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国际工人协会第六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公民们⁴⁸⁵

1873年9月3日于伦敦

　　公民们！

　　为了力求保证代表大会能够完全自由地讨论总委员会在1872―1873年这一段时间的活动，纽约总委员会及时做出决定，不派总委员会委员作为代表，而在欧洲选出一位全权代表，委托他把章程所规定的正式报告和内部报告提交代表大会审查，并提出关于会议议程中各个问题的决议案。我在看完了总委员会寄给我的文件以后，更加乐意地同意接受它的委托书，因为我完全赞同它的组织活动和各项正式决定。但是，由于最近收到各国寄来的报告，我认为有责任拒绝参加代表大会的工作。我们的会员们在这些国家的困难处境使我不能更详细地谈这一点。只要指出下述情况就足以说明问题：在法国——从那里给我寄来几份委托书——形势不允许直接选派代表；西班牙目前正处于危急关头，如果我们西班牙的会员们这时离开本国，就会被劳动群众看做一种怯懦的表现；由于西班牙事件的结果，我们在葡萄牙的朋友们的财务负担大大加重了，以致他们除了间接选派代表以外，再也没有别的选择；最后，在意大利，警察当局对国际会员横加迫害，在德国，接二连三地进行逮捕，在哥本哈根，中央支部被强迫解散，在奥匈帝国，对一切工人运动的镇压日益变本加厉，——这一切使得工人无法选派真正的国际代表。在这种对于协会说来甚至比在巴黎公社失败后立即出现的情况还要艰难得多的条件下召开代表大会，就会使代表大会由于代表成分的关系而或多或少带有局部的性质。

　　另一方面，就政治情况来说，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在选派代表出席日内瓦代表大会这件事上所处的条件要有利得多，它本来已经委派了自己的代表——阿尔弗勒德·戴伊斯、弗·列斯纳、奥·赛拉叶；但是，看了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给该委员会书记的文件以后，该委员会撤销了自己的决议，决定拒绝参加代表大会，并且公开阐述了自己的理由。

　　即使上述的一般考虑并不要求我放弃参加日内瓦代表大会的工作，那末促使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做出决定的那些事实已足以使我无法参加代表大会，虽然我收到了从法国、美国和葡萄牙等国寄来的委托书。

　　顺便把总委员会寄给我的文件寄给你们⁴⁸⁶。

　　致兄弟般的敬礼

奥·赛拉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