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马克思
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¹⁶⁴

（1881年3月8日）

1881年3月8日于伦敦西北区梅特兰公园路41号

亲爱的女公民：

　　十年来定期发作的神经痛妨碍了我，使我不能较早地答复您2月16日的来信。很遗憾，我对您尊敬地向我提出的问题不能给一个适合于发表的简短的答复。几个月前，我曾经答应给圣彼得堡委员会¹⁶⁵就同一题目写篇文章。可是，我希望寥寥几行就足以消除您因误解所谓我的理论而产生的一切怀疑。

　　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的起源时，我说：

　　“因此，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者同生产资料的彻底分离……这整个发展的基础就是对农民的剥夺。这种剥夺只是在英国才彻底完成了……但是西欧其他一切国家都正在经历着同样的运动。”（《资本论》法文版第315页）¹⁶⁶

　　可见，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造成这种限制的原因在第三十二章的下面这一段里已经指出：

　　“以个人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被以剥削他人的劳动、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所排挤。”（同上，第341页）¹⁶⁷

　　因此，在这种西方的运动中，问题是把一种私有制形式变为另一种私有制形式。相反地，在俄国农民中，则是要把他们的公有制变为私有制。

　　由此可见，在《资本论》中所作的分析，既不包括赞成俄国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也不包括反对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但是，从我根据自己找到的原始材料所进行的专门研究中，我深信：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能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肃清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由发展所必需的正常条件。

　　亲爱的女公民，我有幸仍然忠实于您

卡尔·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