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恩格斯
普鲁士“危机”

　　的确，法兰西这个“伟大民族”被德意志这个“伟大民族”公正地排挤到次要地位去了。凡尔赛发生了政治危机，因为法国的顽固的容克地主图谋以君主制来代替现存的共和制；而这时在柏林也爆发了危机，因为普鲁士的顽固的容克地主不愿牺牲他们在法国革命过了80年以后仍然保存着的旧封建地主警察制度。现在还能怀疑德国的“文化”比法国的文明优越吗？法国人以他们通常所抱的轻率态度吵吵嚷嚷地争论空洞的形式：共和制还是君主制。严肃认真的普鲁士人穷根究底，终于在1872年最后在欧洲（如果不算梅克伦堡和俄国）解决了这个问题：即作为社会基础的农民的脊背是否能够免受地主鞭笞的问题！

　　要说明普鲁士资产阶级的可鄙行为，没有比这出颁布专区法²⁵⁹的闹剧更好的事实了。1848年在普鲁士发生了革命；政权落入资产阶级手中；只要军队宣誓效忠宪法，——不管是什么样的宪法，——资产阶级就能保持住政权。封建主和官僚已经害怕得要命，以为当时消灭还保存下来的封建主义的残余是不言而喻的了。事实上，1848年宪法，甚至1849年宪法的初步草案，虽然用的是普通的鄙陋的形式，但是已经包含了这方面的一切实质性的东西。资产阶级只要稍微反抗一下就会使封建权利不可能得到恢复。除了少数顽固的容克地主或者再添上一个浪漫主义者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再也没有人对恢复封建权利感兴趣了。然而欧洲反动派刚一获得胜利，普鲁士资产阶级便马上匍匐在曼托伊费尔的脚下，用摇尾乞怜的感激姿态来报答他的鞭子的每一次抽打。资产阶级不仅为易北河以东的容克地主恢复了世袭领地的警察制度和其他的一切封建废物，甚至还自己惩罚了自己的罪孽深重的自由主义，亲手废除了在1808年确定的工业自由并且在十九世纪中叶恢复了行会制度²⁶⁰。

　　资产阶级至多不过是一个没有英雄气概的阶级。在十七世纪的英国和十八世纪的法国，甚至资产阶级的最光辉灿烂的成就都不是它自己争得的，而是平民大众，即工人和农民为它争得的。就在这个法国，资产阶级在1848年为了摆脱六月日子的恐怖曾拜倒在伪善者的脚下。就在这个英国，1848年以后开始了一个漫长的反动时期；但是在这两个国家里的反动派都在保卫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免受无产阶级的侵害的借口下进行活动。在普鲁士，由于革命的结果，浪漫主义者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中世纪的宿愿才终于得到了满足，这是因为胜利了的反动派取消了很多从弗里德里希二世到施泰因和哈登堡这段期间偷偷渗入普鲁士国家的反浪漫主义的设施。在保护资产阶级社会免受无产阶级侵害的借口下，使这个社会重新受封建主义的统治。世界上任何一个资产阶级都不会拿诸如在曼托伊费尔当政时普鲁士资产阶级所经历的那个可耻的时期来夸耀。在别的哪个国家中又能把辛凯尔迪当做自由的保卫者和殉道者来崇拜呢？²⁶¹

　　最后，由于复杂的宫廷倾轧，一个新纪元来到了²⁶²。旧自由主义内阁出人意外地落到了资产阶级手中。这个在使旧自由主义内阁产生方面没有尽一点力的资产阶级，这个世界上最胆怯的资产阶级突然设想，它已经执掌政权了，旧普鲁士军事警察国家已经消失了，它已经能够任免大臣并且对宫廷发号施令了。如果说曼托伊费尔时期表明了它的怯懦，那末新纪元则暴露了它政治上的无能。

　　成立旧自由主义内阁的代价是改组军队。意大利战争²⁶³造成了向议会提出这项要求的很好的借口。一方面，1859年的动员表明，军队的旧编制已完全过时了。另一方面，并吞萨瓦和尼斯在法国所遇到的冷淡反应表明，只有用占领莱茵河的前景，亦即对普鲁士作战才能真正煽起法国的沙文主义。因此，非常明显，只要路易·波拿巴的帝国由于法国的内部事件而重新遭到危险，那末避免这个危险的唯一可能的办法就是对普鲁士发动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旧普鲁士军队如果没有盟军，就必然会遭到失败。另一方面，普鲁士本身虽然实际上是一个军事国家，但它没有创造必要的前提来组织一支现代化的庞大的军队。它要做到这点是太没有力量了。然而，它想要回避在大陆上已经成为普遍必然性的事情是不可能的，何况它的模棱两可的“行动自由政策”切断了它和别国签订多少有点可靠的同盟条约的道路。最后，不管普鲁士资产阶级如何看待改组军队的问题，它应当知道，它是不能阻碍这件事的。因此，对它来说，唯一正确的行动计划只能是，以同意这个不可避免的改组来为自己换得尽可能多的政治上的好处。但是，这个被曼托伊费尔的皮靴踢得遍体鳞伤至今斑痕犹存的普鲁士资产阶级，现在却突然变得趾高气扬起来了。它突然自命不凡地认为自己是国家的决定力量；它拒绝改组军队。于是幻想便破灭了。俾斯麦向它解释说，它的一纸宪法和议会表决分文不值，统治普鲁士的是国王，而议会只是为了表示同意才存在的。宪法被抛在一边，军队实行了改组，议员们又被按照曼托伊费尔的方式对付了。资产阶级在装模作样地反抗了一阵（这种反抗使它自己比它的对手俾斯麦更快地感到了厌倦）以后，就在丹麦战争²⁶⁴中为谋求可耻的和解找到了第一个借口；在萨多瓦会战²⁶⁵以后，它更洋洋得意地匍匐在俾斯麦的脚下而不以为耻，从那时起它就只以俾斯麦的仆从的姿态出现了；在法国战争²⁶⁶之后，它更是欢喜若狂，从那时起它的灵魂和肉体都属于俾斯麦了，它完全和俾斯麦融为一体了。

　　但是，世界上有一种为黑格尔所发现并被他称为“历史的讽刺”的东西。这种历史的讽刺捉弄了许多比俾斯麦还大的人物；普鲁士国家同俾斯麦一起都受到了它的摆布。从普鲁士政策的渴望已久的目的接二连三地得到实现的时候起，普鲁士国家的基础就开始动摇了。旧普鲁士所依靠的实质上是容克地主阶级，军官和官僚主要也是从这个阶级的队伍中得到补充的。容克地主阶级现在只有在东部的六个省内仍然处于全盛时代，在容克地主的地产大部分受到限制的情况下，它为了自己的生存，需要若干封建特权；没有这些特权，大多数容克地主很快就会降到一般地主的水平。只要同容克地主相对立的还只是西部的两个省，它就不会感到有任何危险的威胁。但是，1866年的兼并²⁶⁷已经极大地加强了国家中的资产阶级和农民的因素。引起施塔尔―格尔拉赫派²⁶⁸反抗这种兼并的并不是正统派的胡言乱语，而在更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对自己受到的威胁有了正确的了解。许多小邦的加入北德意志联邦²⁶⁹，把国家的最重要的职能交给这个联邦，从而使普鲁士贵族院变成附庸，以及南德意志各邦的最后归并——所有这一切都使得帝国中人数愈来愈少的容克地主阶级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不仅如此，任何一个政府甚至最专制的政府，在自己的活动中都必须考虑到现存的种种条件，否则它就要招致灭亡。普鲁士可以使小德意志听命于它，但它不能把自己的容克地主阶级强加于居住在易北河以西的2500万德国人。相反，旧普鲁士所需要的容克地主阶级对“帝国”来说是一个累赘。正如俾斯麦不得不违反自己原来的观点而实行工业自由、准许德国各邦间的迁徙自由以及其他资产阶级性改革一样，——自然，是被官僚主义弄得不伦不类的改革，——俾斯麦这个par　excellence〔道地的〕容克地主也被历史的讽刺所注定要用专区法来彻底铲除容克地主阶级。

　　这个专区法是以往颁布过的最可怜的法令之一。它的内容可以用两句话来说明。它废除单个容克地主由于封建特权而享有的权力，以便在实行专区自治的幌子下把这个权力归还给容克地主阶级。大土地所有制仍将在东部各省的农业区占统治地位；容克地主阶级的权力甚至还会由于至今一直属于国家的权力转入它的手中而增长起来。但是单个的容克地主却丧失了他作为封建老爷所处的那种特殊地位。它降到现代的一般大地主的水平，而不再是容克地主了。但是，这样一来旧普鲁士的基础就被破坏了，因此贵族院从自己的角度来看，反对专区法是完全正确的。随着专区法的实施容克地主阶级就要灭亡，而没有容克地主阶级也就不会有特殊的普鲁士了。

　　普鲁士资产阶级在这件事情上不愧为普鲁士资产阶级。起初说，专区法只是走向自治的第一步，这一步是必须走的，因为当时不能得到比这更好的东西了，据说，这是和政府的妥协，不过以后再也不能作丝毫让步了。贵族院否决了专区法。政府虽然已经和众议院签订了妥协性的协定，但是又要求众议院再作让步。众议院的确是够勇敢的，它无条件地同意了；为此答应册封大批资产阶级为新贵族和改革贵族院。册封新贵族这件事实现了：有25名将军和官僚晋升为贵族；贵族院接纳了他们。妥协得救了。但是……贵族院的改革却搁浅了。然而，人们安慰自己说，专区法毕竟是前进了一大步……但突然传来了内阁危机的消息。罗昂、泽耳霍夫、伊岑普利茨想辞职；自由派在全线获得了胜利；自由派内阁已经不可避免了吗？不，决不是，联合内阁才是不可避免的！我们的资产者多么知足啊！甚至比这更少的东西也能使他们满足。俾斯麦辞去了首相的职务，专区法的反对者罗昂接替了他的职位，参加内阁的还有一个将军，泽耳霍夫和伊岑普利茨仍留原任，联合内阁原来比任何时候都更不联合，在这个内阁里封建分子加强了，而资产者还若无其事地喝它的啤酒，因为他高傲地意识到，归根到底俾斯麦依然是一切的灵魂。

　　这个例子清楚地说明了普鲁士资产阶级的立场。俾斯麦使普鲁士所处的那种历史地位，以及最近二十年来工业的进步，迫使俾斯麦去做一些普鲁士资产阶级在1848―1850年由于胆怯而没有敢做的那些事情，普鲁士资产阶级则把这看做是它自己的功劳。它甚至没有胆量去迫使自己的俾斯麦简单地用公开的资产阶级方式来实行这些小小的改革，而不要经过警察国家的歪曲。它为俾斯麦现在被迫阉割它自己在1846年提出的那些要求²⁷⁰而欢呼；不过应当看到，这仅仅是一些经济方面的要求，即使有一千个俾斯麦想阻止这些要求的实现，也是不可能的。关于政治方面的要求、关于把政权转交给资产阶级的问题，如果说现在还在谈论它的话，那也仅仅是为了面子而已。普鲁士资产阶级不想要政权；就像远在伏尔泰时期的官方俄国一样，尚未成熟就已腐朽了的普鲁士资产阶级，还没当政就已经堕落到法国资产阶级经过80年斗争和长期统治之后所达到的那种退化的地步。Panem　et　circenses！——面包和娱乐！——堕落的罗马平民曾向自己的皇帝这样要求；panem　et　circenses！——投机利润和穷奢极侈！——普鲁士资产阶级而不是普鲁士人民则向自己的皇帝这样要求。罗马的平民同他们的皇帝一起被日耳曼的野蛮人消灭了；而在普鲁士资产者的背后德国工人正在巍然奋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