代替了学校里的那一套废物，而且还清除了和那一套废物纠缠在一起的乱七八糟的宗教观念的毒素，甚至还把工人置于英国全民族的运动的前列。贫困教人去祈祷，而更重要得多的是教人去思考和行动。英国工人几乎都不会读，更不会写，但是他们自己的和全民族的利益是什么，他们却知道得很清楚。资产阶级的特殊利益是什么，他们能够从这个资产阶级那里得到些什么，他们也是知道的。虽然他们不会写，可是他们会说，并且会在大庭广众之中说。虽然他们不会算，可是他们对政治经济学概念的理解足以使他们看穿主张取消谷物税的资产者，并且驳倒他们。虽然他们完全不了解教士们费尽心机给他们讲的天国的问题，可是他们很了解人间的即政治的和社会的问题。这在以后我们还要谈到，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英国工人的道德面貌。

　　在所有的英国学校里，道德教育总是和宗教教育连在一起，这种道德教育所产生的结果显而易见地丝毫不会比宗教教育好些。人们用来调节人对人的关系的简单原则，由于现存的社会条件，由于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本来就已经非常紊乱，而当这些原则和不可理解的宗教教条掺杂在一起，并以一种专横而毫无理由的训令的宗教形式出现时，就不能不使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工人感到非常莫名其妙。正像所有的权威、特别是童工调查委员会所承认的那样，学校对工人阶级的道德几乎没有任何影响。英国资产阶级自私自利到这样愚蠢、这样鼠目寸光的程度，甚至不肯花一点力量把现代的道德，把资产阶级为了自身的利益、为了使自身有保障而泡制出来的道德灌输给工人！日益衰老、懒惰的资产阶级连为自己打算都认为是太费力，是多余的了。当然，总有一天他们会后悔的，可是到那时就已经晚了。如果工人不懂得这种道德，不奉行这种道德的话，资产阶级无论如何是不该抱怨的。

　　可见工人不仅在身体方面和智力方面，而且在道德方面，都遭到统治阶级的摈弃和忽视。而资产阶级为工人准备的唯一的东西就是法律，当工人把它逼得太紧的时候，它就用法律来对付他们；就像工人是无理性的动物一样，对他们的教育工具只有一种：皮鞭——粗暴的、不能服人而只能吓唬人的力量。所以，这些被当做牲口看待的工人，不是真的逐渐变得像牲口一样，就是只有靠着对当权的资产阶级的烈火般的憎恨，靠着不可熄灭的内心激愤才能保持住人类应有的意识和感情，那是毫不足怪的。只要他们还对统治阶级感到愤怒，他们就仍然是人；但如果他们乖乖地让人把挽轭套在脖子上，只想把挽轭下的生活弄得比较过得去一些，而不想摆脱这个挽轭，那他们就真的变成牲口了。

　　这就是资产阶级为工人阶级的教育所做的一切。如果我们考虑到工人阶级在其他方面的生活条件，我们就无论如何也不能责备他们对统治阶级所抱的那种仇恨了。工人在学校里受不到的道德教育，也不会在其他的生活条件下受到，——至少受不到那种在资产阶级心目中还有某种意义的道德教育。工人的整个状况、他们周围的整个环境都促使他们道德堕落。他们穷，生活对于他们没有任何乐趣，他们几乎一点享受都得不到，法律的惩罚对他们也再没有什么可怕的。他们为什么一定要克制自己的欲望，为什么一定要让富人去享受他们的财富，而自己不从里面拿一份呢？无产者凭什么理由不去偷呢？当人们谈论“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时候，一切都讲得很冠冕堂皇，资产阶级听起来也很入耳。但是对没有任何财产的人来说，私有财产的神圣性也就自然不存在了。金钱是人间的上帝。资产者从无产者那里把钱抢走，从而真的把他们变成了无神论者。如果无产者成了无神论者，不再尊重这个人间上帝的神圣和威力，那又有什么奇怪的呢！当无产者穷到完全不能满足最迫切的生活需要，穷到要饭和饿肚子的时候，蔑视一切社会秩序的倾向也就愈来愈增长了。这一点资产阶级自己大半也是知道的。昔蒙兹指出⁽¹⁰⁾，贫穷对精神所起的毁灭性的影响，正如酗酒之于身体一样。艾利生郡长也很详尽地告诉有产阶级，社会压迫对工人会引起压迫对工人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¹¹⁾。穷困让工人在几条道路中进行选择：慢慢地饿死，立刻自杀，或者随便在什么地方见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只要可能就拿走，干脆说，就是偷。如果大多数的人宁愿偷东西而不愿饿死或自杀，那我们是不应该奇怪的。当然，工人中间也有许多人很讲道德，即使弄得山穷水尽也不愿去偷，而这些也就是饿死或自杀的人。不久以前自杀还是上等阶级的值得羡慕的特权，现在在英国的无产者中间也时髦起来了，许多穷人都以自杀来摆脱贫困，因为他们找不到别的出路。

　　但是生活的毫无保障、挣一天吃一天的日子，一句话，就是把英国工人造成无产者的那种东西，对他们的道德所起的破坏作用比贫穷还要厉害得多。在德国，我们的小农多半也穷，也常常缺这缺那，但是他们受偶然事件支配的程度却比较小，他们至少还有些固定的东西。但是无产者除了自己的两只手就什么也没有，昨天挣的今天就吃掉，受各种各样的偶然事件的支配，没有任何保证使自己能够获得最必要的生活必需品，——任何危机，主人的任何逞性都能使他失业，——这个无产者已经被置于人们所能想像的最令人愤怒的非人的地位了。奴隶的生存至少会因为他主人的私利而得到保证，农奴也还有一块用来养活他的土地，二者都至少还有不致于饿死的保障；而无产者却只有指靠自己，同时，人们又不许他把自己的力量变为完全可以指靠的力量。无产者为了改善自己的状况所能做的一切，在那些支配着他而他丝毫不能控制的偶然事件的长河中，不过是一滴而已。他是一个处在各种各样错综复杂的情况下的没有自由意志的物件，只要能够在若干时期内勉强活下去，就算幸运了。不言而喻，他的性格和生活方式就是由这些偶然情况决定的。他必须尽力设法不陷到这个漩涡底下去，设法挽救自己的人类的尊严（他要做到这一点，只有起来反抗⁽¹²⁾资产阶级，反抗那个如此无情地剥削他、然后又听凭命运去摆布他并想使他永远处于这种非人地位的阶级），否则他就只好承认自己无法摆脱自己所处的境遇，于是也就不再做这种打算，而只是力图尽可能地利用有利时机去占些便宜就算了。储蓄对他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因为他能够储蓄起来的，最多也只能维持他几个星期的生活，而他一失业，就不会仅仅是几个星期的事。他不能长久地保有财产，假使他可能这样做，他就不再是工人了，另外会有人来补他的缺。这样，在他得到较多的工资的时候，他不好好地生活一下，又要做什么呢？在工资高的时候，工人的生活就“阔绰”起来，这是使英国资产者莫名其妙而且极为恼怒的。要知道，如果储蓄对人们并没有什么好处，而最后还是要成为蠹鱼和铁锈的牺牲品，也就是被资产阶级所吞没，那末，他们在可能享受一下的时候就享受，而不去储蓄，这不仅是十分自然的，甚至也是合理的。但是这种生活方式比别的任何生活都更使人堕落。卡莱尔关于棉纺工人所说的话，也适用于英国的一切产业工人：

　　“他们的生意永远像赌博一样，今天还很兴隆，明天就完蛋；他们的生活也很像赌徒，今天奢侈豪华，明天就忍饥挨饿。阴郁的反叛的不满情绪（一个人心中所能蕴藏的最痛苦的感情）吞没了他们。英国商业以它那殃及全世界的痉挛般的动荡，以它那无可比拟的普罗特斯^FN1——蒸气，把他们的一切生路都弄得很不可靠，使他们陷入走投无路的境地；冷静、沉着、长期的安静，人类这些最起码的幸福他们是没有的……对于他们，这世界并不是家，而是一个充满了荒唐而无谓的痛苦、充满了愤激、怨恨、对自己和对全人类的仇恨的阴森的监牢。这是上帝所安排、所统治的、青葱翠绿百花盛开的世界呢，还是魔鬼所安排、所统治的弥漫着硫酸铜蒸气、棉絮尘埃、醉后的吵嚷、愤怒和苦役的、阴暗而沸腾的陀斐特^FN2呢？”⁽¹³⁾

　　往下，在第40页中又写道：

　　“世界上唯一的真正的罪恶就是不公道和背叛真理、背叛现实、背叛世界秩序，世界上唯一的难于忍受的痛苦就是意识到自己受了不合理不公道的待遇，因此，我们关于工人状况的一个大问题就是：这一切都是公道的吧？首先是：他们自己对于这种状况的公道与否是怎样想的呢？……他们的话就是很明显的回答，他们的行动是更明显的回答……愤激，下等阶级反对上等阶级的凶恶的复仇的意向愈来愈厉害了；他们对世俗政权的尊重和对精神主宰者的教训的信仰愈来愈降低了。这种情绪可以加以谴责，可以给予惩罚，但是必须承认它是确实存在的；大家都应该知道这样的现象是可悲的，而如果一切都仍然照旧的话，那将会是致命的。”

　　在事实方面，卡莱尔讲的完全对，只是在责备工人对上等阶级的炽烈的憎恨的时候，他就错了。这种憎恨、这种愤怒宁可说是一种证明，它证明工人感觉到他们是处在一种怎样非人的状况里，证明他们不愿意被当做牲口来看待，证明他们总有一天要把自己从资产阶级的羁绊下解放出来。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那些没有这种愤怒的工人身上来加以判断：一些人温驯地屈服于自己的命运，老老实实，随波逐流，不关心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帮助资产阶级把束缚工人阶级的锁链锻得更结实，而精神上还是处于工业时代以时代以前的那种停滞状态；另一些人成了命运的玩物，就像已经失去外表的稳定性一样，正在丧失着内心的稳定性，过一天算一天，酗酒，追女人。——在这两种情形下，他们都是牲口。后一种人主要是促进了“恶习的迅速传播”，而多愁善感的资产阶级，在他们自己创造了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以后，却对这种现象愤慨起来。

　　使工人道德沦丧的另一个根源就是他们的劳动的强制性。如果说自愿的生产活动是我们所知道的最高的享受，那末强制劳动就是一种最残酷最带侮辱性的痛苦。还有什么能比必须从早到晚整天地做那种自己讨厌的事情更可怕呢！工人愈是感到自己是人，他就愈是痛恨自己的工作，因为他感觉到这种工作是被迫的，对他自己说来是没有目的的。他为什么工作呢？是由于喜欢创造吗？是由于本能吗？决不是这样！他是为了钱，为了和工作本身毫无关系的东西而工作。他工作，因为他不得不工作，而且他要一连工作多少个钟头，单调得令人厌烦；如果他还保有些微人的感情的话，仅仅这一点就足以在最初几个星期内使他感到工作是一种痛苦。分工更把强制劳动所具有的使人动物化的这种作用增强了好多倍。在大多数的劳动部门里，工人的活动都被局限在琐碎的纯机械性的操作上，一分钟又一分钟固定不变地重复着，年年都是如此⁽¹⁴⁾。如果一个人从童年起就每天有十二小时或十二小时以上从事于制针头或锉齿轮，再加上像英国无产者这样的生活条件，那末，当他活到三十岁的时候，也就很难保留下多少人的感情和能力了。这种情形在使用机器和蒸气动力以后也没有改变。工人的劳动减轻了，肌肉不需要紧张了，工作本身成了一些琐碎的事情，但同时也单调到了极点。这种工作不让工人有精神活动的余地，并且要他付出这样大的注意力，使他除了把工作做好，别的什么东西也不能想。这种强制劳动剥夺了工人除吃饭和睡觉所最必需的时间以外的一切时间，使他没有一点空闲去呼吸些新鲜空气或欣赏一下大自然的美，更不用说什么精神活动了，这种工作怎么能不使人沦为牲口呢？这样，工人还是必须在两条道路中选择一条：或者屈服于命运，做一个“好工人”，“忠实地”维护资产者的利益（如果这样做，他就势必要变成牲口），或者起来反抗，尽一切力量捍卫自己的人类尊严，而这只有在反抗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才能做到。

　　所有这些原因已经在工人阶级中引起了严重的道德堕落的现象，但是另外还有一个原因，使这种道德堕落的现象更加扩大，使它达到了极点，这个原因就是人口的集中。英国资产阶级作家们正在因大城市的伤风败俗的影响而大声疾呼，——这些耶利米^FN3颠倒黑白地为之哀歌的不是城市的破坏，而是城市的繁荣。艾利生郡长几乎把一切都归咎于这个原因；而“大城市的时代”一书的作者弗安博士则更是如此。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其他各种对工人的身体和精神起破坏作用的原因，都和有产阶级的利益有十分密切的联系。假若这些作家承认贫穷、生活无保障、强制的过度劳动是主要的原因，那末所有的人，包括他们自己在内，就得对自己说：既然这样，我们就给穷人们财产吧，我们就保障他们的生活吧，我们就颁布法令来禁止过度的工作吧；而资产阶级是不能同意这样做的。然而大城市是自行成长起来的，人们迁居到那里也完全是出于自愿；同时现在也还不能立刻就得出结论说：创造大城市的只是工业和靠工业发财的资产阶级；于是统治阶级就很便于把一切灾难都归咎于这个从外表上看起来似乎不可排除的原因。实际上，大城市不过是创造了一些条件，促使那些早已存在、至少已处于萌芽状态的罪恶迅速而全面地发展起来而已。艾利生至少还保有相当的人性，他还承认这种罪恶，——他并不是一个完全成熟的工业资产者和自由党人，而只是一个半成熟的资产者和托利党人，所以真正的资产者完全看不见的东西他有时还能看得清楚。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正是在大城市里，恶习和不正当的享乐布下了诱人的天罗地网；正是在这里，犯罪因可望不受惩罚而得到鼓励，懒散因有屡见不鲜的坏榜样而得到助长。一切坏人和浪子避开了淳朴的乡村生活，投向这里，投向这些人类堕落的大中心；在这里，他们可以为自己的恶行找到牺牲品，而他们所冒的危险也因容易发财而得到补偿。美德在这里湮没无闻，罪恶由于不容易识破而繁荣滋长；放荡的生活因为可以给人以眼前的欢乐而为人所喜好。谁要是在夜里走过圣詹尔士区，走过都柏林的狭窄而拥挤的胡同，走过格拉斯哥的贫民区，那他就会找到充分的证据来证明这些话，并且他不会奇怪世界上的罪恶怎么这样多，反而会奇怪怎么这样少……大城市腐化的主要原因是在于坏榜样所具有的传染性，在于年轻一代很容易遇到，而且每天都会遇到恶习的引诱，因而很难抵御这种引诱。有钱人eo　ipso〔当然〕并不比穷人好些，他们要是处在同样的情况下也是经不起这种引诱的；穷人们特别不幸的，是他们在任何地方都不能不遇到恶习的引诱和犯禁的享乐的诱惑……在大城市里，要使没有财产的阶级中的年轻一代免受恶习的引诱，显然是不可能的，这就是道德堕落的原因。”

　　在做了一长段有关道德的论述之后，我们的作者继续写道：

　　“这一切并不是由于穷人的性格中有什么特别堕落的因素，而是由于穷人所受的诱惑本身具有几乎不可抗拒的力量。指责穷人行为的富人自己也会同样迅速地接受那些原因的影响。有某种程度的贫困，就有某种引人堕落的力量，美德很少能够抵挡得住，特别是年轻人很少能够抵挡得住。在这种情形下，恶习的传播几乎和人体的传染病一样不可避免并且也常常同样地迅速。”

　　在另外一个地方，这个作者写道：

　　“当上等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把大批工人塞在一个小小的地方的时候，罪恶的传染就特别迅速而且不可避免。下等阶级，就他们现在的宗教和道德的发展水平而论，往往很难责备他们屈服于周围的诱惑，正如同很难责备他们成为伤寒的牺牲品一样。”⁽¹⁵⁾

　　够了！尽管半资产者艾利生的见解是有局限性的，但是他却把大城市在工人道德发展方面造成的有害后果暴露出来了。另外还有一个十足的资产者，反谷物法同盟的中心人物安得鲁·尤尔博士⁽¹⁶⁾暴露了这些后果的另一个方面。他告诉我们，大城市的生活助长工人中的阴谋的发生，并给平民以力量。根据他的意见，如果不适当地教育一下工人（就是教育他服从资产阶级），他们就会片面地从狠毒的自私自利观点来看问题，并且容易被狡猾的煽动家所诱惑；他们甚至还会用嫉妒和敌对的眼光来看待他们的最好的恩人——那些俭朴的富于进取心的资本家。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正确地教育他们才行，否则，国家就要破产，其他灾祸就要发生，因为工人的革命将是不可避免的。我们的资产者担心得很对。人口的集中固然对有产阶级起了鼓舞的和促进发展的作用，但是它更促进了工人的发展。工人们开始感觉到自己是一个整体，是一个阶级；他们已经意识到，他们分散时虽然是软弱的，但联合在一起就是一种力量。这促进了他们和资产阶级的分离，促进了工人所特有的、也是在他们的生活条件下所应该有的那些见解和思想的形成，他们意识到了自己的受压迫的地位，他们开始在社会上和政治上发生影响和作用。大城市是工人运动的发源地：在这里，工人第一次开始考虑到自己的状况并为改变这种状况而斗争；在这里，第一次出现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利益的对立；在这里，产生了工会、宪章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机体的病患，在农村中是慢性的，而在大城市中就变成急性的了，从而使人们发现了这种病的真实本质和治疗方法。如果没有大城市，没有它们推动社会意识的发展，工人绝不会像现在进步得这样快。此外，大城市清除了工人和雇主之间的宗法关系的最后残迹，在这方面，大工业也助了一臂之力，因为它使依附于一个资产者的工人的数目大为增加了。资产阶级对此大为惋惜，而这是完全有理由的，因为在以前的那种情况下，资产阶级是几乎保险不会受到工人的反抗的。资产者随心所欲地剥削自己的工人，支配他们，而且，如果他在工资以外，还对他们表现一点不花一文钱的和蔼可亲的态度，或者给他们一些小恩小惠（这一切似乎纯粹是出于一种不平常的好意，虽然加起来还不到他所应当做的事情的十分之一），那末还可以获得这些傻子的服从、感激和爱戴。不错，作为被置于并非自己所创造的环境中的个别资产者，他或许已经尽了自己的一部分责任；但是作为统治阶级的一分子，——这个阶级正由于它是统治者，就应当对整个国家的状况负责，应当关心公共的利益，——他就一点也没有做他的地位要求他做的事，而且还为了自己的私利剥削着整个民族。在伪善地掩饰着工人的奴隶地位的宗法关系下，工人不能不仍然是一个精神上已经死亡的、完全不了解自己的利益的十足的庸人。只有当他和自己的雇主疏远了的时候，当他明显地看出了雇主仅仅是由于私人利益、仅仅由于追求利润才和他发生联系的时候，当那种连最小的考验也经不起的虚伪的善意完全消失了的时候，也只是在这个时候，工人才开始认清自己的地位和利益，开始独立地发展起来，只是在这个时候，他才不再在思想上、感情上和要求上像奴隶一样地跟着资产阶级走。而在这方面起主要作用的就是大工业和大城市。

　　对英国工人的性格有重大影响的另一个要素是爱尔兰工人向英格兰移民，这件事在这一点上的意义我们已经谈过了。一方面，如我们所看到的，它固然使英格兰工人的水平下降，使他们和文化隔绝，使他们的状况恶化；但同时，在另一方面，它也促进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鸿沟的加深，从而加速了即将发生的危机的来临。问题在于，英国所患的社会病的过程和身体生病的过程是一样的；它按照一定的规律发展，它有它的危机，危机中最后和最厉害的一次就决定患者的命运。因为英国这个国家不会在这次最后的危机中灭亡，而相反地一定要从危机中复活更新，所以我们对于使这个病症加剧的一切因素都只能感到高兴。此外，爱尔兰移民之所以在这方面起了促进的作用，还因为这个运动把爱尔兰人的热情而生气勃勃的气质带到了英格兰并灌输给英国工人阶级。爱尔兰人和英格兰人之间的差别，在许多地方都很像法国人和德国人之间的差别。爱尔兰人比较轻浮、容易激动、热情奔放；英格兰人则沉着、坚毅、富于理智，他们相互来往，归根到底，对两方面都只会有好处。假使没有爱尔兰人那种慷慨到能做自我牺牲的、首先是受感情支配的性格掺合在英格兰工人阶级身上，假使不是爱尔兰血统的混合以及与爱尔兰人的经常来往使得英格兰人纯理智的冷静的性格变得柔和起来，那末英国资产阶级的冷酷的利己主义就会更加长久地保存在工人阶级中。

　　懂得了这一切以后，对于英国工人阶级逐渐变成一种和英国资产阶级完全不同的人，也就不会感到惊奇了。资产阶级和地球上所有其他民族之间的共同点，比起它和它身边的工人之间的共同点来，都要多得多。工人比起资产阶级来，说的是另一种习惯语，有另一套思想和观念，另一套习俗和道德原则，另一种宗教和政治。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他们彼此是这样地不相同，就好像他们是属于不同的种族一样。在欧洲大陆上，到现时为止我们还只认得这两种人中的一种，即资产阶级。可是对英国的未来更加重要得多的，恰好是另一种人，即由无产者所组成的那一种人。⁽¹⁷⁾

　　英国工人在公共团体中和政治观点上所表现的社会性格，我们以后还要谈到。在这里我们只想谈谈上述各种原因所造成的后果，而且只谈这些后果对工人的个性所起的影响。在日常生活中，工人比资产者仁慈得多。我在上面已经说过，乞丐通常都几乎只向工人求乞，工人在帮助穷人方面无论如何比资产阶级做得多。这个随时随地都可以得到证实的事实，曼彻斯特的掌教帕金逊先生也证实了。他说：

　　“穷人给穷人的要比富人给穷人的多。我可以引用我们的最老、最有经验、最善于观察和最仁慈的医生之一巴兹里博士的证言来证实我的话。他公开地说过，每年穷人们互相给予的总数超过了同时期内富人给予穷人的数目。”⁽¹⁸⁾

　　工人的仁慈也表现在其他各个方面，而且其表现形式也是令人愉快的。他们自己就是命途多舛的，所以他们能同情境况不好的人。在他们看来，每一个人都是人，而在资产者的眼光中，工人却不完全是人。所以工人是比较和气比较可亲的，虽然他们比有产阶级更迫切地需要钱，但他们并不那样贪财；对他们来说，金钱的价值只在于能用它来买东西，可是对资产者来说，金钱却具有一种为它本身所固有的特殊的价值，即偶像的价值，这样，它就使资产者变成了卑鄙龌龊的“财迷”。完全没有这种金钱崇拜感的工人，并不像资产者那样贪婪，资产者为了多赚钱不惜采取任何手段，认为生活的目的就是装满自己的钱袋。所以工人比资产者偏见少得多，看问题清楚得多，不戴上自私的眼镜来看一切。因为缺少教育；所以他没有宗教偏见。他不懂得这些事情，也不为这些事情伤脑筋，在他身上看不到支配着资产阶级的那种狂热。如果说他也有点宗教信仰的话，那也只是名义上的，甚至连理论上的都谈不到。实际上他只是为今生而活着，并力求在今生生活得更好一些。所有的资产阶级作家都异口同声地说，工人不信教，也不上教堂。恐怕只有爱尔兰人、一些老年人和半资产者——监工、工头等类的人才是例外。在群众中几乎到处都是完全漠视宗教的，最多也只能看到一些自然神论的迹象，而且非常不明确，以致只表现在一些口头禅或对infidel（不信教的人）和无神论者这类名词的本能的恐惧上。一切教派的牧师都很不受工人欢迎，虽然他们在工人中的影响只是在最近才失去的；现在，只要大叫一声《he　is　a　par-son！》（“他是个牧师！”），就常常能够把一个牧师从公共集会的讲坛上赶下来。和生活条件本身一样，缺少宗教教育及其他教育，也使得工人比资产者客观，比资产者容易摆脱传统的陈腐的原则和先人之见的束缚。资产者被自己的阶级偏见，被那些从小就灌输给他的原则一直淹没到耳朵，这种人是无可救药的。他即使在形式上是自由主义的，但实质上还是保守的；他的利益和现存的制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在任何前进的运动中都是一具僵尸。他不再站在历史发展的前头，工人将要起而代之，——最初只是理应如此，以后就会在实际上做到这一点。

　　这一切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工人的社会活动——这种活动我们在下面再谈——形成了这个阶级的性格的好的一方面；坏的一方面也可以大致说一下，而且它是同样自然地由上述原因造成的。酗酒、纵欲、粗暴以及对私有财产的不尊重，这就是资产者加在工人头上的一些主要罪名。工人酗酒是十分自然的。据艾利生郡长说，在格拉斯哥，每个星期六晚上至少有3万个工人喝得烂醉。这个数字确实没有夸大，在这个城市里，1830年每十二幢房子中有一家酒店，而在1840年每十幢房子中就有一家。在苏格兰，1823年纳消费税的烧酒有2300000加仑，而在1837年就有6620000加仑。在英格兰，1823年有1976000加仑，而在1837年就有7875000加仑。⁽¹⁹⁾1830年颁布的啤酒法案便利了所谓jerry－shops〔下等啤酒店〕的开设（在这些酒店里许可卖零杯的啤酒），这也助长了酗酒的风气，因为几乎每一家的门前都有酒店了。几乎在每一条街上都可以找到几家这样的啤酒店，而在乡下，只要有两三幢房子在一起，其中就必然有一家jerry－shop〔下等啤酒店〕。此外，还有很多bush－shops〔私酒店〕，即没有获得许可的秘密酒店，在大城市中警察很少到的偏僻地方，有不少秘密酒坊酿造着大量的烧酒。据盖斯克尔在前引书中估计，这种酿酒作坊在曼彻斯特一地就有一百多家，它们的年产量至少达156000加仑。此外，曼彻斯特还有一千家以上的酒店，因之它们在总户数中所占的比例至少也和格拉斯哥一样大。在其他的一切大城市中，情形也完全一样。除酗酒所造成的一般后果外，如果还注意到，在这些地方，和资产阶级政权下堕落最深的牺牲者，和小偷、骗子、妓女混在一起的，有各种年龄的男人和妇女，甚至还有小孩，有时还有抱着小孩的母亲，如果还记起有些母亲给怀抱中的婴儿喝酒，那就未必会有人否认这种场所对它们的顾客所起的伤风败俗的影响了。特别是在星期六晚上，工资发了，散工也比平时略早一些，所有的工人都从自己的贫民窟中涌到大街上去，这时，人们就可以看到酗酒的全部粗野情形。我在这样的夜晚从曼彻斯特走出去的时候，很少不遇到一大批东倒西歪的或躺在水沟里的醉汉。在星期天晚上，这一幕通常还要重演一番，只是吵闹得少一些罢了。而当钱花光了的时候，这些酒徒就跑到最近的一家当铺里去，——这种当铺每个大城市中都有许多，在曼彻斯特有六十家以上，光是索尔福的一条街（礼拜堂街）就有十到十二家，——当掉他们仅有的一切。家具、节日的衣服（如果有的话）、饮食用具在每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大批地从当铺里赎出来，然后在下星期三以前几乎又都回到当铺里去，直到出了件什么事情，结果这些东西无法赎回，一件件都落到高利贷者的手里，或者是高利贷者再也不愿意为这些破旧不堪、毫无用处的东西付出一个小钱，那才算完。谁要是亲眼看到过酗酒在英国工人中间流行的情形，谁就会欣然相信艾释黎勋爵的话⁽²⁰⁾，他说，工人每年花在喝酒上面的钱将近2500万英镑。因此，酗酒如何使工人的物质生活状况恶化，如何破坏精神上和肉体上的健康，如何引起家庭纠纷，那是容易想像的。不错，戒酒协会是做了不少事情的，但是几千个《Teatotallers》〔“戒酒主义者”〕对几百万工人说来又算得了什么呢？当爱尔兰的戒酒使徒马太神甫在英国的城市里巡行的时候，往往有3万到6万工人《pledge》（起誓）不再喝酒，但是不出一个月，大多数人就全都忘了。譬如说，要是计算一下过去三四年中在曼彻斯特起过戒酒誓的人究竟有多少，得出的数字一定会比全城居民的总人数还要多，但是仍然看不出酗酒的现象有显著的减少。

　　除酗酒外，许多英国工人的另一个大毛病就是纵欲。这个阶级既然处于无人照管的情况下，又没有正当地享受他们的自由所必需的手段，那末，这种毛病的产生，就是无可避免的，就是铁的规律。资产阶级只留给他们这两种享乐，同时却把大量的沉重的劳动和苦痛加到他们身上。结果是，工人为了还想从生活中得到点什么，就把全部热情集中在这两种享乐上，过度地极端放纵地沉溺在里面。如果人们被置于只适合于牲口的状况里，那末他们除了起来反抗或者真的沦为牲口，是没有其他道路可走的。更何况资产阶级自己，甚至他们中的一些正派人物都直接助长了卖淫呢？每天晚上充塞于伦敦街头的4万个妓女⁽²¹⁾中有多少是靠道德高尚的资产阶级为生呵！为了不得不向每一个过路人出卖自己的肉体以免饿死，她们当中有多少人应当感谢她们的第一个引诱者——资产者呵！最没有权利责备工人淫荡的就是资产阶级，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加在工人头上的全部罪名就是放纵地追求享乐、没有远见以及不遵守现存的社会秩序，就是不能为了较长远的利益而牺牲眼前的享乐。但是这有什么奇怪的呢？一个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却只能得到极少的报酬和肉体的享乐的阶级，难道能够不盲目而贪婪地投入这些享乐中去吗？既然谁也不关心这个阶级的教育，既然他们的命运要受各式各样的偶然事件的支配，既然他们的生活朝不保夕，那末他们又有什么理由，又有什么兴趣使自己成为有远见的人，过“踏踏实实的”生活，并为了将来的享乐而牺牲眼前的享乐呢？而这种将来的享乐对于他们这些总是处在动荡不定的、毫无保障的状况中的人来说还是很不可靠的。对于一个忍受了现存社会秩序的一切害处却享受不到它的些微好处的阶级，对于一个只能受到现存社会制度敌视的阶级，难道还能要求他们尊重这个社会秩序吗？这未免太过分了！但是只要这个社会秩序存在一天，工人阶级就一天不能避开它，而如果个别的工人要起来反对这个社会秩序，那末最大的灾祸就会落到他的身上。这样，社会秩序就使得工人几乎不可能有家庭生活。在一间零乱肮脏、连做夜店都不够格、家具很坏、往往一下雨就漏水、不生火、空气不流通而且又挤满了人的房子里，是不可能有家庭乐趣的。丈夫整天出去工作，妻子和大一点的孩子也常常是这样，大家都在不同的地方，只有早晨和晚上才能碰到，另外，他们还经常受到烧酒的诱惑，——在这种情况下，家庭生活会成什么样子呢？但是工人还是离不开家庭，他必须在家里生活，这就引起了无休止的家庭纠纷和口角，不仅对夫妇两人，而且特别是对他们的孩子起着极其不良的影响。忽视一切家庭义务，特别是忽视对孩子的义务，在英国工人中是太平常了，而这主要是现代社会制度促成的。对于在这种伤风败俗的环境中——他们的父母往往就是这环境的一部分——像野草一样成长起来的孩子，还能希望他们以后成为道德高尚的人！踌躇满志的资产者对工人的要求真是太天真了！

　　蔑视社会秩序的最明显最极端的表现就是犯罪。只要那些使工人道德堕落的原因起了比平常更强烈更集中的影响，工人就必然会成为罪犯，正像水在列氏80°时由液态变为气态一样。在资产阶级的粗暴野蛮、摧残人性的待遇的影响之下，工人逐渐变成了像水一样缺乏自己意志的东西，而且也同样必然地受自然规律的支配——到了某一点他的一切行动就会不由自主。因此，随着无产阶级人数的增长，英国的犯罪的数字也增加了，不列颠民族已成为世界上罪犯最多的民族。从内务部每年公布的“犯罪统计表”中可以看出，犯罪的数字在英国是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增加着。仅仅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当事人因刑事罪而被捕的事件的数字是：

1805年………………………………4605 　　1810年………………………………5146 　　1815年………………………………7898 　　1820年……………………………13710 　　1825年……………………………14437 　　1830年……………………………18107 　　1835年……………………………20731 　　1840年……………………………27187 　　1841年……………………………27760 　　1842年……………………………31309

　　换句话说，在三十七年中逮捕事件的数字增加了6倍。在1842年发生的这些逮捕事件中，仅郎卡郡一地就有4497起，即14％强，在密多塞克斯区（包括伦敦在内）有4094起，即13％强。这样，我们就看到，仅仅这两个地区（包括一些无产阶级人数众多的大城市），就占了全国犯罪数字的1/4以上，虽然它们的人口远不及全国人口的1/4。从这些犯罪统计表中还可以明白地看出，绝大部分的罪都是无产阶级犯的，因为在1842年的罪犯中有32.35％完全不会读不会写，有58.32％不完全会读会写，有6.77％读和写都不错，有0.22％受过较高的教育，还有2.34％的教育程度不详。在苏格兰，犯罪的数字增加得更快。在这里，1819年当事人因刑事罪被捕的只有89件，到1837年已经有3176件，到1842年甚至增加到4189件。在艾利生郡长本人做官方报告的拉纳克郡，居民在三十年中增加1倍，而犯罪数字在五年半中就增加了1倍，即比居民的增长快5倍。至于所犯的罪，则和所有的文明国家里一样，大多数是侵犯私有财产，即由于缺少某种东西而发生的犯罪，因为谁也不会去偷窃他自己已经有的东西。侵犯私有财产的罪行和人口数目的比例在荷兰是1:7140，在法国是1:1804，在英国，当盖斯克尔写书的时候是1:799；侵犯人身的罪行和人口数目的比例在荷兰是1:28904，在法国是1:17573，在英国是1:23395。在农业区，一般罪行和人口数目的比例是1:1043，而在工厂区则是1:840⁽²²⁾；现在，在全英国这比例几乎是1:660⁽²³⁾，而从盖斯克尔的书出版以来，总共还不到十年呵！

　　要使每一个人，甚至使资产者来思考一下这种情况所引起的后果，这些事实真是已经绰绰有余了。如果堕落和犯罪再以同样的比例增长二十年，——要是在这二十年中英国工业不像以前那样走运，这个比例就只会增大，——那结果会怎样呢？我们现在已经看到社会正在全面解体，我们现在已经不可能拿起一张报纸而不看到社会纽带全部松弛的最显著的例子。我从面前的一堆英国报纸中随手拿出一张，这是1844年10月30日的“曼彻斯特卫报”，里面报道了三天的消息。这个报纸已经不再花力气去详细报道曼彻斯特的消息了，它只选择最惹人注意的事实来叙述：在一个工厂里，工人因要求提高工资而罢工，但治安法官强迫他们复了工；在索尔福，几个男孩子偷东西被捉住了，一个破产的商人想欺骗他的债权人。附近城市的消息报道得比较详细些：埃士顿发生了两起偷窃案、一起破门入盗案和一起自杀案；柏立发生一起偷窃案；波尔顿发生两起偷窃案和一起偷漏消费税案；里城发生一起偷窃案；在奥尔丹，发生了一起因工资而引起的罢工、一起偷窃案，几个爱尔兰女人打架，一个不是工会会员的制帽工人被工会会员殴打，一个儿子殴打母亲；罗契得尔发生许多起斗殴案、一起袭击警察案和一起抢劫教堂案；在斯托克波尔特发生了一起工人对工资不满的事件、一起偷窃案、一起欺诈案、一次斗殴，一个男人殴打老婆；瓦灵顿发生一起偷窃案和一次斗殴；威根发生一起偷窃案和一起抢劫教堂案。伦敦的报纸所报道的还要糟得多。在这里各式各样的欺诈、偷窃、抢劫以及家庭纠纷是一件接着一件的。我手边正好有一张1844年9月12日的“泰晤士报”，里面只登载着一天的消息。它报道了一起偷窃案、一起袭击警察案、一项要父亲出钱抚养非婚生子的判决、一起父母遗弃孩子以及一起妻子毒死丈夫的案件。类似的报道在英国所有的报纸上都可以看到。在这个国家里，社会战争正在炽烈地进行着。每个人都只顾自己，并为了自己而反对其他一切人。他是否要伤害其余所有被他看做死敌的人，那纯粹是由自私自利的打算来决定，就是说，看怎样才对他更有利。没有一个人想到要和自己的同伴和睦相处，一切分歧都要用威吓、武力或法庭来解决。一句话，每一个人都把别人看做必须设法除掉的敌人，或者最多也不过把别人看做一种可以供自己利用的工具。而且这个战争，正如犯罪统计表所表明的，是一年比一年激烈、残酷和不可和解了。敌对的各方面已渐渐分成互相斗争的两大阵营：一方面是资产阶级，另一方面是无产阶级。这个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战争并不使我们感到惊讶，因为它不过是自由竞争所包含的原则的彻底实现而已。奇怪的倒是，虽然孕育着大雷雨的乌云日益密集在资产阶级头上，但他们却泰然处之，无动于中；虽然他们每天都在报上看到这些事情，但他们别说没有对现存的社会制度感到愤怒，甚至也没有对这种社会制度所引起的后果感到恐惧，没有对每一件个别的犯罪行为所预示的总爆发感到恐惧。可是这却正好说明了资产阶级之所以为资产阶级；由于资产阶级的观点，他们甚至连事实都看不清，更不用说这些事实所产生的结果了。简直无法相信，阶级偏见和先入之见竟使得整个阶级这样极端盲目，我还想说，简直盲目到疯狂的程度了。但是民族还是要按自己的道路发展下去，不管资产阶级是否能看到这一点；而且这种发展总有那么一天会发生一种使有产阶级大吃一惊的、连他们的智者也梦想不到的意外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