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代理机构

《So　muosens　alle　strîten. 　　in　vîl　angestlîchen　zîten 　　wart　gescheiden　doch　her　dan 　　…der　Vogt　da　von　Bërne》. 　　（《Klage》） 　　〔“在这紧要关头 　　全体都参加战斗， 　　那行列之中有 　　……伯尔尼的一个州官。” 　　（“哀歌”） (1)

　　在达-达·福格特极其俏皮地注明日期是4月1日，即1859年4月1日的一个“纲领”中，他呼吁不同色彩的民主主义者为将在日内瓦出版的报纸撰稿，这家报纸将宣传他的“研究”一书中的波拿巴主义亲俄观点。这个“纲领”在拟定的时候自然经过深思熟虑，但是马脚还是穿过吸墨纸做的封皮不时露了出来。不过我们并不准备来谈这个问题。

　　在“纲领”的末尾，福格特请求他的收信人介绍一些“志同道合的人”，这些“志同道合的人”“愿意用同样精神为能够发表他们文章的报章杂志撰稿”。在洛桑中央节上，福格特宣称他已草拟了一个“纲领”，准备聘请

　　“愿意遵守这个纲领，按适当稿酬在他们所支配的报刊中参加工作的那些人”（“中央节等等”第17页）。

　　最后，在给勒宁博士的一封信中写道：

　　“你能否帮助我同一些能从法兰克福用这种精神来影响报章杂志的人们取得联系？如果他们将版样给我寄来，我愿意对他们的文章付以优厚的报酬。”（“主要著作”，文件，第36页）

　　“纲领”中的“志同道合的人”在洛桑中央节上变成了“那些人”，而“那些人”在给勒宁博士的信中又变成了“人们”，sans　phrase〔直截了当的〕人们。德国报刊的总财务员和总核查员福格特“所支配的基金”（同上，第36页）不仅用来支付“报章杂志上”文章的稿费，而且用来支付“小册子”（同上）的稿费。显而易见，处于这种地位的代理机构是需要相当可观的“基金”的。

　　《er　sante　nach　allen　den　hêrren

　　die　im　diusken　rîchen　waren；

　　er　clagete　in　allen　sîn　nôt；

　　unde　bôt　in　ouch　sîn　golt　rôt》.

　　（Kaiserchronik）

^FN1

　　但是，要那些人对报章杂志和小册子“施加影响”，要他们把自己的文章给福格特“寄来”并付给他们“优厚的”稿酬，其目的究竟何在呢？“这涉及意大利”，如此而已；为了使莱茵河沿岸免于危险，福格特先生“认为最好让路易·波拿巴在意大利流尽鲜血”（同上，第34页，“纲领”）。不，“这不涉及意大利”（给勒宁博士的信，同上，第36页）。“这涉及匈牙利”（给恩城的赫先生的信，同上）。不，这不涉及匈牙利。“这涉及……我不能讲的事情”（同上，文件，第36页）。

　　同上面谈的事情一样，雄厚“基金”的来源也是矛盾百出的。它来自“瑞士法语区的一个偏僻角落”（“主要著作”第210页）。不，“来自西方的匈牙利妇女们”（给卡尔·布林德的信，1860年2月13日“总汇报”第44号附刊）。恰恰相反，来自“德国的，特别是奥地利的警察辖区的”masculini〔男人〕（“中央节”第17页）。他那基金的数目，同基金的目的和来源一样，也是变幻莫测的。这是“几个法郎”（“主要著作”第210页）。这是“不大的一笔基金”（“中央节等等”第17页）。基金足以向所有愿意福格特式地为德国报刊撰稿和写小册子的人付出优厚稿酬。最后，连筹集基金的方式也是含糊不清的。基金是福格特“千辛万苦地积攒起来的”（“主要著作”第210页）。不，是“供他支配的”（同上，文件，第36页）。

　　这位“圆满的人物”说：“如果我没有弄错，用金钱或别的利益促使人的言行违背他的信念，就是收买”（同上，第217页）。

　　因此，一个人的信念如果允许他出卖自己，那末这个人是不可能被收买的，而信念与此相矛盾的人也不可能被收买。例如，如果巴黎内阁的外国报刊部愿意以半价、半价的半价、甚至免费向瑞士报刊提供价值250法郎的巴黎的日报“石印通讯”，并提请“善意的编辑部”注意，他们一定还会“按成绩”每月领取50、100或150法郎的补贴，那末，这决不能说是收买。谁也没有强迫其信念同每天的“通讯”和每月的津贴相矛盾的那些编辑部接受“通讯”和津贴。难道格朗尼埃·德·卡桑尼亚克、或拉·格隆尼埃尔、或阿布、或格朗基奥、或布耳埃、或“世纪报”⁵²³的茹尔丹、或“立宪主义者报”⁵²⁴的马丁和博尼法斯、或罗舍·达-达·阿尔伯，是“被收买”的吗？难道有过什么得到报酬的言行是同这些先生们的信念矛盾的吗？例如，福格特如果曾把几百本他的“研究”免费供给一家过去与他为敌的瑞士报纸的代理人，难道这就是收买吗？福格特建议政论家根据他们的信念在他们所支配的报刊上撰稿，而由卡尔·福格特先生在日内瓦的机构支付稿费，无论如何，这种建议是非常奇怪的。一种情况是一家报纸付给自己的撰稿人稿费，另一种情况是某个第三者用来历不明的钱秘密津贴一些同他毫无关系的报纸的通讯员，甚至是整个国家的报刊的通讯员，福格特把这两件事混为一谈，——这种quid　pro　quo〔混乱〕证明，德国的达-达多么深刻地“领会”了十二月二日的道德。

　　“男孩坐在泉源边”^FN2。但他坐在什么样的泉源边呢？

　　后来在日内瓦出版的，不是福格特原计划的“新瑞士”周刊，而是达-达的老友奥·布拉斯先生创办的“新瑞士报”。在一个凉爽的11月的早上，布拉斯先生使整个日内瓦都感到惊奇地宣称他

　　“在给福格特的信中，拒绝了福格特想摆在他面前的法国食槽”。

　　同时他还宣称，他准备为这一指控负法律责任（1859年11月12日“新瑞士报”）。这只公鸡，或者更正确些说，这只阉鸡，以前一直啼叫得很欢，但在自己拉的粪堆上被弄得羽毛零乱之后，就再也不吭气了。这位“新瑞士人、伯尔尼州公民和联邦院日内瓦议员”，这次就在日内瓦，被他的一个“著名的”朋友公开指责为企图用法国金钱进行收买。而这个联邦院日内瓦议员却默不作声。

　　不要设想福格特会考虑到自己的身分而对“新瑞士报”置之不理。如上所述，对他的指控发表在1859年11月12日的该报上。此后不久，这同一家报纸又发表了一篇对普隆-普隆的辛辣的评述，而日内瓦独裁者詹姆斯·法济的机关报“日内瓦评论”⁵²⁵立即在一篇占四栏篇幅的社论中提出抗议（1859年12月6日的“日内瓦评论”）。该报是《au　nom　du　radicalisme　genèvois》——以日内瓦激进派的名义提出抗议的。詹姆斯·法济本人对“新瑞士报”也这样看重。从“日内瓦评论”的四栏社论中，不会看不出也有福格特的功劳。社论在某种程度上是在替布拉斯本人辩白；说他不是攻击普隆-普隆的主谋人，而只是受了别人的蒙蔽。按照纯福格特式的做法，把corpus　delicti〔犯罪构成〕推诿给列·海弗纳尔，即福格特在“主要著作”（第188页）中怀疑他是“皇帝与拿破仑亲王丑史”的作者；福格特的书里并且不可避免地暗示“臭名远扬的巴登前尉官克洛斯曼”为“总汇报”驻伯尔尼的通讯员（参看“主要著作”第198页）。现在我们稍微谈一谈主子和奴才，即詹姆斯·法济和卡尔·福格特为了挽回普隆-普隆的名誉，“以日内瓦激进派的名义”于1959年12月6日在“日内瓦评论”上发表的抗议。

　　布拉斯被指控企图“以侮辱波拿巴王室的亲王来加强他那德国人对法国的看法”。在日内瓦，大家早就知道，普隆-普隆是一个纯粹的自由主义者，他在流放期间曾宽宏大量地拒绝“扮演斯图加特宫廷甚至彼得堡宫廷内的角色”。像“新瑞士报”上刊登的那篇侮辱性文章那样说他想在某个地方建立一个厄特鲁里亚王国般的小国，简直是可笑的。

　　“拿破仑亲王坚信自己的天才和禀赋，他根本瞧不起这些可怜的小王位。”

　　他宁愿在法国“这个高度文明和普遍首创精神的中心”，在他的最德高望重的堂兄的宫廷中，“以亲王公民（prince-citoyen）的身分”扮演波扎侯爵的角色。“不管别人怎么说，他的堂兄是尊重他、喜欢他的”。但是，这位亲王不仅是波拿巴的波扎侯爵，他还是意大利、瑞士，一句话，各民族的“大公无私的朋友”。

　　“拿破仑亲王同皇帝一样，是大经济学家……如果政治经济学的健全原理终于在法国取得胜利，那末，毫无疑问，拿破仑亲王也是有一份大功劳的。”

　　他过去和现在都“拥护毫无限制的出版自由”，反对任何预防性的警察措施，“体现了理论和实践上的最广义的自由思想”。如果皇帝的耳朵因为受到坏影响听不进这个埃吉丽亚的忠言，那末，亲王就尊严地引退，而“毫无怨言”。这无非是“他的功勋引起了欧洲对他进行诽谤攻击”。

　　“法国的敌人害怕他，因为他依靠欧洲人民革命的支持，力图把欧洲人民的独立和自由归还欧洲人民。”

　　总之，未经公认的天才、波扎侯爵、埃吉丽亚、经济学家、被压迫民族的保卫者、纯粹的民主主义者和——这是可能的吗？——普隆-普隆《habile　comme　général　et　brave　comme　tout　officier　français》（干练如将军，勇敢如任何一个法国军官）。

　　“他在克里木战役的阿尔马河会战之时和会战之后，都证明了这一点。”而在意大利战争中他“出色地组织了一个5万人的军团〈著名的corps　de　touristes〔旅行团〕，我几乎说成corps　de　ballet〔芭蕾舞团〕〉，并且在短时间内完成了艰苦的山地行军，而他的军队一点也没有感到供应不足”。

　　大家知道，在克里木的法国兵把害怕炮击叫做la　maladie　Plon-Plonienne〔普隆-普隆病〕，而且很可能只是由于食品越来越缺乏，普隆-普隆才离开了这个半岛⁵²⁶。

　　“日内瓦评论”最后得意洋洋地说：“我们介绍了他〈即普隆-普隆〉的真相。”

　　乌拉，普隆-普隆将军！

　　因此，如果福格特说他的军费得自“民主主义者之手”，那是不足为奇的。普隆-普隆，这位Prince　Rouge〔红色亲王〕，是福格特和法济的理想，是所谓欧洲民主的具有魅力的亲王。福格特除了从普隆-普隆手中得到钱以外，不可能从更为纯粹的民主主义者手中得到钱了。即使有一部分钱是由普隆-普隆的至圣的堂兄直接给科苏特先生的，然后经匈牙利人之手落到福格特手里，那末这“来源”仍然是“骇人听闻的”。但来自普隆-普隆之手，那就又当别论了！就算福格特在纽沙特尔冲突期间从克拉普卡的女友卡^FN3伯爵夫人那里得来的那些钱，也许是更娇嫩的手给的，但不是更纯粹的民主主义者之手给的。一个著名的法国作家说，《Plon-Plon　est　voluptueux　comme　Héliogabale，lache　comme　Ⅰvan　Ⅲ　et　faux　comme　un　vrai　Bonaparte》〔“普隆-普隆像海利奥加巴尔一样好色，像伊万三世一样怯懦，又像真波拿巴一样虚伪”〕。普隆-普隆的最糟糕的行为就是把他的堂兄当做homme　sérieux〔严肃的人〕。维克多·雨果关于路易·波拿巴还可以说：《n’est　pas　monstre　qui　veut》〔“并非任何人都能按其心愿成为巨人”〕^FN4，但自从路易·波拿巴发现了普隆-普隆以后，波拿巴的雅努斯头的两面就成为：土伊勒里宫的那个人集中了事业的一面，罗亚尔宫的那个人集中了小丑的一面。这个假波拿巴，即自己伯父的侄子而不是自己父亲的儿子⁵²⁷，比真波拿巴还真；因此，法国人总要说：l’autre　est　plus　sûr〔另一个更可靠些〕。普隆-普隆同时是Bas　Empire〔衰落时期的帝国〕的唐·吉诃德和休迪布腊斯。哈姆雷特寻思亚历山大的遗骸大概注定要成为啤酒桶的塞子^FN5。假如哈姆雷特看到，拿破仑的腐烂了的脑袋长到普隆-普隆的肩膀上，他会说什么呢！⁽²⁾

　　虽然福格特的军费的主要基金“来自法国食槽”，但是，为了掩盖这个食槽，他当然可以向他那些多少有些民主主义情绪的朋友收集“几个法郎”来摆摆样子。这样，他的基金的来源、数量和收集方法方面的矛盾就迎刃而解了。

　　福格特的代理活动不仅限于“研究”、“纲领”和招募局方面。在洛桑中央节上，他向在瑞士的德国工人宣布了路·波拿巴解放各民族的使命，自然，这时他用了比他替德国自由主义庸人写的“研究”更为激进的观点。一方面福格特在“研究”中通过深入钻研“物质和力”的关系，得到了这样的信念：不能设想“现存的德意志各邦政府是可以动摇的和瓦解的”（“研究”前言第Ⅶ页），并且特别向“德国资产者”（同上，第128页）呼吁，要他们“关心”：波拿巴“解放”意大利将会防止德国的“革命”，而同时他又回过来向德国工人解释说，“奥地利是他们〈德意志各邦君主〉继续存在的唯一支柱”（“中央节等等”第11页）。

　　他说：“我刚刚对你们说过，对其他国家来说，德国并不存在，还需要把它建立起来，而且我相信，德国只能建成一个像瑞士联邦那样的共和国联邦。”（同上，第10页）

　　这些话是他在（1859年）6月26日说的，可是早在6月6日，他在“研究”第二版跋中就恳求过普鲁士摄政王^FN6用武力和王朝内战迫使德国臣服于霍亨索伦王室。用武力实现君主集权，当然是建成一个“像瑞士联邦那样的”共和国联邦的最简便的办法。接着，他还发挥了关于“外部敌人”（法国）的理论，认为德国必须追随外部敌人，以对付“内部敌人”（奥地利）。

　　他喊道：“如果我必须在魔鬼（哈布斯堡）和魔鬼的祖母（路易·波拿巴）之间进行选择，那末我会选择后者；因为她是一个老太婆，就会死去。”

　　但是，福格特觉得，借口敌视奥地利，直接号召德国投入十二月政变的法国的怀抱，未免太损害他在读者心目中的名誉了，因此当这段讲话刊印的时候，他把这个号召作了如下修改：

　　“如果问题是要在魔鬼和魔鬼的祖母之间的斗争中表明立场，那末我们认为最好是两者互相歼灭、互相吞掉，这样我们就省事了。”（“中央节等等”第13页）

　　最后，虽然福格特在“研究”中把路易·波拿巴吹捧为农民和工人的皇帝，可是这次他却对工人听众说，

　　“恰恰是绝大多数的巴黎工人目前把已经”转到“路易·波拿巴方面”。

　　照法国工人看来

　　“路易·波拿巴正在做共和国所应当做的一切，他给无产者以工作，使资产者破产等等”（“中央节等等”第9页）。

　　总之，路易·波拿巴是工人专政者，而且由福格特把他当做工人专政者向瑞士的德国工人吹嘘，不过这位福格特仅仅为了“工人专政”这一字眼，便在“主要著作”中以资产阶级身分大发雷霆。

　　巴黎纲领为在瑞士的十二月代理人规定了在萨瓦兼并问题上的行动计划。这个纲领包括三点：（1）对于面临危险的谣言尽可能久地完全置之不理，必要时把它说成是奥地利的捏造；（2）在较后的阶段，散布一种路易·波拿巴想把中立区划归瑞士的看法；最后，（3）在兼并实现以后，即以此作为要求瑞士同法国结盟的借口，即作为要求瑞士自愿接受波拿巴保护的借口。我们还将看到，主子和奴才，詹姆斯·法济和卡尔·福格特，日内瓦的独裁者和受他庇护的联邦院日内瓦议员，多么忠实地执行了这个纲领。

　　我们已经知道，福格特在“研究”中绝口不谈他的左右未来的人物要为之策划战争的那种观念。在洛桑中央节上，在国民院⁵²⁸里，在席勒和罗伯特·勃鲁姆纪念会上，在俾尔“推销员”上，最后在“主要著作”里，都表现了同样的沉默。但是，这种“观念”比普伦贝尔密谋产生得还要早。早在1851年12月，政变后不几天，在“萨瓦爱国者”上就可以读到：

　　“爱丽舍宫前厅里已经在分配萨瓦的官职。它的报纸甚至用这事开心取乐。”⁽³⁾

　　1851年12月6日，法济就已经看出，日内瓦将划归十二月政变帝国。⁽⁴⁾

　　1859年7月1日，当时的瑞士联邦主席施坦普弗利同英国驻伯尔尼代办哈里斯上尉进行了一次谈话。他重申了自己的顾虑：如果撒丁在意大利的统治不断扩张，萨瓦将不可避免地被法国兼并。他强调指出，特别是北萨瓦的被兼并将使瑞士的一个翼侧完全暴露，并且很快就会导致日内瓦的丧失（见第一部蓝皮书“论拟议中的萨瓦和尼斯的兼并”，№Ⅰ）。哈里斯把这一点告诉了马姆茲伯里，后者则委托巴黎的考莱勋爵要求瓦列夫斯基说明皇帝的意图。瓦列夫斯基毫不否认

　　“法国同撒丁不止一次地商谈过合并的问题，皇帝的意见是，如果撒丁扩展成一个意大利王国，那末就有理由期望它向法国作出领土上的让步”（同上，№Ⅳ）。

　　瓦列夫斯基答复的日期是1859年7月4日，所以是在签定维拉弗兰卡和约以前。1859年8月，巴黎出版了佩特丹的小册子⁵²⁹，其中说欧洲准备兼并萨瓦。同年8月，在瑞士国民议会的夏季会议结束后，福格特偷偷地溜到巴黎，听取普隆-普隆的指示。为了掩饰这次旅行，他让他的同谋者拉尼克尔一伙人在日内瓦散布谣言，说什么他到费尔瓦德施泰特湖休养去了。

　　《zê　Pârîs　lëbt　er　mangen　tac，

　　vil　kleiner　wisheit　er　enpflac，

　　sîn　zerung　was　unmazen　grôz…

　　ist　ër　ein　esel　und　ein　guoch，

　　daz　sëlb　ist　ër　zuo　Pârîs　ouch》.

^FN7

　　1859年9月，瑞士联邦委员会已经看到兼并的危险日益迫近（同上，№Ⅵ）；11月12日，委员会决定向各大国提交一份说明这种看法的备忘录，可是11月18日，施坦普弗利主席和席斯秘书长却向英国驻伯尔尼代办送去一份正式照会（同上，№Ⅸ）。10月，詹姆斯·法济从托斯卡纳回来，他这趟奔跑毫无成果，为普隆-普隆的厄特鲁里亚王国进行的宣传归于失败。回来后，他像往常那样，气势汹汹地大骂兼并是谣言，说什么无论在法国还是在撒丁，都没有人想到兼并的事。随着危险的日益迫近，“日内瓦评论”的信任也日益增长，1859年11月和12月，该报对拿破仑后裔的膜拜（参看前面引证过的关于普隆-普隆的文章）达到了柯利班式的疯狂程度。⁵³⁰

　　1860年，准备兼并进入第二阶段。

　　置之不理和否认已经不再符合十二月英雄们的利益。这时，已经到了用兼并诱骗瑞士上当的时候了。这时必须实行土伊勒里宫纲领的第二点，因而要尽可能地大声宣扬准备把中立地区交给瑞士。在这件事情上，十二月政变的瑞士娄罗们当然会得到巴黎同时玩弄的权术的支持。所以，1860年1月初，内务部长巴罗什向瑞士公使凯伦博士宣称，

　　“如果萨瓦的占有者有所改变，根据1815年条约，瑞士同时也应该获得一条良好的防御线。”（见上述蓝皮书，№ⅩⅢ）

　　早在1860年2月2日，即图温奈尔向英国大使考莱勋爵声称“可能”兼并萨瓦和尼斯的那天，图温奈尔还告诉考莱：

　　“法国政府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沙布累和佛西尼永远归属于瑞士是理所当然的。”（同上，№ⅩⅩⅦ）

　　散布这种幻想，不仅是要使瑞士容忍十二月政变帝国兼并萨瓦，而且要削弱它以后抗议兼并的效力，败坏它的名誉，让欧洲人认为它是十二月政策的同谋者，虽然是受骗的同谋者。1860年上任的联邦主席弗雷-埃罗泽并没有上圈套，反而向哈里斯上尉声称，他对于把中立地区划归瑞士的所谓好处表示怀疑。哈里斯也同样对联邦政府提出警告，要它当心波拿巴主义的阴谋，以便

　　“瑞士不要成为一个也具有兼并野心的和力图扩张自己领土的国家”（同上，№ⅩⅤ）。

　　与此相反，英国驻都灵公使詹姆斯·赫德逊爵士在同卡富尔作了长时间的谈话以后，写信给约翰·罗素勋爵说：

　　“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瑞士也渴望兼并萨瓦的部分土地。因此，不要为自己造成任何幻想，如果法国由于有兼并野心而受到谴责，那末瑞士也有同样的罪过……因为这个问题被这种双重的夹攻弄得复杂了，所以撒丁的态度倒是可以谅解的。”（同上，№ⅩⅩⅩⅣ）

　　最后，路易·波拿巴一撕掉假面具，图温奈尔就毫无顾忌地揭露了瑞士兼并中立地区这句口号的秘密。他在给法国驻伯尔尼代办的紧急报告中，公开嘲笑瑞士对法国兼并萨瓦的抗议。根据什么来嘲笑呢？根据巴黎强加给瑞士的“瓜分萨瓦的计划”（见1860年3月17日图温奈尔的紧急报告）。

　　瑞士的十二月代理人是怎样参加这种阴谋的呢？1860年1月，詹姆斯·法济最先向英国驻伯尔尼代办表示：沙布累和佛西尼之划归瑞士，并不是路易·波拿巴的诺言，而是瑞士和中立地区居民自己的愿望（同上，№ⅩⅩⅢ）。福格特在这以前从未想到过法国可能兼并萨瓦，这时却突然充满预言家的灵感了。“泰晤士报”是自创刊以来从未提到过福格特名字的，也突然在1月30日的一篇通讯中报道：

　　“瑞士教授福格特认为，根据他的消息，如果共和国的联邦委员会把辛普朗让给法国自由使用，法国准备使佛西尼、沙布累和热涅瓦等萨瓦的中立地区归属瑞士。”（1860年2月3日“泰晤士报”）

　　不仅如此！1860年1月底，詹姆斯·法济向英国驻伯尔尼代办保证说，卡富尔（两个月前他曾经同这个人在日内瓦作过长谈）坚决反对向法国作出任何领土上的让步（见上述蓝皮书，№ⅩⅩⅩⅢ）。可是，当法济向英国担保卡富尔的时候，卡富尔却说法济有兼并野心，以便在英国面前开脱自己（同上，№ⅩⅩⅩⅢ）。最后，瑞士驻都灵公使图尔特早在1860年2月9日就特意去找英国公使赫德逊，要他相信，

　　“在撒丁同法国之间决不存在关于将萨瓦转让法国的协议，撒丁根本不同意同法国交换萨瓦或把萨瓦转让给法国”（同上）。

　　但是决定性的时刻迫近了。1860年1月25日，巴黎“祖国报”⁵³¹在一篇标题为“萨瓦的愿望”的文章中已在为兼并萨瓦制造舆论。在该报1月27日的另一篇文章中，即用波拿巴风格写的“尼斯伯国”一文中，已经显示出将要兼并尼斯的阴影。1860年2月2日，图温奈尔通知英国大使考莱说，法国同撒丁在战前就已达成有关“可能”兼并萨瓦和尼斯的协议。但是，关于法国实际决定兼并萨瓦和尼斯的正式照会在2月5日才提交考莱勋爵（见1860年4月23日考莱勋爵在上院的演说），2月6日才提交凯伦博士，这样，英国和瑞士两国的公使都得到了中立地区要划归瑞士的明确声明。在这些正式声明以前，詹姆斯·法济就已经从土伊勒里宫获悉，撒丁已经根据秘密条约把萨瓦和尼斯割让法国，条约中没有任何有利于瑞士的条件。在图温奈尔向考莱勋爵和凯伦博士正式声明以前，法济就得把帝国的药丸裹上糖衣给他的日内瓦臣民服用。因此，2月3日，他让他的盲目的工具约翰·佩里埃在日内瓦国民俱乐部召开一次群众大会，而法济则装做是偶然出席这次大会的，故意说：

　　“他刚才听说（je　viens　d’entendre）大家正在谈论法国同撒丁签定割让萨瓦的条约。遗憾的是，撒丁政府已于1月27日在这样的条约上签了字；但是还不应根据这个明显的事实得出结论说，我们的安全真正受到威胁……固然，关于我们对撒丁的中立地区的权利问题，条约中并没有任何保留条件；但是，我们不知道在缔约双方的心目中是否存在这样的保留条件……人们可能认为这种条件是不言自明的（sous-entendue　comme　allant　de　soi）……我们不应当只是过早地表示不信任……我们应〈对政变帝国〉保持同情……我们应当克制，不发表任何含有敌意的言论。”（见法济的“可以充分信任的”演说，这一欺骗性的杰作载于1860年2月3日“日内瓦评论”）

　　英国驻伯尔尼代办认为法济的具有先知之明的讲话是十分重要的，因此立即电告约翰·罗素勋爵。

　　关于把萨瓦和尼斯割让法国的正式条约，原定在1860年3月24日签定。所以，不能浪费一点时间。在正式宣布兼并萨瓦以前，还必须正式证实一下十二月政变的日内瓦代理人的瑞士爱国心。因此，3月初，福格特先生在克拉普卡将军的陪同下（他可能是de　bonne　foi〔诚心诚意地〕前往巴黎，以便对罗亚尔宫的埃吉丽亚、未经承认的天才普隆-普隆施加他的影响，并且当着整个瑞士，利用他个人的威望，促使中立地区划归瑞士。福斯泰夫-福格特在普隆-普隆的豪华的筵席上，——大家知道，在讲究饮食方面，普隆-普隆可以同鲁库鲁斯和康巴塞雷斯媲美，而且，如果布利阿-萨瓦兰能够死而复生，那他对普隆-普隆在这方面的天才、政治经济学、自由思想、统帅才能和个人勇敢，也会感到惊奇，——即在他作为“令人喜欢的交谈者”贪馋地把自己肚子装得满满的普隆-普隆的豪华筵席上，号召瑞士拿出勇气来。（见他的巴黎通信，载于1860年3月8日俾尔“推销员”附刊）瑞士应当表现出

　　“它的民兵不仅是为了检阅和作士兵游戏才存在的”。“把中立地区割让给瑞士”是一种幻想。“把沙布累和佛西尼让给法国只是第一步，跟着还会有其他步骤”。“踩着民族原则和自然疆界原则这付高跷，可以从日内瓦湖走到阿勒河，最后走到博登湖和莱茵河，——只要两腿足够硬实的话”。

　　但是，福斯泰夫-福格特——这是问题的实质所在——至今还不相信，法国大臣图温奈尔本人在一个月以前已经正式透露的、而整个欧洲现在都已经知道的事情，即割让萨瓦和尼斯，早在1858年8月就已经在普伦贝尔成了法国参预反对奥地利的交换条件了。他的“左右未来的人物”倒是现在才在神甫的影响下违反自己意愿，投入了沙文主义怀抱，并被迫夺取中立地区。

　　“显然”，——我们的窘迫的辩护人喃喃地说，——“显然，曾在领导集团中寻找反对日益发展的教权主义运动的力量，并且认为在所谓的沙文主义中，即在除了夺取某一小块（！）土地以外什么也不管的最愚蠢的民族主义中找到了这种力量。”

　　福格特被普隆-普隆的厨房的蒸汽陶醉，在俾尔“推销员”上显示了这种勇气之后，一回到巴黎就在同一家报纸上胡诌什么尼斯人绝对同情法国人；因此，他同意大利民族联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尼斯民族”⁵³²这本小册子的作者维吉齐-卢斯卡拉发生了不愉快的冲突。可是这位在普隆-普隆的筵席上扮演文克里特角色的英雄，到了在伯尔尼的国民院发言的时候，他的耀武扬威的号声却变成了外交式的笛奏：建议同这位一向同情瑞士的皇帝安静地继续谈判，并特别坚决地警告不要同东方结成联盟。联邦主席弗雷-埃罗泽暗指福格特说了某些出奇的话，而福格特也满意地获悉“窝州新闻”在赞扬他的演说。“窝州新闻”是布朗施奈先生、拉德腊日阿茲先生和瓦得的其他巨头们的机关报，一句话，瑞士西部铁路的机关报，就像“新苏黎世报”是苏黎世的波拿巴派和东北部铁路的机关报一样⁵³³。在那次出名的奥朗铁路之争中，有五个瓦得的政府顾问多次受到反对方面报纸的指责，说他们每人从巴黎的《Crédit　Mobilier》⁵³⁴——瑞士西部铁路的主要股东那里得到1万法郎的股票（20股），而他们仍然逍遥法外，举此一端，就足以说明“窝州新闻”的老板们是何等人物。

　　福格特在克拉普卡的陪同下去访问罗亚尔宫的埃吉丽亚不几天以后，詹姆斯·法济也在约翰·佩里埃的陪同下去访问土伊勒里宫的斯芬克斯。大家知道，路易·波拿巴喜欢斯芬克斯这个角色，而且他给他自己的奥狄浦斯们的薪俸，就像过去的法国国王给他的宫廷小丑的薪俸一样。在土伊勒里宫，法济厕身于瑞士和斯芬克斯之间。如上所述，约翰·佩里埃是他的旅伴。这位约翰是自己的詹姆斯的影子；他所做的全是那个人所希望的，凡是那个人不希望的他就不做；他依靠那个人也为那个人而生，他通过那个人成了日内瓦大会议的议员，他替那个人安排酒宴和准备祝词，他是那个人的列保莱罗和菲阿兰。他们俩回到日内瓦时，就有关瑞士的利益来说毫无结果，但就威胁法济处境的危险来说，却成绩辉煌。法济在公开发言中怒气冲冲地声称，他现在算是恍然大悟，今后他将痛恨路易·波拿巴，就像以前热爱他那样。共和主义者的法济竟对一个扼杀过两个共和国的刽子手爱了九年，真也爱得古怪！法济以极深的造诣扮演一个受骗的爱国志士的角色，使整个日内瓦都沉浸在法济式的热情中，而失掉中立省份未必比失掉法济式的幻想更令人感到痛苦。甚至多年来反对他的贵族反对党的首领德奥多·德·索绪尔也承认，对詹姆斯·法济的瑞士爱国热忱不能再有怀疑。

　　这位日内瓦的暴君，就在人民的这种欢呼声中急忙上伯尔尼国民院去了。在他出发后不久，他的亲信，即他的巴黎旅伴，一句话，他自己的约翰·佩里埃作了一次非常独特的亚尔古船英雄的远征。由《fruitiers》〔“干酪制造者”〕协会、法济的民主禁卫军中挑选出来的一帮醉鬼（至少伦敦的“泰晤士报”这样称呼他们），在佩里埃的率领下手无寸铁地坐船去托农，要在中立地区的这个点上举行一次反法示威。为什么举行了这次示威或者为什么要举行这次示威，亚尔古船英雄们能否获得金羊毛，或是丢掉自己的老命，至今谁也不能断定，因为佩里埃的这次亚尔古船英雄的远征，既没有奥菲士陪伴，也没有阿波洛尼乌斯为之歌唱。显然，这不过是以约翰·佩里埃及其同伙为代表的瑞士，对中立地区作的一种象征性的占领。而真正的瑞士，却不得不由于约翰·佩里埃的象征性地占领托农，而无休止地忙于外交上的道歉，向人保证忠诚和对该事表示愤慨，这样一来，当路易·波拿巴真正占领托农和其他中立地区的时候，才真正显得很慷慨大度了。

　　约翰·佩里埃在日内瓦被捕，在他的口袋里发现了数千法郎。由于佩里埃的诬指，副秘书长兼“日内瓦评论”编辑杜孔米恩先生也被逮捕。他是一个没有私产的青年，上述两个职位都是靠国务会议主席和“评论”的老板詹姆斯·法济获得的。他承认给过佩里埃钱，那是从建立志愿军基金中挪用的，而日内瓦的激进主义者直到如今还不知道有这样一笔基金。法院侦讯的结果是，首先释放了杜孔米恩，然后释放了佩里埃。

　　3月24日，维克多-艾曼努尔正式把尼斯和萨瓦连同中立地区割让给波拿巴。3月29—30日，同法济一起从巴黎回到日内瓦的约翰·佩里埃发动了他的亚尔古船英雄的远征，在这决定性关头，这种滑稽的示威恰好妨碍了一切严肃的示威。詹姆斯·法济在伯尔尼保证说，“他对发生的事件一无所知”。⁽⁵⁾莱蒂在原来的中立地区夸口说，如果瑞士人真的在这里进行攻击，那末他的皇帝会立即派三个师占领日内瓦。最后，福格特毫不知道这次亚尔古船英雄的远征的秘密，因为在发生这事的前几天，他就向日内瓦警察局告密，说日内瓦策划在萨瓦边界发动一次冲突，——但是给警察局的线索是假的。关于这一点，我这里有流亡在日内瓦的、福格特的旧友给住在伦敦的一个流亡者的一封信可以说明。信里说：

　　“福格特散布谣言，说我不断地来往于瑞士西部和萨瓦之间，目的是要制造一次对瑞士有害而对敌视瑞士的国家有利的革命。这件事发生在佩里埃发动阴谋前不几天，这一阴谋，福格特肯定是知道的，而我却同您一样，毫无所知。显然，他企图嫁祸于我，使我毁灭。幸而他也是向警察局长杜伊告发我的，杜伊把我叫去，当他提出第一个问题时，我立即笑着打断他说：‘哈哈，这显然是福格特式的阴谋！’，这使他大为惊异。他让我更详细地叙述我同福格特的关系。我的供述同时受到一个政府秘书的支持，这人是‘海尔维第’的成员，第二天他就到伯尔尼去参加中央会议，在那里他向福格特的弟弟表示他不满意卡尔的行为。古斯达夫简洁地回答说，他从福格特的信中早已看出福格特搞的政治活动是什么。”

　　如果说最初的沉默和否认以及宣传信任路易·波拿巴，是为了要转移瑞士对危险的注意；如果说后来关于要把佛西尼、沙布累和热涅瓦同瑞士合并的叫嚣，是要散布法国兼并萨瓦的想法；最后，如果说托农的滑稽剧，是要破坏一切认真的反抗；那末，现在根据巴黎纲领来看，后来发生的真正兼并和变得明显的危险，归根到底则应成为瑞士自愿投降，即成为同十二月政变帝国结盟的动因。

　　这样微妙的任务只有詹姆斯·法济本人才能解决。他的仆从福格特可以提出警告，防止同东方的联盟，但是，只有法济本人才能够捍卫同西方的联盟。他最初是在“日内瓦评论”上暗示了这种联盟的重要性。1860年4月18日，日内瓦流传一封伦敦来信的摘要，其中谈到：

　　“请劝告我们的有势力的同胞们当心詹·法济的建议，他可能建议瑞士放弃自己的中立。这个劝告很可能来自法国政府，詹姆斯·法济至今是它殷勤的代理人……现在他摆出一副善良的瑞士人的姿态同法国的计划作斗争，但是，一个消息灵通的人士向我保证说，这是阴谋诡计。只要瑞士声明它既不愿、也不能继续作中立国家时，法国政府就会像第一帝国时期那样，采取行动迫使它结盟。”

　　法济在“日内瓦评论”上对此作了回答：

　　“当萨瓦归并于法国的那天，瑞士的中立就自行终止，因此，法济的这种劝告也就是多余的了。”

　　三个月以后，即7月10日，詹姆斯·法济在瑞士国民院发表的演说中证明，他

　　“一面怒骂和握紧拳头反对波拿巴主义的金融巨头和联邦的男爵们（他指责他们是le　gouvernement　souterrain〔地下政府〕），一面走进了波拿巴主义的阵营”。

　　尽管他似乎极其尖锐地攻击了苏黎世—瓦得的公开亲法的政党，但是这个政党并没有妨碍他叫嚣。

　　“欧洲，特别是德国抛弃了瑞士。因此，中立已不可能；瑞士必须寻找联盟，但是，到哪里去找呢？”

　　于是，这位老蛊惑家含糊其词地提到了：

　　“近亲法国，只要它认识到并改正了非正义的行为，或许仍会成为共和国等等。但是，新政策不应由老朽的金融巨头和联邦的男爵来开始，而应当由海尔维第、由人民来实行。等着吧，即将举行的选举会教会你们该怎么办的。联邦军队在日内瓦的出现只会受到欢迎。但是，如果他们的出现会使人对日内瓦现行政权机构产生丝毫的怀疑，那就让他们走开，日内瓦会帮助自己并保护自己。”

　　于是，7月10日詹姆斯·法济便在国民院陈述了他4月18日在“日内瓦评论”上暗示过的东西——“新政策”，瑞士同法国的联盟，也就是十二月政变的法国兼并瑞士。消息灵通的瑞士人士认为，揭开法济从土伊勒里宫回来后带上的反波拿巴主义的假面具，还为时过早。但是，在玩弄故意信口开河的技巧方面，法济恰好达到了特别出众的足以与帕麦斯顿媲美的高深造诣。

　　大家知道，声名狼籍的《gouvernement　souterrain》〔“地下政府”〕的代表们向国民院提交过一项对施坦普弗利的弹劾案，因为他作为联邦主席，了解情况正确，并且曾经作出过由联邦军队占领中立地区使其不受法国侵犯的正确决定。这项弹劾案被绝对多数否决，但其中并无福格特的一票。

　　当时有人从瑞士写信对我说：“对卡尔·福格特来说，他没有出席瑞士联邦院讨论对联邦主席施坦普弗利的弹劾案，是很能说明他的为人的。福格特是日内瓦州的代表，而当这个州受到波拿巴的威胁时，他不得不投票赞成坚决捍卫该州利益的施坦普弗利。此外，他本人同这个人有交情并且受过他的恩惠。福格特的父亲和两个兄弟靠在伯尔尼州供职维持生活；他的另一个兄弟新近借施坦普弗利的帮助得到了待遇优厚的联邦一等统计员的职位。因此，福格特当然不可能在记名投票时去反对一位朋友、恩人和有声望的人。另一方面，一位普隆-普隆主义者更不可能公开赞同与波拿巴主义的侵略计划进行殊死斗争的政策。所以，需要逃跑并把脑袋藏起来，但是肥大的屁股仍然露在外面挨揍：现代福斯泰夫的通常的巧计和尘世的命运就是如此。”

　　从土伊勒里宫发出的对“奥地利主义”的指责，詹姆斯·法济在“日内瓦评论”上，他的仆从福格特在俾尔“推销员”、“研究”和“主要著作”等等上对这种指责的大声重复，终于反跳回来打到瑞士自己身上。大约在4月中旬，米兰的所有墙上都出现了这样的告示：“拿破仑和瑞士之间的争执”。其中说道：

　　“看来，萨瓦对瑞士是一块美味，因而瑞士在奥地利的怂恿下，急忙出来在仅仅同意大利和法国有关的问题上阻碍拿破仑第三……英国和北方的一些大国，除奥地利外，一点也不反对兼并萨瓦；只有瑞士，因为受到力图在撒丁的所有联合领地上制造不安和骚动的奥地利的煽动，才表示反对……瑞士是一个反常的国家，它不可能长期抗拒伟大的民族原则的逼攻。德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不能服从一种千篇一律的常规。如果瑞士知道这点，那它就该想到，在德森州人们讲的是福斯柯洛和朱斯蒂的语言，那它就不该忘记，瑞士相当大一部分人属于自称为法国人的那个伟大而慷慨的民族。”

　　看来，瑞士完全是奥地利的臆造。

　　虽然福格特本人在这样热衷于把瑞士从奥地利的魔爪中拯救出来，但也委托他的最亲密的同谋者之一、饶舌的士瓦本人、“残阙”议会的傲慢议员、埃斯林根的卡尔·迈尔（现在是一家珠宝店的老板）去关心拯救德国的事。在圣布勒茲“王冠”酒馆中举行的纽沙特尔德意志工人协会的授旗仪式上，这位演说家（“残阙”议会议员和珠宝商人埃斯林根的卡尔·迈尔）号召德国

　　“干脆让法国人通过莱茵，因为否则德国的情况就永远不会好转”。

　　参加授旗仪式的日内瓦工人协会的两个代表在新年（1860年）后回到日内瓦时，叙述了这件事。在他们的报告得到瑞士西部的其他一些协会的代表们的证实以后，日内瓦协会的领导机关分发了一个通告，要求大家警惕正在瑞士的德国工人中进行的波拿巴主义阴谋。

　　我不妨引用一下手头的一本笔记本：“回忆第一帝国，甚至那时就有些德国人竭力要促使建立拿破仑的世界统治，希望这个巨大的帝国随着它的统治者的没落而灭亡，那时至少可以由分崩离析的法兰克帝国各省组成一个统一的德国，因而德国就能够较容易地为自己争得自由，——这就是政治上的庸医：为了使活的机体神奇地重新出现健康血液，就把原有的血液放尽；此外，人们指责了那些人，他们干脆否认一个伟大的民族有力量进行自卫并拥有自决权；最后，人们指出，德国期望的救世主已经在意大利出现，他懂得什么是民族解放等等。通告指出，它只是为那些目的良好而手段不当的德国人印发的；同时通告中声明拒绝同那些卖身求荣的政论家和沽名钓誉的旧人物发生联系。”

　　就在那时候，“海尔维第”的机关报“阿尔高消息报”⁵³⁶抨击了这样的

　　“逻辑：为要更快地捉住刺蝟并把它重新放掉，应当放它回到田鼠洞里去；根据这种完美的逻辑，为了使勒奥尼达斯们出现，也就应该让埃菲阿尔特们为所欲为。有这么一位名教授，他的做法就像本末倒置的维尔腾堡的乌尔利希公爵一样。这位公爵在骑士的马靴不想再理睬他以后，就想靠农民的‘鞋’从流放地回到家乡；不过，这位教授同鞋的关系已经恶化，因而就同马靴搞上了关系等等”。

　　对福格特教授先生的这种指责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刊登在“海尔维第”的机关报上。可是，他却因此受到了“希望报”⁵³⁷的更为热情的接待。“希望报”是法国国库出巨额资金于1859年在日内瓦创办的一家大型报纸。“希望报”的任务是宣传兼并萨瓦和莱茵区，颂扬路易·波拿巴的民族解放者的救世主使命。在日内瓦尽人皆知，福格特是“希望报”编辑部的habitué〔常客〕，并且是它的最活跃的撰稿人之一。我手头就有详细材料，足以证明上述事实无可怀疑。福格特在他的“研究”中所指的，以及他让他的同谋者、饶舌的士瓦本人、“残阙”议会议员和珠宝商人埃斯林根的卡尔·迈尔在纽沙特尔公开宣布的东西，在“希望报”上有了进一步的发挥。例如，1860年3月25日那一期就这样说：

　　“如果德国爱国者把唯一的希望建立在对法战争上，那末他们有什么理由去削弱那个国家的政府，阻止它取得它的自然疆界呢？也许，德国人民根本不赞同这样仇恨法国的吧？不管怎样，确实有一些极其真诚的德国爱国者，特别在最进步的德国民主主义者中间〈即帝国的福格特、拉尼克尔、埃斯林根的卡尔·迈尔tutti　quanti〔之流的人物〕〉，他们并不认为丧失莱茵河左岸是巨大的不幸；相反地，他们确信，只有在丧失这些地区之后，依靠同欧洲西部的联盟并同欧洲西部的文明合为一体，复兴的德国的政治生活才会开始。”⁽⁶⁾

　　“希望报”从福格特那里如此确切地了解了最进步的德国民主主义者的观点之后，就在5月30日的社论中宣称：

　　“莱茵河左岸的全民投票即将表明，那里所有的人都是倾向于法国的。”

　　瑞士的讽刺性小报“波斯特伊里”正在不断恶毒嘲笑“希望报”这匹“瘦弱的驽马”，说它除了必须驮着巴考士普隆-普隆的轻巧的月桂冠以外，还得载上他的锡仑的“沉重的肚子”。

　　报刊如何精确地执行了波拿巴主义的策略，由下列事件可以看出。5月30日，日内瓦“希望报”号召通过全民投票将莱茵河左岸让给十二月政变的法国；5月31日，路易·茹尔丹在巴黎“世纪报”上展开了争取兼并莱茵的阵地战，6月初，“北部各省和加来海峡通报”把自己的重炮对准了比利时。在日内瓦的喉舌发出号召前不久，艾德门·阿布在“民论报”上声明，撒丁的扩张迫使皇帝不得不《de　prendre　la　Savoie…c.à　d.nous　fermerions　notre　porte》〔“占领萨瓦……换句话说，我们要关上自己的大门”〕，他接着说，如果德国统一的企图导致普鲁士的同样的扩张，《alors　nous　aurions　à　veiller　à　notre　sureté，à　prendre　la　rive　gauche　du　Rhin，c.à　d.nous　fermerions　notre　porte》〔“那末，我们将不得不考虑我们的安全并占领莱茵河左岸，换句话说，我们要关上自己的大门”〕。这个轻率的守门人的追随者是头笨牛——“比利时独立报”⁵³⁸的阿·阿·通讯员，约瑟夫·普留东和坐镇在土伊勒里宫的《Providence》〔“天意”〕的专职女巫一类人物。不过，“希望报”对德国统一所表示的与众不同的欢欣鼓舞，对那些卖身给奥地利的反对十二月的德国人所作的愤怒揭露，竟达到了令人头晕目眩的程度，以致詹姆斯·法济不得不作一定的外交上的考虑，并且还打算把他的“日内瓦评论”改为“瑞士民族报”，并特意在“评论”上慷慨大度地宣布，非奥地利人也可以反对波拿巴主义。

　　但是，卡尔·福格特——德国的这位达-达、为德国报刊设立的波拿巴招募局的老板、法济手下的走狗、罗亚尔宫的“令人喜欢的交谈者”、普隆-普隆的福斯泰夫、拉尼克尔的“朋友”、俾尔“推销员”的提词人、“希望报”的撰稿人、艾德门·阿布的门徒、“劳斯之歌”的歌手——堕落得还要深些。在巴黎，他当着全世界的面，在“现代评论”上同爱德华·西蒙先生亲密合作。让我们来看看，“现代评论”是什么货色，爱德华·西蒙先生又是何等人物。

　　“现代评论”本来是波拿巴派的官方杂志，是完全同“两大陆评论”⁵³⁹相对立的，后者的撰稿人是一些文笔优美的人，即“辩论日报“⁵⁴⁰的一些人、奥尔良派、联合派以及Collège　de　France教授和Membres　de　l’Institut⁵⁴¹。既然上述的最后那些官方人物不能直接调给“现代评论”，那就得设法把他们调离“两大陆评论”，以这种迂迴办法迫使他们为波拿巴派的“评论”服务。但是，这一策略并没有取得应有的效果。“现代评论”的所有者甚至认为不能同拉·格隆尼埃尔先生强加于他们的编辑委员会共事。由于土伊勒里宫的能操腹语的人需要有发出各种声音的喉舌，所以“现代评论”变成了半官方的“评论”，而由拉·格隆尼埃尔强加的编辑委员会所编的“欧洲评论”⁵⁴²则成了官方的“评论”。

　　现在来谈谈爱德华[Edouard]·西蒙先生。他的出身是莱茵普鲁士的犹太人，名叫爱德华[Eduard]·西蒙，但他老是扮最滑稽的鬼脸，把自己装成地道的法国人；然而不幸得很，他的风格却时刻都在暴露出他是个译成法文的莱茵普鲁士的犹太人。

　　在席勒纪念会（1859年11月）以后不久，我在伦敦的一位熟人那里碰到了一个在巴黎住了多年的非常体面的商人，他详细叙述了巴黎的席勒纪念会、席勒协会等等。我插嘴问他，巴黎的德国协会和会议怎么同波拿巴的警察相处？他含着幽默的微笑回答我说：

　　“自然，没有mouchard〔密探〕不出席的会议，没有mouchard不参加的团体。为了避免麻烦，我们采取了一个一劳永逸的简单策略，并且probatum　est〔已经见效〕——我们找来一个熟识的mouchard，立刻把他选入委员会。在所有这类场合，我们总是认为我们的爱德华·西蒙最为合适。您知道，过去替拉马丁跑腿，替艾米尔·德·日拉丹做夹肉面包的拉·格隆尼埃尔，现在成了皇帝的宠臣，皇帝的机要文书，同时又是法国书报总检查官。而爱德华·西蒙是拉·格隆尼埃尔的哈巴狗，〈他独特地皱了一下鼻子又补充说〉一只臭气熏人的小狗。爱德华·西蒙——您当然不会把这一点归咎于他——不想pour　le　roi　de　Prusse〔白白地〕工作。他认为，只要投身十二月政变制度，对他本人和文明都是无可估量的贡献。这是一个头脑简单、性格卑劣的家伙，但是，他并不缺乏在某些方面策划低级阴谋的能力。拉·格隆尼埃尔已叫他的爱德华·西蒙也去撰写‘祖国报’的社论。这就证明这位机要文书颇有谋略。‘祖国报’的老板、银行家德拉马尔是一个傲慢、固执、小狗一样的parvenu〔暴发户〕，除了最善于谄媚的人以外，他容不了别的人在一个办公室里同他办公。我们的爱德华·西蒙，尽管他有毒鼠药，但能够像安哥拉猫那样温顺，因此正好合适。如您所知，‘祖国报’在共和国时期是普瓦提埃大街⁵⁴³的最无耻的机关报之一。从十二月政变开始，它就同‘国家报’⁵⁴⁴和‘立宪主义者报’争夺作为土伊勒里宫的半官方报纸的荣誉，事情刚露苗头，它就为开展狂热的兼并活动做了不少工作。您当然知道，有些乞丐为了从过路人那里骗取几个苏，就躺在街上装发羊痫疯。‘祖国报’确实获得了首先报道萨瓦和尼斯将被兼并一事的荣誉。兼并刚一实现，该报的版面就立即扩大了，因为，按德拉马尔先生所作的天真的解释：《La　Savoie　et　le　comté　de　Nice　ayant　été　annexés　à　la　France，la　conséquence　naturelle　est　l’agrandissement　de　la　Patrie》〔“萨瓦和尼斯伯国划归法国的必然结果是祖国^FN8的扩大”〕。谁都会由此想起巴黎一个玩世不恭的人的戏谑，他在回答《Qu’est-ce　que　la　patrie？》〔“什么是祖国”〕这一问题时，毫不犹豫地说：《Journal　du　soir》〔“一家晚报”〕。如果莱茵河各省一旦被兼并，‘祖国报’和它的版面以及爱德华·西蒙的salaire〔工资〕，还不知要扩大到什么地步呢！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祖国报’认为废除tourniquet　de　la　Bourse〔交易所行情表〕是拯救法国的办法，这样可以使交易所的、也就是全国范围的交易重新达到所希望的高峰。爱德华·西蒙也热中于废除tourniquet　de　la　Bourse，但是，我们的爱德华·西蒙不仅是‘祖国报’社论的作者和拉·格隆尼埃尔的哈巴狗。他是新耶路撒冷的、alias〔或者说〕警察局长的、尤其是帕勒斯特林纳先生的最忠实的朋友和告密者。总之，先生们，〈讲述人最后说〉只要有爱德华·西蒙先生参加的委员会，该委员会就会发出浓郁的警察气味。”

　　……先生这时发出了一种格外刺耳的笑声，仿佛在odeur　de　mauvais　lieu〔臭气〕和爱德华·西蒙先生之间存在某种完全无法形容的秘密关系。

　　金累克先生曾经要下院注意十二月代理人所特有的那种外交职能、警察和报刊的令人快意的混淆（1860年7月12日的下院会议）。爱德华·西蒙先生，——当然不应当把福格特的远近闻名的^FN9爱德华同福格特的温存的库尼贡达，alias〔或者说〕特利尔的路德维希·西蒙⁽⁷⁾混淆起来，——爱德华·西蒙先生，即拉·格隆尼埃尔的哈巴狗、德拉马尔的狮子狗、帕勒斯特林纳的密探和一切人的看家狗，显然即使不属于乳脂，无论如何也属于十二月十日的灵堡的干酪，属于第二圈的人物，那里

　　　　　　　　　　　　　　　　《s’annida

　　Ipocrisia，lusinghe，e　chi　affatura，

　　Falsità，ladroneccio，e　simonia，

　　Ruffian，baratti，e　simile　lordura》.

^FN10

　　卡尔·福格特在出版“主要著作”好多个星期以前，就吩咐他的爱德华·西蒙在法国报刊上对该书加以评论。爱德华·西蒙是适于扮演double　emploi〔双重角色〕的。首先他私下给拉·格隆尼埃尔先生介绍了“主要著作”的内容，然后就这个机会由他的庇护人派他去“现代评论”工作。“现代评论”编辑部曾经恭顺地提出要求，希望爱德华·西蒙在该报发表文章时至少不要署名，但这种希望落了空。拉·格隆尼埃尔是毫不容情的。爱德华·西蒙在1860年2月15日的“现代评论”上，以论述他的朋友福格特的文章初露头角，这篇文章的标题是《Un　tableau　de　moeurs　politiques　de　l’Allemagne.Le　procès　de　M.Vogt　avec　la　Gazette　d’Augsbourg》（“德国的政治风俗画。福格特先生对‘奥格斯堡报’的诉讼”），文章的署名是爱德华·西蒙。

　　这个“罗曼人”爱德华·西蒙不认为：他“为要当一个善良的法国人，就必须辱骂高贵的日耳曼种族”（“现代评论”，同上，第531页），但是，作为“善良的法国人”和“天生的罗曼人”，他至少必须表现他对德国事物是天生的无知。他在论及他的卡尔·福格特时这样说：“他曾经是短命帝国的三摄政之一。”⁽⁸⁾爱德华·西蒙先生当然想不到，in　partibus〔非现实的〕^FN11帝国在五巨头的统治下呻吟，相反地，“作为法国人”，他以为，既然科伦有三个圣王⁵⁴⁵，就要配上斯图加特的三个议会帝国摄政，这样才能相称。“朋友”福格特在“主要著作”中使用的俏皮话，“常常是远远不符合法国人的口味的”⁽⁹⁾。法国人爱德华要补救这一点，并且“要尽力进行淘汰”⁽¹⁰⁾。

　　“朋友”福格特生来就喜欢“鲜艳刺目的色彩”，“在用语方面就不是那么细致入微的”⁽¹¹⁾。当然罗！“朋友”福格特本来只是一个被人兼并了的德国人，就像达-达是一个被人兼并了的阿拉伯人一样，而爱德华·西蒙则是一个天生的“善良的法国人”和地道的“罗曼人”。奥尔格斯先生和迪策尔先生在诋毁“罗曼种族”时，也曾达到过这等地步吗？

　　爱德华·西蒙先生为了给他的上司解闷，所以在巴黎读者面前描述德国的“三个”残余圣王之一，并且在这个德国的残余圣王的同意和吩咐之下，把他描绘成跟在加西莫多帝王的凯旋战车之后的志愿战俘。爱德华·西蒙在引证福格特的“主要著作”的一段引文时说：

　　“可见，福格特先生很少关心缔造德国统一的帮助来自何方，只要有人帮助就行了；在他看来，甚至让法兰西帝国来促成他所希望的解决办法，那是最合适的。也许福格特先生在这种情况下廉价（？！）出卖了他的过去，而法兰克福议会中跟他一同坐在极左席的老同事们也必然会感到奇怪，为什么这位一切统一政权的死敌，这位无政府主义的热烈拥护者，竟对在法国打败了无政府主义的一位国君表示如此热烈的同情。”⁽¹²⁾

　　爱德华把“流亡的帝国摄政”从法兰克福议会的不“坚定的”左翼换位到极左翼。投票赞成“德国世袭帝王”的人变成了“一切统一政权的死敌”，在法兰克福的各式各样的酒馆党之间宣传必须以任何代价保证“秩序”的中央三月同盟的成员则变成了“无政府主义的热烈拥护者”。这一切都是为了适当突出十二月十日制度在“流亡的帝国摄政”身上猎取到的东西。福格特先生对“在法国打败了无政府主义的那个人”的“如此热烈的同情”就更加有价值了，他供认“让法兰西帝国来缔造德国统一最合适”就更加可贵了，“朋友”西蒙的笨拙的暗示，即“朋友”福格特“也许廉价（de　bon　marché）出卖了他的过去”，就是说，无论如何十二月政变的英雄没有为他付出“太高的代价”，也就更加可以理解了。为了让上峰毫不怀疑“朋友”福格特现在像“朋友”西蒙一样忠实可靠，爱德华·西蒙先生搓着手，眨着左眼，微笑着说：福格特是热衷于秩序的，“如果他对福格特先生了解正确的话，他甚至向日内瓦当局报告过革命的阴谋哩”，这同爱德华·西蒙先生向帕勒斯特林纳先生和拉·格隆尼埃尔所“报告”的一样。

　　大家都知道，阿布、茹尔丹、格朗尼埃·德·卡桑尼亚克、博尼法斯、霍夫曼博士、“希望报”的修道士、“民族报”的骑士、“民论报”的怂恿者、“独立报”、“纪事晨报”、“窝州新闻”等的penny-a-liner〔不值钱的文人〕、拉·格隆尼埃尔和西蒙之流的人物、文书、文明传播者、十二月政变的卫士、普隆-普隆主义者、丹屠主义者和拔牙的，所有这一帮人都毫无例外地从同一位圣上的金库中汲取灵感。这样，达-达福格特就不是一个孤军作战、自行其是的游击队员，而是一个接受津贴，受人教诲、整编入队、与流氓为伍、联合了爱德华·西蒙、归服于普隆-普隆、并且跟他一同被捕一同被绞死的人物。请问：是否有人付给卡尔·福格特代理人活动费呢？

　　“如果我没有弄错，用金钱或别的利益促使人的言行违背他的信念，就是收买。”（“主要著作”第217页）

　　普隆-普隆主义就是福格特的信念。因此，即使有人付给福格特现金，那他也决不是被收买。不过，硬币上的花纹并不像支付方式那样花样繁多。

　　谁知道，普隆-普隆是否已答应他的福斯泰夫担任宾根之穴的鼠塔⁵⁴⁶的指挥官呢？或者，当阿布在自己的小册子“一八六○年的普鲁士”里迫使法国自然科学家争辩同活着的福格特和死去的迪芬巴赫同时通讯的荣誉之后，已答应任命他为研究院的通讯院士？或者，恢复福格特的帝国摄政的职位？

　　我确实知道，传闻常把事物变得更加平淡无奇。因此，“同1859年以来发生的转变同时”，据说“令人喜欢的交谈者”（不久前还是一个因彻底破产而受到刑事侦查的股份公司的领导人）的事业中也发生了转变；谨慎的朋友们企图用下面的话来解释这件事，即意大利的一个矿业股份公司，鉴于福格特在“矿物学方面”的功勋，赠给他巨额股票，他第一次在巴黎逗留时，就把这些股票兑换成现金。一些彼此不相识的知道内幕的瑞士人和法国人，几乎同时写信对我说，“令人喜欢的交谈者”在某种程度上担任着尼翁（在瓦得）近郊的“拉·贝尔热里”地产（普隆-普隆为都灵的伊菲姬尼亚^FN12购买的原属于一位寡妇的一所府邸）的总监督，报酬相当优厚。我知道有一封信，在这封信中，一位在“1859年的转变”后很长时间同福格特过从甚密的“新瑞士人”，在1860年初向普·勃·勃·先生（住在伦敦芬切尔奇街78号）提到一笔很大的款项，这笔款项是他过去的朋友不是当做贿赂而是当做预支从巴黎中央金库领取的。

　　这类的和更坏的传言流到伦敦，不过，我不认为这些传言有什么意义。我宁愿相信福格特所说的下面的话：

　　“我〈福格特〉从何处拿到钱，与任何人无关。我今后仍将努力谋取达到我的政治目的所需要的钱，由于意识到自己的事业的正义性，我今后仍将从我能够拿到钱的地方拿钱”（“主要著作”第226页），

　　可见，也包括从巴黎中央金库拿钱。

　　政治目的！

　　《Nugaris，cum　tibi，Calve，

　　Pinguis　aqualiculus　propenso　sesquipede　extet》.

^FN13

　　真是太妙了！这是德国人对粗卤的唯物主义的英国人所称为《the　good　things　of　this　world》〔“现世的福利”〕的唯心主义的说法。

　　福格特在同一本“主要著作”中，在结束他的关于硫磺帮等等的荒诞故事时同样庄严地宣称：

　　“现代史的这一段时期就此告一段落。这里我所讲的决不是空洞的幻想；这纯粹是事实。”（“主要著作”第182页）

　　不管医学博士沙伊伯勒怎么想：福格特这样说，人们为什么不相信他呢？为什么他的代理人活动，不应当像他在“主要著作”中所谈到的事实那样纯洁呢？

　　可是我却坚信，与十二月帮的所有其他搞写作的、搞鼓动的、搞政治的、搞秘密活动的、搞宣传的、吹牛皮的、搞普隆-普隆活动的、谋害别人和毁了自己的那些成员不同，只有福格特才独一无二的把他的皇帝看做是一个《l’homme　qu’on　aime　pour　lui-même》〔“人们看在他本人面上才喜欢他的人”〕。

　　沃尔弗拉姆·冯·埃申巴赫说：《Swerz　niht　geloubt，der　sündet》〔“谁不信仰，谁就有罪”〕^FN14；或者像一支现代歌曲中所唱的：“谁不相信，谁就胡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