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马克思
时代的表征

1858年3月11日于巴黎

　　3月5日星期五的夜晚，在索恩河岸夏龙，共和派举行了一次不大的叛乱。3月9日星期二的夜晚，阴谋分子在这个城市举行了一次会议。从2月24日，即从二月革命十周年纪念日以来，进行了大规模的逮捕。这次逮捕按其性质来说，与阿尔及利亚的搜捕³¹²极其相似，以致正如伦敦的“笨拙”杂志所说的，不久在法国就会只剩下囚犯和狱吏两个阶级了。有一本半官方的抨击性的小册子“拿破仑第三和英国”³¹³出现了，同时在“通报”上刊载了拿破仑第一的书信片断。最后，有半数巴黎人所关心的是，在至今尚在缓期执行的奥尔西尼被处决时他们能有一个立足的地方。对于皇帝的这份菜单所列的最后一道菜还应该指出，由于很少有人知道的种种情况的凑合，奥尔西尼被“打发去见祖先”——按照伦敦小市民的讽刺说法——的问题，甚至比路易－菲力浦时期处决比桑歇骚动的参加者³¹⁴更具有决定性的转变。当时，群情所以激愤，就是因为这个血腥的案件——虽然它是通过法庭，根据法兰西法律的一切手续处理的——暴露了路易－菲力浦伪善统治的十分丑恶的面貌。给普拉兰公爵开的不是良药而是毒药，目的是使他能逃脱普通刑事犯应该受到的可耻的死刑³¹⁵，然而那些émeutiers〔参加骚动的人们〕，穷困到半死不活地步的农民，由于饥饿，在拿走粮食而发生冲突时并非有意地杀了人，却被残忍地送交给刽子手。相反地，奥尔西尼勇敢地承认自己参与谋杀，并承担了全部责任。他被依法判了罪，虽然巴黎的居民群众很同情他，但他的遭遇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使第二帝国威信扫地的东西。可是，只要注意一下围绕这个案件发生的许多情况，那末这就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样子。在整个诉讼案的过程中，这种在法国政治诉讼史册上从无先例的、不寻常的行径激动着巴黎人的好奇心。

　　控诉意见的措词温和而有节制。其中只含混地引证了一些由juge　d'instruction〔法院侦查员〕确定下来的事实，而警察当局那些通常在这类案子中起主要作用的冗长的不止一次的审问，却完全省略了。看来，文件的一个主导思想就是，关于这件事谈得越少越好。被告人在帝国法庭上第一次受到了礼遇。据目睹者说，“完全或者几乎完全没有恐吓、傲慢态度或企图打断发言的现象”。奥尔西尼的辩护人居里·法夫尔甚至在大胆地发表了下列言论时，也没有受到斥责：

　　“我憎恨暴力，如果暴力不是为正义事业服务的话。假使一个民族已经处于暴君统治的悲惨境地，那末，匕首也就无力斩断它的锁链了。上帝正在计算暴君的寿命，并且为他安排下比凶手的匕首更难逃脱的劫运。”

　　这番话博得了低声的赞扬，可是没有惹起庭长德朗格尔先生的职业的恼怒。但是，问题还不止如此。大家都知道，居里·法夫尔本人还把舆尔西尼的一封信送到土伊勒里宫交给了皇帝，皇帝读完了这封信以后，据说删掉了其中两句话，就批示把它刊登出来。但是，判决刚一做出，对奥尔西尼的态度就变得极其残酷了，当他请求允许“整理一下自己的文件”时，得到的答复却是马上给他套上camisole　de　force〔紧束衣〕。

　　这样，事情越来越明显，这里玩弄的是一套凶恶的两面把戏。奥尔西尼可以而且实际上已经告诉比埃特里，他揭发了拿破仑参与烧炭党人运动，揭发了拿破仑甚至在coup　d'état〔政变〕以后，即在他尚未决定采取什么策略时，就曾对意大利爱国者许下了完全肯定的诺言。为了劝说奥尔西尼审慎从事，仿佛这是为了他本人的利益，以免宣扬出去当众出丑，人们答应赦免他，尽管对这个诺言丝毫也没有打算兑现。这种诉讼方式在第二帝国史册上是屡见不鲜的。读者大概还记得法国著名律师和正统派贝利耶的儿子的诉讼案吧。当时，涉及的是一家股份企业——Docks　Napoléoniens〔拿破仑造船厂〕所干的诈骗案。要知道，老贝利耶掌握着大批文件，足以证明拿破仑亲王和玛蒂尔达公主也曾用这种使他的儿子贝利耶坐在被告席上的欺骗行为赚得了大宗款项。贝利耶是一位具有法国风格的善于雄辩的巨匠，他的这种完全依靠演说家的举止、声调、目光和手势的技能，可以把那些写在纸上看来索然无味的字，用炽烈的明确的语言表达出来，——如果贝利耶在法庭上宣读这些文件，再加上一些说明，那末皇帝的宝座就会动摇不稳了。所以，皇帝的近臣前去劝说贝利耶放弃他的意图，并且肯定地答应他，只要他保持缄默，就可以保证他的儿子无罪。他同意了，但是他的儿子却判了罪，父子双双成了欺骗的牺牲品。对于奥尔西尼也是使用同样的手法，并且取得了同样的成绩。但是，问题还不止如此。人们说服了他，不仅使波拿巴免于大出其丑，而且还使他为了同一个波拿巴的利益，打破了自己的缄默，也毁掉了自己的名誉。人们对奥尔西尼示意说，皇帝是暗地里同情意大利解放事业的，于是唆使他写了一封信。随后居里·法夫尔就上演了一场戏。奥尔西尼的信刊登在“通报”上。为了使奥地利清楚地了解波拿巴还能够操纵意大利人的爱国意向，就必须吓唬一下奥地利，迫使它接受波拿巴的要求。奥地利竟认为是侮辱自己。处决奥尔西尼本应当缓和奥地利的忿怒，但是奥地利为此付出的代价却是增加了意大利对它的憎恨和扼杀了维也纳的出版自由的弱芽。不管正确与否，奥尔西尼案件的总的理解就是如此。

　　至于夏龙的émeutev〔叛乱〕，这只是一个预兆罢了。在法国即使连一个勇敢的人也没有，人们仅仅出于自卫感也会继续诉诸起义的。或者死于街头的战斗，或者丧身于凯恩城²⁰，他们是没有别的选择的。根据什么理由进行逮捕，——而且每一次逮捕都有可能发送到凯恩，正如条条道路通向罗马一样，——可以作为例证的总共只有一个事实。大家知道，不久以前巴黎的三个律师被逮捕了。法律界，或者更确切些说，律师委员会处理了这件事，并且向司法大臣提出了质问。得到的回答是，上述三位先生所以被捕，是因为他们在十个月以前巴黎的最后一次选举期间搞了“阴谋和诡计”，此外，不应当再作任何解释。所以，如果说夏龙的émeute似乎完全是理所当然的，那末，夏龙卫戍部队的军官们在这种场合下的行为，就未必符合法军代表奉命送到“通报”去的那篇非常激烈的声明。兵营位于索恩河的右岸，而大部分军官的住宅是在发生叛乱的左岸。军官们不但没有急速率领自己的士兵去捍卫帝国，反而谨慎地采取了一些外交步骤，以便查明巴黎是否宣告成立了共和国。对于这件事实，连“通报”也不敢完全避而不谈。该报写道：

　　“卫戍部队的军官们匆匆奔向专区政府，以便对流传的谣言得到某些消息。他们手里握着军刀为自己开辟道路。”

　　“祖国报”³¹⁶企图按照自己的看法来说明这一微妙的事件，硬说这些欲明真相的军官企图“逮捕专区区长，如果他是站在共和国一边的话”；其实，他们急于去见专区区长，是要从他那里知道巴黎是否真的宣告成立共和国了。只是在得到专区区长的否定的回答以后，他们才认为必须表现出自己的职业的热心了。卡斯特朗已经从里昂出发去调查他们的行为。简单说来，军队中出现了不满的迹象。“通报”把军队大肆夸奖的手法，反而成为整个欧洲的笑柄，后来为了讨好约翰牛，这一点干脆就不提了。波拿巴把军队分成单独五个部分，是由于担心军队会把最高指挥权交给近来对自己的主子越来越冷淡的佩利西埃；尚加尔涅和贝多在语气轻蔑的信中拒绝返回法国；被任命担负要职的埃斯潘纳斯在向多布鲁甲进军以后就曾引起全军营的普遍不满；最后，对事件进程中的急剧变化产生的一种模糊的预感，从来不能使法国的“有思想的军队”³¹⁷受骗，——所有这一切都促使军队中那些谨慎的头子们的声望一落千丈。除了夏龙事件以外，麦克马洪将军在法兰西参议院中的行为，也能证明这种离奇的、大概也是出人意料的变化。他针对loi　des　suspects〔嫌疑犯处治法〕发表的意见以非常坦率著称，而他这位波拿巴手下的穿绣金线制服的仆从，竟对这个法律投了反对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