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马克思
“人类的主席”⁹⁹

　　正当我从荷兰返回伦敦的时候，“社会民主党人报”在第39号上献给我一个由伯恩哈特·贝克尔先生亲手烤制的Asa　fötida¹⁰⁰馅饼，它主要是用福格特的诽谤的残渣做成的，我在1860年伦敦出版的“福格特先生”¹⁰¹一书中对福格特的捏造进行了有法律根据的反驳。但是“人类的主席”伯恩哈特先生完全违反了自己的习惯，这一次并不限于简单地抄袭。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试图说一点自己的东西。

　　“人类的主席”说：“不仅如此，马克思还通过德朗克把手稿典当了1000塔勒，这份手稿被跟踪伦敦流亡者的间谍、普鲁士警官施梯伯赎了出来。”

　　我们的伯恩哈特·贝克尔在他亲自宣读的主席报告中间曾三次愈来愈匆忙地回到这个“事实”上来。

　　我在“福格特先生”一书第124页上的注释¹⁰²中说：

　　“我本人于1850年在伦敦认识了班迪亚和他当时的一位朋友——现在的图尔将军。他把科苏特亲自给他弄的证明书给我看，这样他就用简单的方式打消了我由于他同各色各样的党派——奥尔良派、波拿巴派等等——玩弄骗局，以及同各个‘民族’的警察交往而产生的怀疑。按照这份证明书，他这位早已是克拉普卡手下的科莫恩的临时警察总监，现在被任命为in　partibus〔非现实的〕^FN1警察总监。他作为为革命服务的警察局秘密长官，自然应当有一条‘公开的’门路通向为各邦政府服务的警察局。1852年夏天，我发现他把我托他转交给一个柏林书商的手稿藏起来，并且把这份手稿交给了一个德意志邦政府。¹⁰³当我把这件事以及这个人的其他一些早已引起我注意的特点写信告诉巴黎的一个匈牙利人（瑟美列），以及班迪亚的谜由于消息相当灵通的第三者的参与而被彻底揭开之后，我便于1853年初给‘纽约刑法报’寄去一篇由我署名的公开揭露他的文章¹⁰⁴。”

　　可见，“人类的主席”没有读过我在十三年前发表在“纽约刑法报”上的那篇详细揭露班迪亚的文章，当时班迪亚还住在伦敦。要不然，他也许会使自己的捏造多少适合于实际情况。然而他既然这样完全献身于自己的迷人的幻想的游戏，那还有什么东西能比美妙的联想——伦敦和典当——更适合这种游戏呢？但是我可以担保，伯恩哈特·贝克尔从来没有典当过自己的手稿。

　　“人类的主席”赐予了以下的补充：

　　“当奥地利政府的半官方机关报维也纳的‘信使报’出版时，马克思想找我〈即伯恩哈特·贝克尔本人〉当这家报纸的记者，而且他避而不谈新报纸（据他说这份报纸已寄给他）的半官方性质；相反，他强调说我可以把很尖锐的文章寄到那里去。”

　　当时伯恩哈特·贝克尔还不是“人类的主席”，并且有一个不变的习惯：为伦敦的“海尔曼”报拙劣地写些“极其平淡的文章”，在他由于某种原因悄悄地从伦敦溜走之前不久，在一个美丽的夜晚（在这以前我只偶尔见过他一两次）他亲自跑到了我的家中。他的出现使我感到惊奇。他在我面前哀哀抱怨自己的不幸命运，并问我能不能给他找一个记者的工作，以救济他的急需。我回答说，几天以前科拉切克先生通知一位政治流亡者、西蒂的商人西·波克罕先生说，在维也纳创办了一家新的、似乎“非常自由的”报纸，他还给他寄了几号试办的报纸并要他代为招聘一个伦敦记者。为了满足伯恩哈特·贝克尔所表示的热烈愿望，我答应为此去找那位总是热心为流亡者效劳的波克罕先生。我记得伯恩哈特·贝克尔甚至写了一篇或几篇试验性的文章寄到维也纳。原来是他想当“信使报”记者而没有成功这件事证明我同奥地利政府有联系！显然，伯恩哈特·贝克尔先生以为，如果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授予他职务，那末上帝就会赐给他担任这个职务的必要智慧！

　　伯恩哈特·贝克尔接着说：“李卜克内西还经常地影响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想唆使她反对联合会，马克思也给她打电报和写信。”

　　伯恩哈特·贝克尔先生以为，我也完全像他自己那样“经常”认真地看待根据遗嘱转交给他的那个高位¹⁰⁵！在拉萨尔死后我写给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的信的内容是向她表示慰问，回答她向我提出的有关编写一本论拉萨尔的小册子的各种问题，以及说明关于要求我反击某个诬蔑拉萨尔的人的问题，这一点我已经做了。^FN2可是，为了避免误会，我认为有必要在1864年12月22日的信中提醒伯爵夫人，我并不同意拉萨尔的政策。我们的通信就这样结束了，通信中只字未提联合会。¹⁰⁶伯爵夫人还请求我立即写信告诉她，在编好的小册子中附上几张肖像合适不合适。我打电报回答说：不！这唯一的一封电报在同作为诗人和思想家一样伟大的语言学家伯恩哈特·贝克尔先生那里竟变成了多数。

　　他说什么，我在这以后还参加过某个反对他的运动。我对这件极端重要的事情所采取的唯一的步骤是：有人从柏林写信告诉我，某些集团想迫害伯恩哈特·贝克尔，原因是他不愿意利用“社会民主党人报”和联合会来宣传让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加入普鲁士的主张。¹⁰⁷同时还请求我把这个“阴谋”预先告知在佐林根的克林格斯先生——由于我们先前的联系，人们认为我对他会有一些影响——和在日内瓦的菲力浦·贝克尔先生。我这样做了——对前者的预告是通过一个巴门的朋友^FN3，对后者的预告是通过我在巴黎的朋友席利，同我一样，当时席利以为“人类的主席”总还有点人性，并且他的确做得也还不坏，哪怕只有这一次。而现在他当然会给事实赋予完全相反的意思——简直是个辩证法家！

　　但是“人类的主席”不仅是一个伟大的诗人、思想家、语言学家和辩证法家。而且他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病理学家。我患了一年半的痈病，这病碰巧在拉萨尔死后又延续了六个月，他说我这种紫红色病症是由于“对拉萨尔的伟大的黑色嫉妒”。

　　他慷慨激昂地补充说：“但是他没有敢于冒险反对拉萨尔，因为他很清楚，如果他这样做，那人就会用自己的大棒把他打死，就像打死巴师夏―舒尔采那样。”

　　但是，拉萨尔恰好在他关于“巴师夏一舒尔采”这一最后的著作¹⁰⁸中极度地颂扬1859年在柏林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¹⁰⁹，说我的这本书是“划时代”的作品，是“杰作”，并且把它同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著作相提并论。于是，伯恩哈特·贝克尔先生以他固有的想像力得出结论说，拉萨尔会像把舒尔采―巴师夏置于死地那样，把我也置于死地。但是，拉萨尔对于我的“敢于冒险”也有完全另外一种看法。当我由于某种情况（关于这点没有必要在这里谈）写信告诉他说，我和恩格斯将不得不根据我已援引的理由公开反对他的时候¹¹⁰，他写了一封详细的回信，这封信现在还放在我这里；他在信中先是提出自己的反面论据，后来在结尾时又呼吁说：

　　“在把事情公开和声张出去之前，请考虑一下这一切。况且我们之间的分歧和分裂对于我们这个本来就不大并且具有特别性质的党来说，将是值得惋惜的事情！”¹¹¹

　　伯恩哈特·贝克尔先生认为全部矛盾在于，我关于某个衰落的国际协会¹¹²（他、伯恩哈特·贝克尔曾是它的成员）什么都不想知道，同时却最积极地参加去年9月由伦敦各工联的领袖所成立的国际协会。

　　显然，伯恩哈特·贝克尔先生的辨别能力并不比他的推理能力逊色。他吹嘘说，他的协会在最繁荣的时候发展到整整“400人”；而我们的协会却如此不知谦虚，以至于现在单单在英国就已经拥有10000个会员。背着“人类的主席”作出这类事情，实在是不可容忍！

　　考虑到所有这一切，特别是考虑到我只是非常粗略指出的伯恩哈特·贝克尔先生的那许多才能，恐怕不能认为他的抱怨是公正的。他抱怨说人们要他这样一个人一下子担起过多的职务；不仅把专制君主的角色这样一个重要的职位偿给了他，而且“附带地”偿给他“为家里买鸡蛋和黄油”这样一个不重要的职务¹¹³。不过，在他的这个双重职能方面大概可以定出更好的家庭规章。将来可以把“为家里买鸡蛋和黄油”做为他的主要职业，而让他只是完全“附带地”当人类的主席。

卡尔·马克思
1865年4月8日于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