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马克思
爱尔兰的复仇

　　伦敦3月13日。爱尔兰向英国报了仇：在社会方面，爱尔兰在英国每一个较大的工业城市、海港城市和商业城市中都分出了爱尔兰人区；在政治方面，爱尔兰在英国议会中有了“爱尔兰旅”。1833年，丹尼尔·奥康奈尔痛斥辉格党人，说他们“下流、残暴和冷酷”。但到1835年，他却变成了那些辉格党人的手中的最驯服的工具，因而，墨尔本政府尽管遭到英国大多数人的反对，毕竟还是靠着奥康奈尔和他的爱尔兰旅的支持，从1835年4月执政到1841年8月。为什么1833年的奥康奈尔和1835年的奥康奈尔竟是这样不同呢？原来有了一个所谓“利奇菲耳德府邸”协定⁹³，根据这个协定，辉格党内阁保证对奥康奈尔在爱尔兰予以“保护”，而奥康奈尔则保证爱尔兰旅在议会中支持内阁。辉格党一被推翻，这位“丹王”^FN1就开始了Repeal〔取消合并〕的鼓动⁹⁴，但当托利党遭到失败的时候，“丹王”就又变成了普通的律师。奥康奈尔逝世后，爱尔兰旅丝毫没有失去自己的影响。相反，事实表明，它之所以有影响并不是由于个人的天才，而是由于一般的权力关系。英国议会中的两个历来的大党——托利党和辉格党——大体上是势均力敌的。因此，改革后的议会里获得议席的新兴的小派别——曼彻斯特学派和爱尔兰旅——能在双方之间起着举足轻重和决定性的作用，也就不足为奇了。“爱尔兰人区”在英国议会中的作用就是由此产生的。奥康奈尔逝世后，已经不能用Repeal〔取消合并〕的鼓动来发动爱尔兰群众了。“天主教”问题也只能偶尔利用一下。自天主教徒解放以后，这个问题已不再是一个可用来进行鼓动的经常题目了。因此，爱尔兰的政治家们就不得不干当年奥康奈尔所极力回避和反对的事情，即触及爱尔兰的祸根——土地所有制关系并提出改革这种关系的要求作为竞选口号，也就是有助于他们被选入议会的口号。在得到议席之后，他们就立即设法利用佃农的权利问题等等（像从前利用Repeal一样），来缔结新的“利奇菲耳德府邸”协定。

　　爱尔兰旅推翻了得比内阁。它在联合内阁里取得了一个职位，虽然是一个次要的职位。它是怎样利用这个职位的呢？它帮助联合内阁“埋葬”了改革爱尔兰土地关系的措施，这些措施本来是托利党信赖爱尔兰旅的爱国精神并想把它争取到自己这方面来而自己决定提出的。帕麦斯顿作为一个爱尔兰出身的人，是深知自己的“爱尔兰人区”的，因而主动地在最广泛的基础上恢复了1835年的“利奇菲耳德府邸”协定。他任命爱尔兰旅的首领克奥为爱尔兰的Attorney　General〔首席检察官〕，任命也是由爱尔兰选出的天主教自由派议员菲兹吉拉德为Solicitor　General〔总检察长〕，又任命爱尔兰旅的第三个成员为爱尔兰Lord　Lieutenant〔总督〕的法律顾问；这样，控制爱尔兰的整个司法总部现在就由天主教徒和爱尔兰人组成。原来联合内阁的Clerk　of　Ordnance〔军械局秘书〕蒙塞耳，虽然像门茨（北明翰选出的议员、军火制造商）所正确指出的，连毛瑟枪和针发枪也分不清，可是帕麦斯顿在稍经犹豫之后，仍然批准他担任原来的职务。帕麦斯顿指示各郡郡长：凡是爱尔兰民军中的上校职位和其他负责职位，一般都该优先委派给与议会内的爱尔兰旅有联系的爱尔兰僧侣所保护的人来担任。帕麦斯顿的政策已经收到了效果，serjeant〔皇家法官〕施氏的倒向内阁就是证明。此外，这还表现在阿思隆的天主教主教达到了使克奥重新当选的目的，以及天主教僧侣帮助了菲兹吉拉德再度当选。凡是在天主教下级僧侣把“爱尔兰的爱国精神”真当一回事并反对倒向政府一边的爱尔兰旅成员的地方，这些下级僧侣都受到知悉外交秘密的主教们的申斥。

　　一家托利党新教派的报纸悲戚地叹道：“帕麦斯顿勋爵与爱尔兰僧侣之间完全一致。如果帕麦斯顿把爱尔兰交给神甫，那末这些神甫所选出的议员就会把英国交给帕麦斯顿。”

　　爱尔兰旅为辉格党控制英国议会服务；辉格党以职位和薪俸给爱尔兰旅一点小恩小惠；天主教僧侣则以双方承认、巩固和扩大天主教势力为条件，让一方收买它和另一方出卖它。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个事实：随着爱尔兰人在英国政治方面的势力的增长，克勒特人在爱尔兰社会方面的统治在削弱。看来，议会中的“爱尔兰人区”和爱尔兰僧侣都同样没有意识到，在他们背后，盎格鲁撒克逊的革命正使爱尔兰社会发生根本的变革。这一革命就是爱尔兰的土地关系制度正在让位于英国的土地关系制度，小的租佃制度正在被大的租佃制度所排挤，正如旧日的土地所有者让位于现代的资本家一样。

　　准备了这一变革的主要事件是：1847年饥荒，这次饥荒的结果大约死了100万爱尔兰人；向美洲和澳洲的移民，这次移民又使100万人从爱尔兰的土地上消失而且还在继续使成千上万的人消失；遭到失败的1848年的起义⁹⁵，这次起义使爱尔兰的最后一点自信心也丧失了；最后是迫使负债的爱尔兰旧贵族拍卖地产的议会法令，这一法令把这些贵族从土地上赶走了，正如饥馑夺走了小佃农、转佃农和无地农民的生命一样。