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马克思关于不列颠政府对被囚禁的爱尔兰人的政策的发言记录⁵²²

摘自1869年11月16日和23日总委员会会议记录

一

　　接着，公民马克思揭开了关于不列颠政府在爱尔兰问题上的立场的讨论。他说：

　　宣布政治大赦一般有两种缘由：（1）政府由于掌握武力和得到舆论支持而足够稳固，而且敌人承认自己失败，就像在美国那样；（2）冲突的原因是治理不当，而且反对派正在达到自己的目的，就像在奥地利和匈牙利那样。当时爱尔兰的情况也应当是这样。

　　迪斯累里和格莱斯顿都说过，政府一定给爱尔兰做到别的国家中革命所能做到的。布莱特曾屡次断言，如果情况不急剧改变，爱尔兰随时都可能爆发革命。在竞选期间，格莱斯顿曾为芬尼亚社社员举行起义进行辩护，他说，任何别的民族在那种情况下也都会举行起义。而当他在下院受到攻击的时候，他又反过来宣称，他的慷慨激昂的反对“征服政策”的宣言只意味着“应该按照爱尔兰的观念治理爱尔兰”。为了结束“征服政策”，他作为大臣必须立即从大赦着手，就像在美国和奥地利那样。可是他什么也没有做。于是，爱尔兰的自治机关就展开了要求大赦的运动。当带着有20万人签名的要求释放犯人的请愿书的代表团准备出发时，他先走在前面，释放了几个人，以便显得他并不是在爱尔兰的压力下作出让步的。请愿书呈上去了，可是，虽然组织这次请愿的并不是芬尼亚社社员，他也没有作任何答复。接着下院中就虐待犯人的事提出了质问。英国政府至少在虐待犯人这方面是不偏不倚的，因为它对爱尔兰人和英国人一视同仁。欧洲没有一个国家像英国和俄国那样对待政治犯。普鲁斯不得不承认事实。穆尔要求进行调查，但遭到拒绝。接着，在里美黎克开始了要求大赦的人民运动。召开了有3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通过了要求无条件释放的请愿书。北部各城市都举行了群众大会。接着宣告在都柏林召开有20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大会在几星期前就决定于10月10日举行。各行业团体将举行游行。10月8日，政府公告禁止游行队伍经过某些街道。伊萨克·巴特认为这就是禁止游行。人们向福特斯鸠提出质问，但他不在家，他的秘书伯克则一无所知。于是，人们留下了一封信要求回答。福特斯鸠逃避回答。政府需要一次冲突。人们放弃了游行。事后得悉，当时每一个兵士都发给了40发子弹。

　　以后，格莱斯顿对里美黎克的八月请愿书作了含糊其词的答复⁵²³。他写道，人们的行为是极不相同的。有些人是奉公守法的，有些人则出言不逊，他们竟理直气壮地要求只有出于宽大才能做出的行动。

　　以一个受雇于群众的公仆而出来教训群众的大会应如何讲话，那未免太不谦虚了。

　　格莱斯顿接着又反驳说，犯人们并没有放弃因他们被捕而中止的计谋。

　　格莱斯顿怎么知道他们的计谋，又怎么知道他们没有放弃这种计谋呢？也许他为了获得口供而严刑拷打过他们吧？他要强迫他们放弃自己的原则，要在精神上侮辱他们。拿破仑在实行大赦时并没有要求人们放弃共和原则，普鲁士也没有提过这样的条件。

　　接着格莱斯顿声明说，阴谋至今仍存在于英国和美国。

　　如果情况真是这样，苏格兰场^FN1就会立刻揭露它。但这不过是“已持续七百年之久的不满”而已。爱尔兰人宣称，他们将把无条件的释放看作和解的一个步骤。格莱斯顿无法消灭在美国的芬尼亚社社员的阴谋，他自己的行为正在助长它；一家报纸称他为阴谋的首脑⁵²⁴。他对报刊不满；但他并无勇气去追究报刊，因而他想把责任推到犯人身上。他是否要把他们当作人质，好让那些监狱外面的人安分守己呢？他宣称，“当时我们希望能显示最大限度的忍耐”。原来，所谓最大限度就是这样。

　　当蒙特乔伊监狱因收容大量未经审判的犯人而有人满之患时，麦克唐奈医生曾就犯人的待遇问题屡次写信给约瑟夫·默里。美奥勋爵后来说，默里隐藏了这些信件。于是，麦克唐奈就向职位更高的狱监上书。结果麦克唐奈被撤职，而默里则受到提拔。

　　接着格莱斯顿又说，“我们曾建议”释放次要的犯人，但那些主犯和主谋者不能释放。

　　这显然是一个谎言。犯人中有两个美国人，每人被判15年徒刑。政府由于害怕美国而把他们释放了。凯里于1865年被判5年徒刑，他住在精神病院中；他的家属想把他接回家去，因为他并无能力推翻政府。

　　接着格莱斯顿又说，骚扰治安在英国一向被认为是犯法的。但只是在英国是如此。杰弗逊·戴维斯的叛乱被认为是正当的，因为它反对的不是英国人及其政府。⁵²⁵格莱斯顿接着说，除了惩罚罪犯，政府不能有别的考虑。

　　政府为爱尔兰的压迫者效劳。格莱斯顿希望，如果开明的皇上和议会采取了伟大而公正的行动，爱尔兰人就屈膝投降。可是，对爱尔兰人民犯下了罪行的正是他们。爱尔兰问题是这样一个唯一的口号，这个口号使格莱斯顿和布莱特得以成为大臣，得以迫害非国教徒，并且给爱尔兰的追求肥缺者一个机会来证明自己的叛卖行为正确。教会只是征服的借口。借口消失了，但奴役继续存在。格莱斯顿宣称，政府今后将努力消除引起不满的各种缘由，但是政府也决心保障生命财产的安全，保卫帝国的完整。

　　对生命财产的威胁来自英国贵族。加拿大制订了它自己的法律，这并没有破坏帝国的完整，而爱尔兰人却必须丢开他们自己的事情，让议会来照管，也就是让那个使他们处于目前这种境地的政权来照管。以为释放犯人会比侮辱整个民族更为危险，那是极端的愚蠢。英国人那种陈旧的征服者的精神表现在这种见解中：我们会赏赐给你们的，但是你们必须请求。

　　格莱斯顿在给伊萨克·巴特的信中说：

　　“您提醒我，我过去曾经为外国人辩护。难道这两种情况有相似之处吗？芬尼亚社社员是依合法的惯例进行审讯的，而且是由以他们的同胞作为陪审员的法庭判罪的。那不勒斯的犯人被捕后没有受审，而后来当他们受审的时候，则是由特别法庭审讯并由领政府薪饷的法官们判决的。”⁵²⁶

　　如果以乡绅们作为陪审员的法庭审讯偷猎者，那偷猎者的审讯者也同样是他的同胞。众所周知，爱尔兰的陪审员人选是由大地主们提供的，陪审员的生活费用就取决于他们的判决。压迫始终是合法的惯例。在英国，法官可以是独立的，而在爱尔兰却从来不是这样。他们的提升取决于他们如何为政府效劳。检察官沙利文就被任命为司法档案保管官。

　　格莱斯顿在回答都柏林的“护林人古会”时说，他似乎不记得曾经答应过“按照爱尔兰的观念治理爱尔兰”。⁵²⁷过后，他又来到市政厅抱怨说，他无力担当这项任务。

　　结果，所有维护租佃者权利的群众大会都取消了，而爱尔兰人要求释放犯人。他们已经和教权派断绝关系，现在则要求爱尔兰自治。穆尔和巴特表示赞成这一点。他们决心争取释放奥顿诺凡-罗萨，把他选为议会的议员。

二

　　公民莫特斯赫德对格莱斯顿的行为作了一番评论，我的评论会是另外一个样子，不过这和我们所讨论的问题毫无关系。群众大会上通过的请愿书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格莱斯顿对支持请愿书的那些讲话却吹毛求疵。卡斯尔里并不亚于格莱斯顿；我在今天的，政治纪事报”⁵²⁸上看到，他也曾经用格莱斯顿所用的那些字眼来攻击爱尔兰人，而科贝特也同我一样地回答了他。

　　当开始竞选的时候，所有的爱尔兰人候选人都提出大赦的要求，但是格莱斯顿在爱尔兰各地方自治机构展开要求大赦的运动以前，并无任何行动。

　　我没有谈到欧洲事件中的牺牲者，因为不能把匈牙利战争和芬尼亚社社员起义相比。可以把它同1798年⁵²⁹相比，而那样比，也不会有利于英国人。

　　我还要重复地说，没有一个地方比英国对待政治犯更坏的。

　　公民莫特斯赫德不想告诉我们，对于爱尔兰人他有什么看法；如果他想知道别的民族对英国人作如何想，那就让他读一读赖德律-洛兰⁵³⁰和其他欧洲作家的著作吧。我一直是为英国人辩护的，现在也是这样。

　　通过决议并不是为了争取释放犯人，爱尔兰人自己也已经不指望这―点了。决议的目的是为了对爱尔兰人表示同情并对政府的措施作出评价；这一决议可能造成英国人和爱尔兰人的团结。当我们大胆地说出我们的意见的时候，格莱斯顿就不得不和反对派“泰晤士报”、“星期六评论”等发生冲突；反之，我们就会支持他来对付那在相反的情况下能推翻他的反对派。在美国内战的时候，他是执政者，因而要对政府的政策负责；而格莱斯顿在北军处境不好的时候发表了他的声明，这并不会给他的爱国主义增加什么光彩。

　　公民奥哲尔是对的，他说如果我们想让犯人获得自由，用这种方法是达不到目的的。但是，考虑爱尔兰人民比考虑格莱斯顿更为重要。⁵³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