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马克思
维也纳要闻

1859年5月14日于维也纳

　　普鲁士维利森将军（另一个同姓的普鲁士将军的弟弟。这位将军以其在军事科学方面的著作²⁰⁴获得了某些声望，但由于对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战争的指挥又失去了这些声望）显然是奉柏林之命到这里来会晤正在返回普鲁士途中的昏庸的普鲁士国王和王后^FN1。据说，他的真正目的有两个。第一，要求奥地利停止它在法兰克福议会中的阴谋活动，因为普鲁士不愿意服从以徒有其名的德意志联邦为掩护来进行活动的维也纳内阁的操纵。第二，给以这种方式送上的苦药丸裹上一层糖衣，即肯定地保证说，普鲁士已经坚决决定进行“武装调停”。这个含糊的名词可以作如下的解释：普鲁士先在本国整顿好秩序并使自己全副武装起来，然后再向波拿巴提出一些新的和平建议，在这些建议遭到拒绝后便把自己的剑扔到秤盘上²⁸⁶。在得知这一重要消息的同时，奥地利政府通过伯尔尼获悉，俄法条约¹⁹⁴除了还不知道的秘密条款之外，责成法国把军事行动限制在符合它公开宣布的解放意大利的目的范围内，而俄国则答应一旦德意志联邦真正开始干预斗争，就把为数不少于30万人的军队开出自己的国境。

　　这里可以听到人们对居莱将军的过时战略的纷纷埋怨，甚至还流行着他要去职的传闻，而且据说海斯将军已被提名为他的继任者。但是，看来还不会采取这样的步骤，因为库恩上校（他是奥地利总参谋部最杰出的军官）已被派去加强以优柔寡断为其特色的居莱的领导。居莱本人是马扎尔人，1798年9月1日生于佩斯。16岁时以少尉军衔加入他父亲指挥的步兵团，之后被调到骠骑兵部队，1827年9月成为帝国枪骑兵少校。此后不久，升为第十九步兵团团长。1837年获少将军衔并担任圣漂尔顿旅的旅长的职务。1845年指挥维也纳第三十三步兵团；1846年获得次帅的称号并以师长和总司令的身分被派往的里雅斯特。在这里，1848年是他大显身手的好机会。他亲自负责统率海军之后，革除了有嫌疑的意大利军官和水兵，把军舰安全地停泊在达尔马戚亚沿岸的各个基地，并救出了几艘正开往威尼斯的军舰²⁰⁵。他下令在的里雅斯特、波拉、皮腊诺和沿岸其他重要据点采取必要的防御措施，加强了受到起义威胁的边境，并准备了在内地各省援兵开到后于1848年4月17日由炮兵总司令努根特伯爵实行的进攻。居莱所组织的桡桨舰队配合了沿岸军队的活动。5月23日，皮蒙特舰队出现在的里雅斯特前面，但是，由于居莱预先有准备，这支舰队不得不在相当远的地方行驶。舰队企图偷袭位于圣巴尔科拉的一个边远的炮垒，也遭到失败。皮蒙特舰队在6月8日对的里雅斯特进行了最后一次袭击，但是在确信居莱防范严密之后，便于7月4日离去，而经过库斯托查一战，舰队就完全撤离了亚得利亚海。由于这些功绩，居莱获得了皇帝颁发的各种勋章和的里雅斯特市政府授于的荣誉公民称号。1849年6月初他被任命为奥地利陆军大臣之后，据说，他表现得很勤勉很干练。占领腊布²⁰⁶的时候，他是皇帝的侍从官。当他回到维也纳自己的部里以后，由于得到了阿契战败²⁰⁷的消息，就立即从维也纳赶到科莫恩，以便在那里采取必要的措施。不久以后，他被派去巡视帝国全境并向弗兰茨-约瑟夫提出自己的报告。1850年7月他由陆军大臣职务调任米兰第五军的指挥官以后，被提升为炮兵总司令并获得金骑士勋章。拉德茨基退职后，他获得了第二军的指挥权，他现在正带领这支军队去反对皮蒙特。居莱是奥地利的那些按出身来说大多数是斯洛文尼亚人或马扎尔人，并由于鞭笞妇女及其他卑劣暴行而声誉败坏的将军之一。

　　维也纳志愿军的两个营已经开赴战场，第三个营今天也出发了。这些身穿1848年大学生军团的士兵²⁰⁸的制服和历来属于城郊贵族阶层的志愿军，起初是举世瞩目的风头人物。为他们举办了数不清的舞会、音乐会以及戏剧表演，甚至连奥地利圆舞曲的奥菲士——施特劳斯先生在自己极不爱国的彼得堡之行前也创作了一首新的进行曲献给他们。但是，不能否认，最近以来这些初露头角的军人的声誉已一落千丈了。这些城郊的粗野汉耽于啤酒和雪茄烟，他们对于女性过分放肆无礼，往往甚至超出了维也纳式“幽默”的范围。他们是什么样的人，这从他们的一首心爱的歌曲中可以看出：

　　《Ich　bin　ein　?chter　Wiener，

　　Führ　ein　lustiges　Leben，

　　Und　da　hat　mich　mein　Vater

　　Zu　den　Deutschmeistern　gegeben；

　　Deutschmeister　ist　ein

　　Gar　lustiges　Regiment，

　　H?lt　in　der　einen　Hand　den　S?bel，

　　In　der　andern　das　Ciment》.

　　（“我是一个真正的维也纳人，我喜爱愉快的生活，因而我的爸爸把我交给了德国骑士团；骑士团是一个愉快的团队，一手拿着马刀，一手拿着戚明特。”）

　　应该说明一下，戚明特是一种容量极大的啤酒杯。

　　这些“自由而愉快的”人的英勇行为之一发生了相当严重的转变，因而理所当然地受到了报刊的严正申斥。我们这批朋友的兵营设在萨尔茨格里斯街，这条街和通往兵营的各条街一样，主要居住着犹太人。从加里西亚到维也纳来办事的犹太人通常也羇旅于这些相当污秽的地区。有一天晚上，当这些游手好闲的英雄们从“施佩尔”^FN2（在那里曾公开为他们举行了盛会，预祝他们英勇杀敌）回到自己的兵营时，兴致勃勃，憧憬着自己未来的业绩，突然袭击了不幸的犹太人。他们捣毁了一些犹太人家里的窗子，把另一些犹太人打倒在地上，把很多犹太人的胡子剪掉，他们甚至把一个不幸的狄太人扔进了煤焦油桶。他们询问和他们不相干的过路人：“你是犹太人吗？”如果回答是肯定的，他们就毫不容情地把他狠狠揍一顿，一面还大声狂叫：《Macht　nichts，der　Jud　wird　gefarngelt》（“没关系，犹太人应该挨揍”）。从下述事实可以看出这些维也纳游手好闲之徒的崇高情操：有一个15岁的鞋匠学徒，由于招募新兵的中士不允许他参加志愿军而绝望地上吊了。

　　各个社会阶层，从最上层到最下层，在金钱和财政方面都遇到了困难。第一，你们大概早已从欧洲报刊上获悉，皇帝本人已把他珍贵的传家宝典当了。第二，无论你们拿起哪一家维也纳报纸，都必然会看到登在显著地位的一栏醒目标题：“爱国捐款”。这些爱国捐款或者用作一般军事目的，或者专门用来组织志愿部队，其数目多寡不定。有的少到只有2弗罗伦12克劳泽，有的则达到10000—12000弗罗伦之多。有的地方捐款和更带有中世纪性的馈赠掺杂在一起，如像武器商捐献两支手枪，造纸厂厂主捐献包装弹药的纸张，呢绒商捐献作制服的衣料，等等。在个人的捐款中被提到（很值得怀疑）的是在小市政官吏和市长的官方压力下在外省乡镇里募集的钱财。但是，一切比较有价值的捐款都有一个特点，即它们不是用任何货币，而是用国家债券和国家有息证券的息票交付的。因而，实际上只不过是国家“自掏腰包”。小额硬辅币从日常货币流通中完全消失了，这是财政混乱的最正确无误和最显著的征兆。当官方刚一宣布停止现金支付和准备采取相应的财政措施之后，小额铸币，不论铜币或银币，好像魔术棍一挥一样，顷刻之间就不见了。居民采用旧的原始办法把大额银行券按倍数分成小块，这种办法曾使在1848年访问过维也纳的外国人感到困惑，因为每个持有价值为1弗罗伦的银行券的人都把它剪成他零购物品时所需要数量的小币。在维也纳和外省里，政府企图制止这种乱剪银行券的作法，并宣布收税人和银行将不收这种剪成小块的银行券。对银行来说，提出这种警告是不合法的，因为1848年颁布的一项法律中规定，银行应该收这种小块的银行券。这项法律直到现在还有效，在银行里甚至还有统计这种小块银行券的一整套方法。非官方的声明说，在流通中有2800万弗罗伦小额铸币，这个数目似乎超过了实际需要的一倍。为此，当局

　　“决心以最严厉的办法来对付当前造成辅币不足的毫无意义的投机行为”。

　　当然，类似的关于小额铸币绰绰有余的臆测，决不能弥补这个必需品的显而易见的缺乏。

　　当局应该了解，银币票面价值的补加费急剧地增长了，甚至对于铜币，这一差额也达到了10%。因此，农民到处都把一切能发出金属声音的东西藏到钱罐里。波希米亚和下奥地利的总督向民众重申了一项法律，根据这项法律，凡是进行银币和铜币投机买卖的人处以50弗罗伦的罚金，甚至更重的惩罚，但仍然是枉费心机。这种惩罚措施不会有任何结果，而如果在采取这种措施时还发表一些像登载在“维也纳日报”²⁰⁹官方消息栏中的官方声明，规定从6月1日起价值为6克劳泽的银币在伦巴第—威尼斯王国将停止合法流通，那就更不会有结果了。政府到最后将不得不满足下奥地利贸易局的请求（不管这看起来多么有失尊严），发行票面额为5、10和25克劳泽的国家纸币以便在零售中流通。

　　现在我们撇开低级领域即零售中的流通，来看看金融市场和真正商业的领域。我们首先应当指出你们已经知道的阿恩斯坦和厄斯克勒斯大公司于5月5日宣布破产这件事。他们是首都的主要期票经纪人，银行不直接贴现的期票的贴现以及各省的工业期票和商业期票的再贴现主要由他们来办理。除了首都的以外，他们手里还集中了匈牙利、波希米亚和西里西亚企业主的金融业务。这家公司引以自豪的是它有80年的历史，它的老板冯·厄斯克勒斯男爵一人身兼数职：国民银行行长、驻丹麦总领事、下奥地利期票贴现公司董事长、国营铁路公司总裁、南部铁路经理，等等。总之，除路特希尔德之外，他就是帝国财政方面最有声势的人物了。在维也纳会议期间，阿恩斯坦和厄斯克勒斯起了显著作用，那时候冯·阿恩斯坦夫人的沙龙是当时政治界和文艺界名人聚会的中心。导致破产（几乎欠下了3000万元的债务）的直接原因之一，是巴黎Crédit　Mobilier〔动产信用公司〕拒绝支付维也纳公司的汇票。在这次破产之后，在维也纳证券交易所每天都有成批的公司登记破产。在这些破产的公司中最大的公司有：索洛蒙-康曼多公司、艾达姆股份公司、格·布兰克公司、普列歇尔股份公司、迪耶姆和印格利什公司、伊·弗·加尔特涅尔公司、弗·斯·施米特公司、姆·格莱格尔股份公司、波卡尔尼兄弟公司、莫里茨·科林斯基公司、卡尔·卓列尔公司、阿·基尔什曼公司和其他公司。在布隆、布拉格、赖兴堡、列姆堡等省，许多奥地利公司由于直接受到这一灾难的影响而破产了。其中最大的事件是的里雅斯特的鲁帖罗特股份公司的破产，这家公司老板是普鲁士领事，他也是奥地利的劳埃德²¹⁰的经理。在奥地利境外，在布勒斯劳、马格德堡、慕尼黑、法兰克福有几家大银行以及加塞尔的借贷银行和商业银行破产了。总之，目前的恐慌和1857年秋天在汉堡发生的商业恐慌很相像，并且当时为减轻恐慌而采取的措施²¹¹也成了奥地利政府打算效法的榜样。有关汇票的法律将会放宽一些；国民银行正成立一个委员会来支持那些由于普遍缺乏商业信贷因而只是在短期内不得不停止支付的公司，200万纸币将交给布拉格和布隆的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