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马克思
1866年格莱斯顿先生给英格兰银行的信怎样使俄国得到了六百万英镑的公债²⁵⁹

　　1866年5月11日格莱斯顿先生的信在下述条件下使1844年银行法令暂停生效：

　　（1）最低贴现率应当提高到10％。

　　（2）如果英格兰银行超过银行券发行的法定限额，则这次超额发行的利润应当由该银行转归政府。²⁶⁰

　　于是英格兰银行将最低贴现率提高到10％（这就是说，对于普通工商业者来说，最低贴现率被提高到15％和20％），并且不违反1844年法令有关发行银行券的规定的字面意义。每天晚上，从同英格兰银行有联系的各个营业所和西蒂区的其他主顾那里把银行券收集到一起，然后在第二天早晨又把这些银行券放出去。然而，却违反了法令的精神，因为遵照政府的那封信就是让银行的准备金降到零，而按1844年法令的原意，这笔准备金是银行掌握的、用来保证其银行部负债的唯一资产。

　　因此，格莱斯顿先生的信是通过保持、甚至人为地加强了皮尔法令的最糟糕的结果而使皮尔法令暂停生效的。无论对1857年乔·康·路易斯先生的信，还是对1847年约翰·罗素勋爵的信²⁶¹，都不能加以类似的责难。

　　银行保持10％的最低贴现率达三个多月之久。在欧洲，这样的贴现率被看做危险的征兆。

　　接着，在格莱斯顿先生这一着造成了对英国支付能力不信任的极不正常的气氛之后，克拉伦登勋爵，这位巴黎会议上的英雄²⁶²，又出场了，并且在“泰晤士报”上刊登了一封给英国驻大陆各国使馆的解释信。他直截了当地告诉大陆说，英格兰银行没有破产（尽管实际上按照1844年法令来说，情况正是这样），但是英国的工商业却在相当程度上破产了。他的信的直接影响不是英国居民向银行“挤兑”，而是欧洲各国的（索还债款的）索单向英国“挤兑”（当时华金先生在下院正是用了这一说法）。在英国贸易史上这完全是闻所未闻的事。当官定最低贴现率在伦敦是10％，而在巴黎是3 ¹/²％到3％的时候，黄金却由伦敦流向法国。这证明黄金外流不是通常的商业交易。它仅仅是克拉伦登勋爵的信的结果。

　　当10％的最低贴现率这样持续了三个多月之后，接踵而来的是必然的反作用。最低贴现率由10％跳跃式地猛跌到2％，并且这个2％直到最近还仍然是银行的官定贴现率。然而所有的英国有价证券、铁路股票、银行股票、采矿工业股票和各种国内投资已经跌得一钱不值，人人都争着把它们脱手。甚至统一公债也失掉了信誉（在恐慌期间，有一回银行曾拒绝支付统一公债抵押贷款）。随后就响起了货币外流的钟声。外国政府的公债在最有利的条件下在伦敦市场上销售一空。最先到来的是600万英镑的俄国公债。这笔俄国公债几个月前还十分可怜地僵在巴黎交易所，而今在伦敦交易所却大走红运。就在上星期，俄国又发行了400万英镑的新公债。俄国在1866年也曾经和现在（1868年11月9日）一样，在财政困难的重压下几乎一命呜呼，这种财政困难由于它所经历的土地改革而带有十分危险的性质。

　　但是，皮尔法令向俄国开放英国金融市场，还只是对它的最起码的效劳。这个法令使英国这个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完全仰仗于俄国佬的政府的恩惠，而俄国佬的政府却是所有的欧洲政府中支付能力最差的债务人。

　　我们假定，俄国政府在1866年5月初以德国的或希腊的某个私人商号的名义把100万到150万英镑存入英格兰银行的银行部。这样，纵令发行部拥有1300万英镑以上的黄金，如果俄国政府突如其来地提取这笔款子，也能迫使银行部立即停止支付。因此，从圣彼得堡拍来的一封电报就可能引起英格兰银行的破产。

　　假使皮尔法令不废除的话，俄国在1866年未能做到的事，也许它在1876年就能够做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