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马克思
乔治·豪威耳先生的国际工人协会史87
我认为，对于大量伪造国际的历史方面的一项最新贡献（见今年7月的“十九世纪”88）应当做几点说明，因为人们可能会发生错觉，以为最近这位历史伪造者、曾经当过工人和协会总委员会委员的乔治·豪威耳先生，是从一般人不知道的资料中汲取了自己的智慧的。
豪威耳先生在“协会史”的开头避而不谈以下事实：1864年9月28日我出席了国际成立大会，在会上被选入临时总委员会，此后不久起草了协会的“成立宣言”和“共同章程”FN1，这两个文件最初于1864年在伦敦发表，以后于1866年在日内瓦代表大会上通过。
豪威耳先生知道这一切情况，然而他为了自己的特殊目的，宁愿让“一位名叫卡尔·马克思的德国博士”第一次出现在“1865年9月25日召开的”伦敦“代表大会”上89。豪威耳硬说，在那次会上，当时这位“博士”“因提出宗教观念而播下了纷争和瓦解的种子”。
首先，国际在1865年9月没有召开过任何“代表大会”。大陆上协会各主要分部的几个代表聚集在伦敦，唯一的目的是同总委员会一起商讨应于1866年9月在日内瓦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议程。这次代表会议的实际工作是在秘密会议上进行的，而不是在这位精确的历史学家乔治·豪威耳先生所仅仅提到的阿德菲坊的半公开的大会上进行的。
跟总委员会的其他代表一起，我曾坚持代表会议通过我们所提出的议程，当这个议程发表时，法国历史学家昂利·马丁在给“世纪报”的一封信里90作了如下说明：
“决定国际工人代表大会（定于明年召开）各项议程的那种远大的见解和高度的道德观点、政治观点、经济观点，将赢得欧洲所有拥护进步、正义和自由的朋友们的一致赞同。”
顺便说一下，我荣幸地向总委员会陈述的一项议程是这样写的：
“必须在运用民族自决权原则的基础上，并通过在民主和社会主义基础上恢复波兰的办法，来消除俄国佬在欧洲的影响。”FN2
昂利·马丁对这一条文是这样评述的：
“我们可以指出，‘在民主和社会主义基础上’一语，对波兰来说，意思是很简单明了的，因为那里的社会制度也像政治制度一样需要改革，在那里，这种基础已经为1863年的无名政府的法令所奠定，并为全国各阶级所接受。总之，这就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与正义和自由相一致的社会进步，对俄国的公社专制制度的推进所作的回答。巴黎人的这个秘密今后将成为欧洲各国人民的秘密。”
不幸的是，“巴黎人”如此严守自己的“秘密”，以致出席代表会议的两位巴黎代表（一位是托伦，现为法兰西共和国的参议员，另一位是弗里布尔，现在不过是个叛徒）由于对这个秘密一无所知，恰恰抨击了议程中受到法国历史学家如此热烈评述的那一项。
总委员会的议程没有一个字谈到“宗教”，然而，由于巴黎代表的坚决要求，为了万一需要起见，这道禁菜被列入了将要召开的代表大会的菜单中，内容如下：
“各种宗教观念〈而不像豪威耳所歪曲的那样，是“宗教观念”〉及其对社会运动、政治运动和精神运动的影响。”
巴黎代表提出的这一讨论题目交给他们自己去处理了。事实上，在1866年的日内瓦代表大会上，他们自己放弃了它，以后再也没有人提起过。
乔治·豪威耳先生的三个神话——1865年的伦敦“代表大会”，“一位名叫卡尔·马克思的德国博士”在会上“提出宗教观念”，因此在国际内部产生的疯狂的斗争，——以一个奇谈来结束。他说：
“在就废除奴隶制问题而写给美国人民的一封公开信的草稿中，‘上帝创造的所有人种都是同一血统的’一语被删掉了”，等等。
总委员会的确发出过一封公开信，然而不是给美国人民的，而是给他们的总统阿伯拉罕·林肯的，他十分亲切地接受了这封信91。我起草的这封信根本没有作任何改动。既然这封信中从来没有“上帝创造的所有人种都是同一血统的”一语，因此也就无从“删”起。
以下事件再好不过地说明了总委员会对“宗教观念”的态度。——米哈伊尔·巴枯宁所创建的同盟92的一个瑞士支部（它自称为无神论社会主义者支部），曾向总委员会申请加入国际，然而它得到了这样的答复：
“总委员会曾经就‘基督教青年会’一事声明过，它不承认任何神学支部”（见“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总委员会通告”日内瓦版第13页93）。
当时还没有因钻研“基督教读物”（《Christian Reader》）而改变信仰的乔治·豪威耳先生，他所以同国际断绝关系，并不是受“宗教观念”的驱使，而是出于纯粹世俗的理由。在创办总委员会的“专门机关报”——“共和国”94时，他曾贪婪地追求编辑的“高位”。在这次“沽名钓誉的”尝试失败以后，他开始不满起来，劲头越来越小了，不久就完全听不到他的消息。因此，在国际的多事之际，他就置身于运动之外。
他一方面意识到自己对国际的历史问题一窍不通，另一方面又热中于在自己的文章中点缀一些惊人的揭露性的事件，于是他附和所谓克吕泽烈将军在芬尼亚社社员起义时出现在伦敦的说法，并宣称，这位将军在牛津街拉脱本广场的“布莱克－霍斯”住所里会见了“几个人，幸而是英国人”，以便把自己的“总起义”“计划”告诉他们。我有理由怀疑这件事的真实性，但是假定有这样的事情，这也不过证明：克吕泽烈没有笨到如此地步，以致把自己的身分或自己的“计划”报告给总委员会，而对豪威耳所熟悉的“几个英国人”却谨慎地保守秘密。豪威耳本人不就是一个以自己的“巧妙的”干涉居然拯救了不列颠帝国和欧洲免于普遍震荡的穿硬麻布衣服的FN3好汉吗？
乔治·豪威耳还透露了一个阴暗的秘密。
1871年6月初，总委员会发表了“法兰西内战”这篇宣言95，这篇宣言遭到了伦敦报界的同声咒骂。有一家周刊攻击“卑鄙的作者”怯懦地将自己的名字隐藏在总委员会的帷幕后面。为了答复这一点，我在“每日新闻”上声明，我就是宣言的作者96。在1878年7月，乔治·豪威耳先生竟以幕后人十分自负的姿态来透露这件已经过时的秘密：
“这篇宣言的作者是卡·马克思博士……在它〈sic！〉被通过时，总委员会的两位委员乔治·奥哲尔先生和鲁克拉夫特先生都反对把它发表。”
他忘了补充一句，到会的其余19位英国委员都欢迎“宣言”。
从那时以来，这篇宣言的论点被法国地主议会97的调查表、凡尔赛军事法庭上的证词、茹尔·法夫尔的审判案以及那些对胜利者远非敌视的人们的回忆录完全证实了。
一个具有乔治·豪威耳先生的渊博学识的英国历史学家，傲慢地无视法国官方的和非官方的材料，这完全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我承认，比如在赫德尔和诺比林谋刺案这样的事件中，我一看到伦敦的几家大报一再重复已被它们的目睹此事的记者所驳斥的那种卑鄙的诽谤，就感到厌恶。
豪威耳先生在谈论总委员会的财务时，简直成了势利眼。
总委员会在它公布的向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年）的报告中嘲笑了欧洲警察的忙碌的喉舌和资本家的古怪幻想硬加在它头上的大量财富。报告中说：
“如果这些正统的基督徒活在基督教萌芽的时代，那他们首先会去看看使徒保罗在罗马的活期存款了。”98
厄内斯特·勒南先生（他的观点诚然不像乔治·豪威耳先生所要求的那样正统）甚至认为，那种曾经摧毁罗马帝国势力的早期基督教团体的性质在国际各支部的身上表现得再明显不过了。
乔治·豪威耳先生这位著作家，是结晶学中称为“假晶”的人物。他那种笔法的外形，只是摹仿那种有着满腹的德行、有支付能力的道德、钱袋满满的英国人所固有的思维方式和文体。虽然豪威耳的有关总委员会收入的一系列“数字”是从总委员会每年向公开的“国际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抄来的，但是乔治·豪威耳先生毕竟没有减损自己的“摹仿”品格并卑微地回答了自然产生的一个问题，即怎么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大陆欧洲的各国政府不是对总委员会的空预算感到安心，而是害怕“国际工人协会的强大的可怕的组织以及协会几年来的飞速发展”（见西班牙外交大臣给西班牙各驻外使节的通令）。请您合情合理地说一下，为什么罗马教皇和他的主教们诅咒国际，法国地主议会宣布它为非法，俾斯麦在奥、德两国皇帝在萨尔茨堡会见时用神圣同盟的十字军征讨威胁它99，白色沙皇让当时由非常卖力气的舒瓦洛夫所主管的可怕的“第三厅”去照管它，而不用最简单的办法，在它面前挥动总委员会的可悲的预算，来驱散赤色幽灵呢？
乔治·豪威耳先生体谅地认为：“贫穷不是罪恶，但它使人万分困窘。”我认为，这是至高无上的真理。他本应怀着更大的自豪感回忆自己过去同国际工人协会的亲密关系，因为国际工人协会所以博得世界声誉并在人类历史上占有一个地位，并不是由于钱袋的大小，而是由于思想的力量和奋不顾身的毅力。
然而，乔治·豪威耳先生却从岛国“庸人”的高尚观点出发，告诉“十九世纪”月刊的“有教养的读者”说：国际已经“失败”并从地球上消失了。事实上，在德国、瑞士、丹麦、葡萄牙、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和美国或多或少是在全国范围内成立的社会民主工党都是国际性的团体，这些团体已经不是少数分散在各国以及由独立存在的总委员会联合起来的一些支部，而是在经常的、积极的、直接的交往中，由思想交流、相互帮助和共同意愿团结起来的工人群众自己组成的团体。
在巴黎公社失败以后，法国工人阶级的整个组织无疑遭到了暂时的破坏，然而现在它又开始恢复了。从另一方面说，尽管存在着种种政治上和社会上的障碍，斯拉夫人，特别是波兰、波希米亚和俄国的斯拉夫人参加这一国际运动，目前居然达到如此巨大的规模，这是在1872年连最乐观的人也预料不到的。由此可见，国际并没有过时，而只是从诞生的初期转入了更高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它的初步希望已经部分地实现了。在可以写出国际历史的最后一章以前，国际一定还会在它向前发展的过程中经历许多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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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写于1878年7月初 载于1878年8月4日“世俗纪事和自由思想进步年鉴”杂志第5期（第10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世俗纪事和自由思想进步年鉴”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