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马克思
英国即将来临的选举137
1857年3月13日于伦敦
“站在两个教士中间,好大人,
好让我借此高唱赞美圣曲。”FN1
帕麦斯顿并没有完全按照白金汉给理查三世出的主意行事。他站在教士和鸦片走私商中间。这个老练的骗子让他的亲戚舍夫茨别利伯爵推荐的那些低教会派主教,证明他“正直无邪”,而贩卖“麻醉世人的甜蜜毒药”FN2的鸦片走私商,则证明他忠心耿耿地为“私利,这颠倒乾坤的势力”FN3服务。苏格兰人伯克以伦敦的“尸首贩子”138自豪。同样,帕麦斯顿以利物浦的“毒品贩子”自豪。这些仪表堂堂的先生都是那个追本溯源以奴隶贸易扬名天下的城市的尊贵代表。别无什么诗作闻名的利物浦,至少有资格要求给它记上一笔独特的功劳,即它曾以赞美奴隶贸易的颂歌丰富了诗坛。所以,如果说品得曾以“万物莫好过于水”(《Ariston men hudor》)FN4的名句开始他那篇赞美奥林匹克竞技会优胜者的颂歌,现代利物浦的品得在他赞美唐宁街139空谈家的颂歌里就很可能用上一个更巧妙的首句:“万物莫好过于鸦片”。
跟圣洁的主教和邪恶的鸦片走私商走在一起的,还有大茶商,他们大部分都直接或间接从事鸦片贸易,因此热中于取消与中国签订的现行条约。此外他们还有自己的打算。去年他们冒险进行了大宗茶叶投机生意;战事拖延下去,会同时既使他们的大量存货涨价,又使他们能延期偿付广州债主的巨额债款。这样,战争会使他们能够同时既欺骗英国买主又欺骗中国卖主,因而实现他们所谓的“民族光荣”和“贸易利益”。一般地说,英国工厂主并不赞同这种利物浦教义问答的教条,所根据的也是那个把希望棉价低廉的曼彻斯特人跟希望棉价高昂的利物浦人对立起来的高尚原则。在1839年至1842年的第一次英中战争期间,英国工厂主曾陶醉于出口贸易会惊人扩大的妄想。他们曾一码一码地量出了准备给天朝人穿著的棉织品。然而,实际经验砸碎了帕麦斯顿这类政客锁住天朝人心窍的那把大锁。从1854年到1857年,英国工业品对中国的出口平均一年不超过125万英镑,而这是在第一次对华战争以前的年份里常常达到的数目字。
英国工厂主发言人科布顿先生在下院说道:“实际上,从1842年以来,我们〈即联合王国〉丝毫也没有增加对中国的出口,至少在我们的工业品方面是如此。我们增加了茶的消费量;仅此而已。”
因此,在对华政策方面,英国工厂主能够比英国主教、鸦片走私商和茶商看得更广阔些。如果除去那些抓着每届政府的衣裙不放的寄生虫和钻营家,除去那些相信在帕麦FN5的荫庇下“民族将振奋起来”的糊涂的清谈爱国者,我们实际上已把帕麦斯顿所有的bona fide〔真正的〕党羽都列举出来了。不过,我们还不应该忘记伦敦“泰晤士报”和“笨拙”杂志——英国新闻界的大科夫塔和小丑140;它们二者都被黄金的链条和官方的链条跟现政府连在一起,因此也就以装模作样的热情来颂扬这位广州大屠杀的英雄。既然如此,就应该认为下院的表决不仅意味着对帕麦斯顿的反叛,而且意味着对“泰晤士报”的反叛。所以,即将来临的选举不仅要决定帕麦斯顿是否能独揽国家的全部权力,而且还要决定“泰晤士报”是否能完全垄断舆论的制造。
帕麦斯顿到底会用什么口号来争取大选的选票呢?扩大对华贸易吗?但是他已经破坏了这种贸易赖以进行的口岸。他已经使这种贸易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从海上转向了大陆,从五个通商口岸转向了西伯利亚,从英国转向了俄国。他提高了联合王国的茶叶进口税,这是扩大对华贸易的最大障碍。保障英国商人冒险家的安全吗?但是政府本身给下院提出的蓝皮书“关于在中国发生的侮辱事件的函件”141证明,最近七年来那里只发生了六起侮辱事件,其中两起的肇事者是英国人,而在其余四起中,中国当局尽力惩办了罪犯,使英国当局感到完全满意。所以,如果目前香港、新加坡等地英国商人的生命财产有危险,他们的危险也是帕麦斯顿自己招来的。那末,维护英国国旗的荣誉!帕麦斯顿已经把它按每面50英镑的价格出卖给香港的走私商,并且以“大批屠杀手无寸铁的英国货买主”玷污了它。然而,扩大贸易、保障英国商人冒险家的安全和维护英国国旗的荣誉这些口号,是那些现在已向选民发表演说的政府先知们提出的全部口号。他们聪明地避而不谈任何国内政策问题,因为“不要改革”和“增加捐税”的口号是得不到支持的。帕麦斯顿内阁的一位阁员,皇室司库马尔格累夫勋爵对选民说,他“不想提出任何政治理论”。另一位阁员,鲍勃·娄,在基台尔明斯特发表演说时嘲笑不记名投票、扩大选举权以及诸如此类的“欺人之谈”。还有一位阁员,拉布谢尔先生,就是那个以这样一种借口来为炮轰广州辩护的聪明人,他说,如果下院认为这一行动不正当,那末英国人民就得准备给那些财产在广州遭到毁灭的外国商人赔偿大约500万英镑,——就是那个拉布谢尔,在向汤顿的选民发表演说时根本抛开政治,只拿包令、巴夏礼、西马糜各厘的丰功伟绩来作为他竞选的论据。
所以,一家英国地方报纸认为帕麦斯顿不仅没有“成功的竞选口号,而且没有任何口号”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他的事情决不是绝望了。从下院表决以后,情况已经完全改变。对广州采取的地方性暴力行动已导致对中国的全面战争。现在的问题只是由谁来继续进行这场战争?难道断言这场战争正当的人,不是比那些靠谴责这场战争而当选的对手更能有力地进行战争吗?
难道帕麦斯顿不会在两届内阁交替期间把事情搞得一团混乱,以致没有他就万万不行吗?
其次,单是发生选举斗争这件事,难道不会使问题得到有利于他的解决吗?按英国选民目前的成分,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选举斗争就意味着辉格党和托利党之间的斗争。既然帕麦斯顿是辉格党的实际领袖,既然他的失败必然造成托利党的上台,那末大多数的所谓自由派难道不会为了打垮得比而投票支持帕麦斯顿吗?这些就是政府派实际所指望的。如果他们的估计正确,那末人们迄今默然忍受的帕麦斯顿的专制独裁就会公开宣告实行。新的议会多数只有毫不含糊地宣布对首相俯首听命才能存在。可能,随着帕麦斯顿撇开议会而诉诸人民,将来会发生coup d’état〔政变〕,正如随着波拿巴撇开Assemblée Nationale〔国民议会〕而诉诸全国,发生过coup d’état142一样。那时,正是这些人民会由于吃了苦头而认识到,帕麦斯顿原来是卡斯尔里―西德默思内阁的旧阁僚,这个内阁曾经压制出版,禁止集会,停止实行Habeas Corpus act〔人身保护法〕,使政府的任意监禁和放逐合法化,最后还在曼彻斯特屠杀了反对谷物法的人民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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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写于1857年3月13日 载于1857年3月3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975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