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马克思
致“东邮报”编辑

阁下：

　　但丁在他的不朽的诗篇中说过，对放逐者的最残酷的折磨之一，是必须跟各种败类打交道^FN1。当我不得不跟查理·布莱德洛先生之流那样的家伙进行一个时期公开辩论的时候，我深刻地体会到这段怨言的正确性。但是，无论如何，我再也不会容许他利用他企图与我挑起争执的做法作为他在国外进行自我吹嘘的廉价而方便的手段。

　　他发表了对我的指责，要是这一指责在德国公布出来，一定会使得他成为各党派取笑的对象。我当时就要求他举出使他哪怕有丝毫理由进行这种既荒谬又卑鄙的诽谤的事实^FN2。我这样做并不是为了替自己辩护，而是为了揭露他。他以小经纪人那种不体面的圆滑伎俩，企图把我弄上“公意法庭”，而自己逃避责任。

　　难道他真的以为，某一个布莱德洛，或者巴黎的ｄｅｍｉ-ｍｏｎｄｅ〔名誉可疑的〕报刊的编辑，或者柏林的俾斯麦报纸的编辑，或者维也纳的“每日新闻报”，或者纽约的“刑法报”，或者“莫斯科新闻”³⁶⁸，只要对我进行了诬蔑，我就必须出来维护自己的社会声誉，甚至站到必定是由这些“正直先生”的朋友们所组成的“公意法庭”面前去吗？

　　我跟查理·布莱德洛先生的账已经了结，现在我让他完全安心地自我欣赏，如果这能给他一点慰藉的话。

　　阁下，我仍然是您的顺从的仆人

卡尔·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